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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军的高铁遗产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我初到中国的时候,刘志军刚刚当上中国铁道部长。八年来,我无数次乘坐中国火车到各地旅行,既坐过又脏又乱的普通列车,也坐过现代化的“和谐号”,将来肯定还会坐世界领先的京沪高铁。不过,中国高铁之父刘志军却没有机会以铁道部长的身份看到京沪高铁的开通了。

  根据报道,他因在铁路建设中的“严重违纪行为”而落马下台,有永远出不来的可能。一直对中国高铁寄予高度关注,也确实没少加以表扬的世界媒体,在这个爆炸性的消息面前多少有些震惊。不过,作为新干线旁边长大的日本人,我倒觉得此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它只是把日本的某段历史重演了一下而已。正如《国际歌》的第四段歌词,“矿井和铁路的帝王,在神坛上奇丑无比”,中国和日本都一样。

  1955年,曾参加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十河信二被任命为日本国有铁道总裁,相当于铁道部长。当时日本的铁路和火车全是战前留下来的旧货,其水平连印度的都远远不如。国际上,铁路界因为受到汽车和飞机的竞争而越来越边缘化,成为典型的夕阳产业。但是71岁的十河信二从一上台就决定建造一条新的高速铁路,把东京和大阪之间的路程从8小时减少到3小时。这条铁路将采用电力作为动力,两条铁轨之间的距离也与之前的标准完全不同,因此被称为“新干线”。此前日本不但没有建设过这样的铁路,连试验都没搞过。再加上根本没有人投资,从总工程师以下的日本国铁所有职员都不相信新干线的可行性。

  但十河还是决定一意孤行,他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跑了铁路总工程师,任命自己的亲信岛秀雄接任。面对国会议员的质疑,十河一面辩护说“只是在进行原有铁路的改造工作”,一面利用媒体大作广告,最终争取到了新干线项目。后面的事情更为惊人,根据岛秀雄的设计方案,会计师计算出新干线需要3800亿当时的日元才能建成,远远超过日本的承受力,国会不可能通过预算。

  十河则命令会计师做一份假账交上去,欺骗国会说只需要1900亿,而且有办法借到世界银行的贷款。世界银行本来明确禁止投资新干线这种试验性项目,但十河把国铁在其他项目上的开支挪用过来秘密用于新干线项目,让世行相信新干线的修建异常顺利,于是贷款顺利到手。新线于1959年开工建设,建到一半时资金就用完了。正好此时十河信二的任期已满,他对首相池田勇人说:好了,世界银行的钱都借了,你看着办吧。

  十河的行为有严重违法嫌疑,池田当然知道。不过由于借了世行的巨款,日本的面子问题让他别无选择,于是只好从国库中拿出巨额资金用于新干线。在进行了3800亿日元的投资后,世界上第一条高速铁路——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线”于1964年10月1日通车。已经79岁的十河没有出席通车仪式,因为他已于此前被赶下了台。他的新干线和特有的“光”号列车却从此成了与富士山并提的国家象征,70年代从日本寄往欧洲的圣诞贺卡上,有一半都印着新干线的照片。

  1978年,邓小平坐上了“光”号列车,他评论说:“速度很快,就像推着我们跑一样,我们需要跑。”但他并没有在中国引进这种技术,因为日本铁路正在亏本运营。1987年日本国铁民营化改革时,国铁负债已经高达2270亿美元,负责铁路建设的国企“日本铁道建设公团”也欠了410亿美元,两个公司的总负债超过全国GDP的7%。不过,政府未必为此感到后悔,因为便捷的交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目前,日本正在推动建设一条采用更先进的磁悬浮技术的“新新干线”,它将把东京到大阪的时间缩短到仅一个小时多一点。当然,5年建成新干线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新新干线最早也要到2027年才能建成。

  刘志军堪称中国的十河信二。2003年我第一次坐中国火车的时候,感到火车又脏又乱,十分落后,而且真正要坐车的时候总是买不到票,与新干线有几十年的差距。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媒体上不断展开宣传,我才开始注意到铁路的变化。2007年发生了中日关系中的大事,日本川崎重工的E2高速列车克服中国“愤青”施加的强大压力,落户中国铁道,成为“和谐号”动车组CRH2型。按照媒体的宣传,“和谐号”都是由中国自行生产的,日方合作伙伴也没有表示反对。但我登上CRH2列车一看,发现洗脸盆上贴着塑胶纸,纸上写着“水”和“洗手液”。偷偷揭开,洗脸盆上原来的日文说明漏了出来,让我感到十分亲切。洗脸盆毕竟是一个简单的部件,从这个细节可以猜测,这列火车的国产化率不会很高。这个情况显然不是我一个人发现的,左派也把刘志军当做“汉奸”“买办”,把CRH叫做“耻辱号”,指责刘不买中国研制的“中华之星”等高速列车而买日本货。现在刘倒台了,“乌有之乡”的左派们非常高兴。

