杭州的飙车案出现后一直是社会热点,首先是对于案件的性质和车速的质疑不断,后来就是审判时的替身质疑,而当时的照片与庭审的图像确实差别很大,怀疑是正常的,刚刚看到报道说质疑的网友被抓了,罪名是造谣,这里让我感到更深的社会和司法问题,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的个案。

新华网讯:发帖质疑“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的天涯网友熊某被行政拘留,法律依据是【治安处罚法】第25条。看到这则消息,我们结合法律进行分析一下:治安处罚法第25条第一项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

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是:何谓谣言?何谓谎报?实际上就是你明知是假的而加以散布!如果不是明知是假的,就构不成谎报,最多是主观臆测!对于一个事情大家不相信,就有质疑的权利,也有发表质疑言论的权利,这样的权利是言论自由的表现,但是对于言论自由的限制,就在于对于你明知是虚假的东西还要进行质疑,你的主观是有恶意的,给社会客观是有危害的,当然应当承担责任,所以是言论自由还是散布谣言,法律的规定是清楚的,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却在中国的司法制度下产生了空隙。

本案是质疑警方,公开质疑本身不应当作为谣言,虽然是警方进行了澄清,这样的澄清社会就一定全部知道了,如果在不知道警方已经作出了澄清的情况下再进行质疑,应当也是合理的,更何况即使是但是你依然可以不相信可以质疑,没有依据说你是已经明知真相。所以这样的地追捕,等于是说警方说的一切就是真相,大家质疑就是明知真相的谎报了,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国【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何谓批评?就是批注、评论、评判,网友在网络上的质疑是宪法里面就有的权利,即使是对于警方的澄清,也不能就此说明没有继续批评的权利,这里要与谣言区别,在【宪法】同一条中还规定: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

对于胡斌大家可以看到当时的照片与庭审的时候差别很大,有怀疑是非常合理的,在警方澄清后继续怀疑是否合理,那就要看具体的事实,在这里就出现了中国司法制度的空隙:警方澄清后不允许怀疑显然是有问题的,但是要是把问题放到反面让你可以怀疑一切,不顾一切情况均可以质疑政府的问题,就会给一些别有用心的颠覆者以机会,也是不妥的,在西方司法制度里面,这个问题是解决的很好的,那就是让社会上随机选取的12个人组成陪审团进行判断和投票,如果大家都可以认为政府澄清的是合理而且你也应当明知了,证据就确凿了,否则就不成立,这样的心证的原则很好的解决了问题,而对于我们的社会一切需要实证,这样的内心是否认可的明知的实证就只有口供,而让被质疑的公安部门取得口供且没有沉默权,这样的公正是很难服众的。这样的司法空隙是我们的制度性的缺陷,法律是严谨的,是不能有制度性的空隙的,否则就会被人钻法律的空子,现在这样的案件就是在这个空隙上,如果按照疑罪从无,司法机关的做法就是有错误的,这是立法中的问题,在法制社会对于法律缺陷被钻空子只能是通过以后的立法解决。

我们再看一下,对于这样的案件,在西方的司法体系中,是否也可以这样的质疑呢?答案可能会令所有人意外,西方这样的行为得罪刑比我们的散布谣言要重很多,在西方这是藐视法庭罪,西方有一句非常强的话,叫做:陪审团永远正确!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证据而质疑陪审团所做出的判断,你要承担很重的刑事控告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没有陪审团这样的机制,最后这样的权利就交给了皇帝,重要的案件都要皇帝勾决,普通的案件也可以由于御史等等的弹劾到皇帝,而皇帝的钦差都有权放告等同于皇帝的权威,如果你没有下面审判人员舞弊的证据而质疑皇帝勾决之大案,你就有可能涉嫌欺君之罪,而如果你有证据变成审判的大臣欺瞒了皇帝,审判的大臣就是欺君之罪,这样的重罪保持了一个社会的公信力,所有的老百姓都相信皇帝不会恶意陷害你,并且以此为前提,即使是陷害那也是君要臣死的事情,而对于皇帝对没有威胁皇权的老百姓,也确实是不会陷害的,哪怕是昏君、暴君也是如此。

我们在历史的专制时代皇帝有绝对的公信力,谁怀疑皇帝的权威等同于造反;在西方的民主社会有法庭的公信力,陪审团是永远正确不许质疑的,而且西方的法庭还与宗教信仰结合,上法庭是要拿着圣经对上帝发誓的,而我们现在既不是西方的民主社会也不是历史上的君主时代,我们的绝对的公信力在哪里?如果没有这样的绝对公信力的存在,必定是要不你不让大家言论自由控制媒体,要不你就要面临公信力的缺失国家主权的不稳,而控制媒体和言论,人们表面上不说但是心里反对问题更大,而且在网络时代网络上的言论难以控制。

对于西方也不是媒体什么都可以评论和质疑,对于西方的陪审团的判断就是不能质疑,就如辛普森案件媒体就不可以说陪审团认定无罪是违法,也不能申诉要求重审,西方的陪审团人员是随机社会选取而且是法庭原被告双方共同认可的,陪审团庭审后做出决定是在指定地点由当事人双方在门外看着的,陪审团的舞弊在制度上就没有什么空间,这样把陪审团的公信力定义为无限,下面的做法就是西方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一切司法最终解决!法庭判定的事情是不能质疑上访的,除非你有特别的证据证明法庭存在错误。像中国这样没有证据的质疑法庭的审理,西方是违法国家法律的重罪,确实可以跨省追捕的。

我们历史上的最终裁决是皇帝,皇帝不会犯错误,但是我们知道实际上皇帝有很多错误,而且错误不纠正会导致王朝覆灭,但是大家同时要认识到保持皇帝的权威也极大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而我们现在的绝对公信力在哪里?我们什么都可以质疑,法庭终审以后还可以申诉、信访、上访和舆论谴责,而我们的司法腐败等等社会不公也确实存在这样的环境土壤,这样了无尽头的缠讼对于社会的稳定是巨大的伤害,我们不让这样的缠讼下面的枉法违法就更加猖獗,我们现在的制度没有一个具有无限公信力的东西,也就是社会没有这样的一个定海针!

我们应当有我们自己绝对公信力的东西,否则对于胡斌这样的飙车案,对于公信力就是巨大的考验,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造谣案,不让网民评论有问题,而让无限质疑去怀疑一切也是有问题,现在我们的公信力地丧失也与之有关,尤其是在当今社会国家的战争可以是信息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时候,颠覆一个国家可以不依靠武力的时候,对于国家安全都是重大的威胁。

对于一个案件,我们旁观者更需要的是通过这个案件想到如何改善我们的制度改善我们的生存环境,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我们需要开放对于媒体、网络的行政限制,但是我们需要有制度的制约不能有无限的自由,而我们接受制度的制约的前提就是这必须是一个好制度,深层次的制度问题是需要全社会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