  川崎和西门子的股东们也有理由感到高兴。2004年中国引进第一批时速250公里的动车组之前,刘志军把全国铁路装备制造商召集到北京——铁道部保持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些人全是他的下属——并告诉他们,这次的谈判由我领导,你们谁敢跟外国人接触就不要干了。在谈判中,刘志军成功使供应商相信,自己手里将掌握全世界一半的铁路建设资金,能决定每一个的前途。

  为了取得更多的订单,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和加拿大人在夏天的北京互相批斗,把几十年来互相搜集的情报提供给了铁道部,价格越降越低。最后,西门子公司的代表成了唯一不能与中方达成共识的人,而最终结果是——日法加三国各得一部分订单,德国人一点没有,于是西门子的代表回国后就遭到了解雇。三年后铁道部招标购买时速350公里的真正高速列车,西门子报出的价格竟比三年前的250公里列车还便宜,还承诺以8000万欧元的价格出售全车制造技术,这样刘志军就可以向媒体宣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了。刘志军还按西门子出的价格买了川崎的车,也买了全套制造技术。

  2010年7月,铁道部下属的工厂推出了中国第三代动车组CRH380,世界上最快的有轮子的火车。这种车又分ABCD四种型号,其中A型来自川崎,B型和C型出自西门子的技术。与前面两代,这种车理论上是中国自行研制出来的,川崎和西门子除了出售中国还不能自制的一些零件之外,不能获取任何收入。高铁的技术转让世界上有很多先例,但出现这样的结果却是从来没有过的。FT中文网已经发表了7篇分析和12篇专栏文章来讨论这一现象。

  出人意料的是,川崎和西门子不但放弃了在中国起诉铁道部的努力,甚至当中国向国外销售CRH380的时候他们也不准备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双方已经签署过了技术转让协议,还因为中国对许多关键的技术进行了改造,比如说日本列车的车头是用许多块钢板拼起来的,中国则依靠上海郊区的一台世界最大的水压机直接压出来;中国还利用秦岭的风洞测试了车头受到的空气阻力,并对其形状进行了修改。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修改后的设计允许山寨的列车比原型车运行的更快,因此即使告到美国、英国的法庭去,法庭也未必判中国侵权。

  光是列车速度提高这一点还不足以使中国高铁受到太多关注,高铁的精髓还在路本身。其实中国早就决定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修建高铁,只是在是否采用磁悬浮技术的问题上争论了二十年而已。刘志军绕开了问题,他既不建“高铁”也不提京沪线,而是利用每年春运人们抱怨买票难的时机,在其他地方开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建造完了之后再宣布其为高铁。北京到广州的“客专”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需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更是用一个隧道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相比之下,日本的“东海线”有许多转弯,列车必须减速才能通过,它的真实速度只有刘氏“客专”的一半多一点。刘的手法取得了奇迹般的成功,为数众多的反高铁派很少注意到客专和城际铁路的开工,只有在“高铁”二字出来的时候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那时高铁已经接近通车,说什么都晚了。

  “客专”本身才是中国优于日本和欧洲的地方,但它的代价是非常高昂的。刘氏客专在最便宜的地方也要7000万元才能造1公里,到了山区和地价高的地方,造价达到每公里1.3亿元以上。为了建设规划的1.8万公里客专,刘至少要两三万亿元的投资,而2004年的铁路投资仅有可怜的516亿。刘可能不太擅长作假帐,所以他把手头的所有项目集中起来,用老办法威胁银行——要么多借给我点,要么我就从别处借。2007年,刘在银行的支持下把投资增加到2000亿元,但好戏还没开始。2008年经济危机爆发,中国政府提出了4万亿救市计划,刘的高铁蓝图获得中央认可,得到了1.5万亿额外支持。于是从2009年开始,铁路投资超过了7000亿元,超过了军费,超过了刘上台前十五年的总和,刘终于实现了自己“控制世界上一半铁路投资”的预言。此时刘志军的谈判艺术又有了进步,他把钢铁公司和水泥公司的代表叫来投标,失败者不仅一份钱拿不到,还将无法再用火车运输自己的产品。

  刘在8年里一共修建了1.8万公里铁路,相当于原有线路的四分之一,其中客专有7000公里。现在正在建设的铁路长度为3万公里,其中客专1.3万公里,大部分将在2011年通车。以后,从北京出发,8小时就能到除了海口、拉萨和乌鲁木齐之外的任何一个省会。由于已经开工,这些铁路没办法停下来,今年的铁路投资仍将达到历史最高的8500亿元。刘志军唯一没能开工建设的高铁是从兰州到乌鲁木齐的“兰新第二双线”。但就在昨天,哈萨克斯塔总统在北京签署了协议,由中方负责修建阿拉木图到阿斯塔纳的高铁。据说这条铁路将采用中国的标准,可以连新疆却不能连俄罗斯,这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很大,可能促使中方再花钱把兰新第二双线也修起来。未来,越南、蒙古和巴基斯坦也都有可能通过改造自己的铁路来加强与中国的联系,中国肯定会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铁道部还将得到更多的投资。

  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我做了这么多年火车,没见一个列车员说过领导的好话,大家都对低水平的工资非常不满。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他认为,刘“跨越”——刘志军因为经常说铁路要实现“跨越式发展”而得的外号——眼里只有铁路,从不考虑职工的感受。在刘的领导下,铁路职工的生活水平降到了1923年二七大罢工以来的最低点,经常连续一两个月在列车上度过,连饭都吃不好。更糟糕的是,刘志军在人事上也是雄心壮志,说撤铁路分局就撤铁路分局,谁要是对领导不满意,就会马上失去体制内的铁饭碗。

  “刘跨越”的政治生命结束了,铁路的难题却刚刚开始。铁道部和铁路网如何处理?在日本,新干线修建完成之后一直亏损,直到日本经济起飞后的八十年代才开始盈利,于是政府就在1987年对国有铁道实施了民营化改革。按经济规律说,中国铁路迟早也应该民营化。但刘志军造成的局面比十河信二要复杂得多,因为他的高铁网太超前,对经济规律缺乏尊重,难以实现盈利。

  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铁道部改制的话,改造出来的新铁道公司可以破产吗?如果它被禁止破产,那它就还是铁道部;如果可以破产,这个负债率为70%的公司离破产就没多远了;如果把“坏的”资产拿走,只让“好的”资产上市,那中央政府通过银行借给铁道部的2万亿元资金就收不回来了。此外,铁道部还凭借着自己的“永远不会破产”的形象获得了大量商业银行投资,如果这个条件消失,投资的资金链也将断裂,政府可能需要花更多的钱来救市。在中国,欠人家两万元会带来很大的压力,欠两个亿就要轻松得多,欠两万亿根本就等于绑架了债主。接替刘志军的新部长,其实一点压力都不用有。

  撤销铁道部还将面临政治上的挑战。日本国铁民营化运动的裁员人数是44万人,而且国铁本来就是企业,中国的铁道部则是政企合一的“铁道省”,拥有自己的警察、法庭和检察院,其职员们普遍认为自己不但不应该被裁员,反而应该为八年来的辛苦获得补偿。民营化,这一必然要经历的过程将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可能发生那位列车长所想象的“全路大罢工”,或局部的混乱。中国准备好了走过这个痛苦的过程吗?

  或许,解除铁道部对中国的“绑架”,要比铁道部“绑架”中国困难十倍。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邮箱:kyoshikazu@gmail.com

前言:

中国的自由派,无条件信奉西方,特别是英语民族(美英)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政治上主张多党制,经济上主张彻底的私有化和“完全”的自由市场,对外关系上主张完全“融入”所谓的(以美国西方为主导的)“现代主流文明社会”。他们把上述主张抽象为“普世价值”,以宗教般的虔诚来信奉,并作为他们评价所有世界问题与中国问题的唯一标准。据此,他们站在了当今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对立面,也对中国青年一代的爱国主义精神极为抵制反对。

中国自由派的主要影响力,集中体现在若干被他们渗透的各类传媒上。他们大多数是片面的文科思维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全部),表达方式带有浓烈的“文艺腔”色彩,其对国家民族独立自主、工业化进程、完整的经济体系、货币金融的本质、国际军事及国际战略的理解,甚至不如众多的普通网友。

中国自由派偏执的信条,知识结构的重大缺陷,扮演 “公共知识分子”与“意见领袖”的强烈愿望,再加上几乎连一分钟都不愿停止的表达冲动,导致了他们一系列曲解历史、曲解现实的表述,一再出现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体系中。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今年,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九一八事件爆发八十周年),苏联解体二十周年(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都和中国近现代走什么道路这一重大命题密切相关,中国自由派自然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他们已经开始了其早已进行多年的“影射史学”活动,通过对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曲解评价,将矛头全部指向当今的中国模式与中国发展道路。

但是,心气再高的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无法否认这样一个铁的历史事实:拥有世界最强大阵营英语民族(美英)长期支持的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百年后,始终在中国扮演的是可悲的边缘化角色,不论在旧中国整个国家民族需要救国救亡时期,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力进入快速上升通道时期,不论中美关系处于对抗状态下,还是处于合作与博弈交织的正常状态下,都是如此,这对中国自由派而言,显然是莫大的难堪。奢谈百年辛亥的中国自由派,恐怕更应该想想自己的“百年边缘”。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苏联解体后,前者担任过俄罗斯外交部长,幻想不惜一切代价融入美欧“主流文明社会”,后者担任过俄罗斯代总理,主持了引发全面经济社会灾难的休克疗法和全盘私有化,这两个人是俄罗斯激进自由派(俄罗斯称为“民主派”)的典型,毫无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短暂登上历史舞台,完全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改革和叶利钦的掌权。在造成了俄罗斯巨大的经济社会灾难后,他们又沦落为边缘人。中国自由派“百年边缘”的难堪处境,使得他们象渴望得到呼吸的空气一样,渴望中国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渴望摆脱自己“百年边缘”的历史宿命。至于他们“掌权后”必然给中国造成俄罗斯式的巨大灾难,他们想都不想或根本无所谓。

中国自由派在自己渗透的媒体上标榜什么“在这里读懂中国”,可惜1840年以来的历史告诉中国人,只有从国家民族独立与工业化体系建立这个视角,才能真正读懂中国。

 

真正读懂中国:建党九十年、独立自主、工业化与国防

1840年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亡国危机中,国运直线下降,拯救国家民族乃至每个个人命运的关键,只能是以信仰的力量,组织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摆脱半殖民地地位的独立自主的国家,进而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

腐朽的晚清政府做不到这一点,辛亥革命后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也做不到这一点,辛亥前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面对如此艰巨复杂的任务,软弱无力,束手无策。

历史给了所有主义以机会,但它们都没有完成拯救中国国家民族命运的使命。

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新中国,做到了这一切,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防体系得以建立(现代农业同样要依靠工业体系提供的良种、农机、农药、化肥等工业产品,绝大部分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更加离不开工业体系的支持),由此中国国运进入快速上升通道。

我们认为,这才是读懂中国的根本线索和思路。

中国自由派的“读懂中国”:影射史学与“末日论”针对中国模式

中国自由派依照其“普世价值”标准,对新中国的诞生一直持“精神抵制”心理,据此,他们发展出了一套影射史学,按他们的“普世价值”理论评价中外历史,矛头只有一个:1949年以来的中国模式发展道路。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包括了对美英、欧洲、苏联、日本、印度等国历史的评价,也包括了对晚清和民国历史的评价,所有评价不论直白还是拐弯抹角,结论只有一个: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是一个历史错误。

但是,中国模式60年的发展,完全不支持中国自由派的结论。为此,中国自由派开始贩卖某种类似“末日论”的东西:别看中国现在发展的很快,但只要中国不走我们信奉的“普世价值”道路,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崩溃,在全球“中国崩溃论”大合唱中,中国自由派的声音显得尤为尖锐刺耳。

依据这套影射史学和“末日论”理论,中国自由派极力夸大(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中国高速发展中的社会问题,并反复论证只有根本改变体制才能解决问题。与此同时,对美国西方印度等国同样出现甚至更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自由派则竭力无视或缩小,最后再来那么一句“只要走上普世道路,这些问题都不算什么问题。”为了贩卖“末日论”,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主义者,对中国公众的爱国主义,对中国公众欢迎国家取得的进步,表现出了特别不能容忍的偏执。

与类似“假先知”的中国自由派不同,中国官方,大部分学者及公众,对中国和世界问题的评价是理性客观的,即为中国模式取得的进步感到自豪,又清醒地看到了中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且都在探索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

 

中国自由派:媒体人的角色与形成原因

部分媒体人士是中国自由派中特别活跃的部分,他们深受美国西方新闻学的影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中国权力体系中独立的一极。

他们不知道(或不愿知道),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资本”,以“资本控制国家”的典型美国为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之上是控制美联储与华尔街的资本,传媒作为资本控制下的企业工具,监督三权是顺理成章的。

为了传销他们的“普世价值”,中国自由派特别需要维护一个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的神话般的美国西方,所以他们根本不敢谈美国传媒的“政治正确”潜规则,根本不敢谈美国法律对多少类“言论自由”是不保护的,否则按“普世大本营”美国的标准,中国自由派的很多言论,不仅逾越了道德底线,也逾越了法律底线。

金融危机后,美国公众在网络上表达了对美国“资本专政”体制的极端愤怒,由于涉及到更深层次的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终极信仰冲突”,这些愤怒很多时候以极为激烈的话语形式表达出来,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中国网络上的“左右论战”及“民族主义与普世价值论战”。

对这类激烈言辞,中国自由派是会“捍卫美国人民反抗暴政的自由”呢,还是会诅咒美国公众是“民粹主义”、“义和团暴民”?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

 

中国自由派最大的悖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

“政治是经济最集中的体现”,政治与经济的相互适应确定应该是动态的,但持续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合乎逻辑地证明了中国政治体制是合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体制。

中国自由派认为,中国经济越是高速发展,就越是证明中国政治体制不适应,与此同时,对世界上大多数经济发展速度远落后于中国、甚至陷入停滞中的国家,中国自由派认为“问题不大,因为人家有万能的普世价值”。

为了维护自己的偏执信念,中国自由派只能不顾一切,把人类正常的逻辑思维扭曲到极致。

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认为美国西方的自由民主是“人类社会形态进步的终点”,“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成”,最近他却认为“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中国模式虽然无法输出(中国也根本无意输出),但对中国的发展还是意义重大的,而美国模式则越来越思想僵化,无力应对长期财政挑战。

美国保守主义评论家帕特·布坎南,则以一连串的反问,质问为什么中国要仿效美国:政治家们宝莱坞式的表现,不能平衡预算,州政府的财政破产,制造业外流……并认为,到了用别人的眼光来看我们美国的时候了。

美国学术界的反思是令人尊敬的,我们捍卫中国模式的人,同样需要具备深刻的反思和忧患意识。

 

辛亥百年、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中国自由派对辛亥革命的评价,总体而言就是一句话,你看,大清朝不搞西方式宪政改革,最后被推翻了吧。(有趣的是,部分反对一切革命的自由派,对辛亥革命是坚决反对的)。

辛亥革命前的晚清,政治上是腐朽的封建王朝统治,经过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及八国联军战争,又彻底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巨额的战败赔偿压得国家民族喘不过气来,关税主权与法律主权丧失,民族产业在外资产品倾销的围剿下步履维艰,租界与外国军队遍布全国战略要地,国家民族处于破产崩溃的边缘,至于有人说什么当时中国GDP世界第几,更是毫无意义,对自给自足农业为主的经济体,今天的GDP概念根本不适用,更别奢谈什么与当时先进工业国对比了。

今天的中国,是独立的政治军事大国,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最稳定的世界主要经济体。

把中国这样两个时代硬是划上等号,并据此展开什么“学术研讨”,只能说明中国自由派为了立场先行,已经彻底抛弃了起码的学术逻辑与严肃。

在那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晚清政府不论搞皇权专制还是君主立宪改良,都不过是在调整远远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上层的利益格局,都是死路一条,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进步意义是无庸置疑,当然,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辛亥革命之后的一战与巴黎和会,是对刚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国自由派的致命打击:他们寄予奢望的美英法无情地在巴黎出卖了中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五四青年的爱国运动,让中国看到了另外一条拯救国家的道路。

 

“民国范儿”、“黄金十年”与苏联五年计划

同样基于“影射史学”的需要,中国自由派一向热衷于以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民国研究”,一时间“赳赳民国”、“民国范儿”、“黄金十年”此起彼伏。

中国自由派,推崇“民国范儿”,主要是特别怀念民国时代极少数知识分子的所谓“优越地位”。

这个所谓的“优越地位”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当时中国80%以上的人口是文盲;是由于全国普遍极端贫困落后而极个别大城市畸形繁荣。

中国自由派以强烈的自恋心理,怀念这样畸形的所谓“优越地位”,直观地表明他们站在了整个国家民族和广大人民命运的对立面——最起码也是看客。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是拥有国家民族意识的,他们根本不屑于这样的“优越地位”,他们参加中国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民国范儿”。

怀念“民国范儿”的中国自由派,对新中国成立之后,通过推广简化字与全民扫盲,为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奠定基础这项工程的巨大社会进步意义,是感受不深的,部分人甚至抱有本能的抵制心理。

所谓“黄金十年”,始于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终于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称这十年为“黄金十年”,显然使得黄金大为贬值,因为这十年国民政府的总体发展战略是根本错误的。

当时的中国不仅面临着各帝国主义的直接剥削压迫,更面临着日本军国主义日益凶狠的蚕食乃至全面侵略。不顾一切建立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化工业和军事工业体系(哪怕不完整),是应对未来巨大威胁的唯一选择。

但是,国民党的反共政策与买办路线(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被英美控制),割裂了自己同广大工农群众的联盟,丧失了动员组织广大民众强行军建设国家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的可能性,在对抗日本军国主义的全面侵略战争时,这十年在轻工业、交通等领域取得的进展,只具有十分局部和有限的意义。在全民抗战中,中国的工业体系不要说生产飞机、军舰和坦克,甚至连重炮和重炮炮弹都难以生产,只能依靠外援,轻武器的生产在数量和质量上也远远落后于战争需要,这导致了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无法有效动员,国家民族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和牺牲。

对比一下当时的苏联,沙俄在一战前早已大大落后于美德英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由于一战和内战的巨大损失,苏联1925年才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钢铁电力远远落后于西方,汽车、飞机、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等最新的大工业一片空白。

1928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只有战败国德国的40%,更只有美国的10%左右,斯大林和苏共认为“要么在短时间内赶上帝国主义国家,要么被帝国主义国家打翻在地”,他们还专门把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当成反面教员:“因为中国没有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想什么时候侵略就什么时候侵略中国”。

和国民政府的“黄金十年”同时期, 1928~1937年,仅仅通过两个五年计划,苏联就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工业大国,建立了比较完整强大的重化工业与军事工业体系。

诚然,沙俄的底子远强于晚清和北洋时代,但战争中苏联的敌人德国也远强于日本,而且侵略苏联时,德国还拥有法国和几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业力量,而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因为与更强大的美英进行海军军备竞赛,导致其侵华主力陆军的装备仅比欧洲大国一战时的水平略强。

结果就是,苏联凭借强大的工业力量与动员能力,即使战争初期蒙受了巨大损失,但还是打垮了德国陆军主力,解放了全部失地和整个东欧,并攻克了柏林。

这些基本的事实数据,在网络时代是任何一个网友都可以轻而易举获得的,边缘化的中国自由派说什么“民国范儿”、“黄金十年”,除了在自己的小圈子里自娱自乐之外,在网络上被广大网友、特别是军迷网友尽情嘲讽就是完全不可避免了。

新中国的领袖们是从长期艰苦的战火中走出来的,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让他们认识到,没有强大的工业体系,就没有强大的国防,中国的国家安全就时刻受到巨大的威胁,只有从这个背景出发,人们才能对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包括大跃进时的某些急于求成有客观理性的全面认识。

 

九一八事变八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中的“果粉”)的“影射史学”:1931年9.18日本关东军侵占东北,完全是张学良的责任,与蒋介石国民政府无关,蒋介石忍辱负重,是为全面抗战做准备。

这样的曲解毫无意义,因为当时张学良已经改旗易帜,是蒋介石国民政府任命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司令。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不抵抗政策”上是一致的,他们幻想,九一八事变不过是1928年“济南惨案”的翻版,幻想在国联的调停下,“以公理战胜强权”,日军可能撤退,这是典型的“跪着办外交”。

1931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还在持续,穷光蛋帝国主义日本的经济社会危机尤为严重,日本军部中下层好战分子妄图用军事冒险来转嫁摆脱危机,但侵略东北不仅可能同整个中国对抗,也是完全不符合苏联、美国、英国利益的,如果同中国军队的战争陷入胶着,日本是难以收场的,所以不仅日本政府财阀主流不支持,连日本军部也存在着强大的反对关东军冒险的势力。

但是,冒险却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而意外成功,“果粉”说什么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为全面抵抗备战赢得了时间,是完全的无知:东北极为丰富的煤、铁、粮食、木材等资源极大地增强了日本的国力(失去东北则极大地削弱了中国的国力),“赢得”的几年备战时间远远弥补不了失去东北而造成的中日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南京国民政府的极端软弱更是刺激而不是阻止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

关于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自由派一直在贩卖着这样的“影射史学”:日本全面学习西方,所以成功了;晚清只想在经济上学习西方,政治上不学习西方,所以失败了。

日本经济上引入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但始终是更接近德国的日本特色资本主义,而不是美英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至于政治上,引入的西方议会内阁制仅仅是张皮,因为军队完全直属于天皇,议会内阁不仅没有军权,而且还由于内阁中的陆、海军大臣要由现役军人担任,军部可以通过撤出陆、海军大臣随意让内阁倒台,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政治。

日本统治者是冷酷的帝国主义者,而不是中国自由派这样对世界本质无知的“ 天真汉”,他们清楚,不学习美英西方大肆扩张建立全球殖民地的行为,仅仅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缺乏资源市场又技术落后的日本,不仅完全发展不起来,原始资本主义的残酷也必然造成日本社会的动乱和崩溃。

侵略他国,掠夺资源和市场的一系列“赌国运之战”(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偷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是日本得以迅速工业化的基础。二战失败后,迅速恢复发展也是因为这个工业化基础,特别是这个基础造就的大量科学技术人员、熟练工人及管理者,比较1945年后的日本和1949年后的中国,绝不能不考虑,日本战前就可以生产航母、飞机和世界最大的战列舰。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中国自由派的“影射史学”:你看,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垮台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不行吧……什么,联合国统计2005年俄罗斯各项发展指数才恢复到苏联解体前的水平?那…那…那是因为旧势力的阻挠,改革不彻底,普京开历史倒车……反正我们自由派的主张永远是正确的,错误和灾难都是别人造成的。

苏联解体,是个对俄罗斯、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重大启示意义的课题。

第一,不能否认,进入1980年代,苏联确实在政治、经济、国防、乃至精神信仰方面,都遭遇了一场深刻的危机。

第二,但是,这场危机,根本无法同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西方大国干涉战争及内战的危机相比,也根本无法同1941年底德国军队打到莫斯科城下的危机相比,这两场重大危机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都显示了强大生命力,战胜了危机并都使苏联更加强大。

第三,假设苏联没有解体(虽然历史的假设不成立,本文仅进行纯学术逻辑探讨):达到“不解体”这个目标并不需要什么超人政治家和雄才伟略的大师,更不需要苏联公众付出1917年和1941年时的巨大代价,仅仅需要领导层和公众谨慎行事并进行必要的战略收缩,而不是采取戈尔巴乔夫不计后果的自杀方式,那么,刚刚因为越战失败和经济危机在1970年代陷入困境的美国,是否有力量通过里根经济学巨额负债的方式走出危机,就很成问题了,因为这需要美国拥有对欧洲、日本和第三世界的绝对干预力量,对国际关系常识了解的人都知道,当时的欧洲和日本已经对美国的经济金融霸权发起了猛烈冲击,而且欧洲和日本,都存在着借重苏联来平衡美国控制的强大政治经济势力。

理论上,只要苏联顶住了这场危机,那么美欧日三边竞争只能更加剧烈,美国走出1970年代全面危机将变得更加困难,中国、印度两个大国工业的快速发展,也将使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迅速上升,并给苏联带来转机。

今年同样是海湾战争爆发二十周年,中国自由派把美国对伊拉克的胜利,归结为什么“自由”战胜“专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国自由派对军事的完全无知:美国利用了苏联解体前夕的瘫痪状态,调动了本土和驻欧洲准备用于同苏联红军打世界大战的军事力量,远弱于美国的伊拉克是毫无机会的,这同体制问题毫无关系,换句话说,当时美国、伊拉克互换体制,战争结果一样毫无悬念,同二战德国击败比利时一样毫无悬念。

没有苏联解体前的瘫痪,美国是难以下决心调动本土、驻欧美军主力全力打击伊拉克的,而海湾战争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美国控制中东、利用石油美元维护美元全球霸权的力量。

第四,苏联解体确实需要从政治、经济、国防等综合因素全面研究,仅仅归“功”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少数几个人肯定是远远不够的,这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相关论著很多。

这其中,意识形态传媒战场具有十分突出重要的意义:归根结底,超级大国苏联没遭受军事侵略,也没遭受全面经济封锁(虽然美国动用了粮食战争、石油战争等手段),它是完全败在了意识形态传媒这个决定性战场了。

在建立了足以与美国抗衡的军事力量之外,社会主义苏联——而不是解体后的俄罗斯——建立了全社会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保障体系,苏联1917年后大大缩小,但却没有赶上美国的生活差距。

“只要采用美国的制度,就可以和美国人一样生活,还能享受西式民主自由”,这是苏联解体前,苏共中央失控的、被西化理论主导的各类传媒讨论一切问题的核心。美国是刻意,苏联则是无意识地抹去了一个致命的根本前提:美国拯救危机可以依靠美元的霸权地位或滥发货币或高额举借外债,苏联,包括世界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这个条件。

受美国资助的苏联各类传媒,极端夸大苏联的社会问题,煽动对1917年以来苏联体制的歇斯底里仇恨,拒绝任何理性谨慎与可控的改革模式,“一起问题,只有推翻现体制才能解决!”

必须认识到,当时的苏联,不仅是知识界、而且领导层和公众的主流,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这套洗脑传销,广大党员、公众对苏共解散、对主张“全盘西化”的叶利钦等人,违背公众(通过全民公投)保存联盟的民意,使苏联解体,都因为这个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保持了平静”。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正在中国重复着当时苏联自由派(“民主派”)的老套路。

第五,评价苏联解体对俄罗斯的影响,标准只有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基本事实数据。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很快按美国西方的“药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行休克疗法,全面私有化和全面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的彻底改革,结果呢?几年之内,国民经济下降50%,超级通货膨胀,大部分人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和养老金,金融寡头的形成导致社会贫富极为悬殊,人均寿命下降近5岁,既没融入北约、也没融入欧盟,国防军事力量一落千丈,北约东扩到了家门口……这样的“全面改革”,符合的是美国而不是俄罗斯的利益。

这些简单的基本事实数据,胜过中国自由派所有的曲解评价。

 

休克疗法、全盘私有化与犹太裔金融寡头

苏联解体后,代总理盖达尔在总统叶利钦的支持下,于1992年初在全国推开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力荐的“休克疗法”。

第一步是放开全国90%的消费品价格和80%的生产资料价格。结果不到半年物价暴涨,全面通货膨胀,工业品批发价格上涨了13倍以上,企业生产被大大压缩。

第二步是为控制通货膨胀实行财政货币“双紧缩”,造成了经济的进一步急剧下降。

第三步是大规模私有化,一开始是将国有资产的约三分之一无偿平分给每个公民(每人领到一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后来则是进行国企拍卖。

叶利钦——盖达尔呼吁公众“忍受阵痛”,承诺经过短暂的“休克”之后,自由市场经济将得以建立,经济和人民生活将迅速好转。

结果呢?不仅经济下降50%,公众失去了大部分储蓄养老金,生活极为困难,最关键的是,所谓“公正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短短三四年,俄罗斯形成了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的金融寡头集团,他们的力量有多强大?连盖达尔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一度是由七八个商人决定国家大政方针,包括撤换总理。

意味深长的是,俄罗斯金融寡头的组成,并非自由派们到处宣扬的是苏联主要领导及其子女亲属们,这些人中的主力,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霍多尔科夫斯基、斯摩棱斯基、弗里德曼、阿列克别洛夫、阿布拉莫维奇等等,他们在苏联时代大部分都是社会普通阶层成员,也没有太大的财富积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犹太人。

考虑到俄罗斯1.5亿人口中,俄罗斯裔占大多数,犹太裔只有25万左右,不到0.2%,名列各民族26位,这个现象显然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和超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国有资产,每个公民手中的私有化证券,肯定大大贬值,但考虑到“民主俄罗斯”的极度腐败,认为这些金融寡头仅仅从苏联后期倒卖牛仔裤和烟酒中获得了足以形成寡头的先决条件,显然是不符合常识的,离开了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国际犹太资本的大力支持,他们是做不到这点的。

金融寡头控制了俄罗斯的主要金融、能源及传媒机构,动用巨大财力支持叶利钦,在造成社会经济灾难之后,依然在1996年再次当选,叶利钦时代,“民主俄罗斯”是标准的“资本控制国家”模式。

今天的中国自由派,特别是迷信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学者,同样也在中国贩卖“均分”国有资产和外汇储备的所谓“深化改革方案”。

普京的重大考验:反寡头与再工业化

接任叶利钦上台的普京,面对的是内外交困的烂摊子,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巨大的地缘政治灾难,认为俄罗斯第一次面临沦为二流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

为了把国家从腐朽的金融寡头手中解救出来,他一上台就首先向寡头们开刀,诚然,他依靠了“西罗维基”的力量(在俄罗斯,特指安全、军队及军工强力部门),但更多是依靠了公众渴望民族复兴与痛恨寡头的民意;别列佐夫斯基、古辛斯基流亡国外,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因犯罪而被投入监狱。

但是,普京是理性的,他没有恢复沙俄历史上的“反犹”狂热,在撤掉金融寡头的代理人总理卡西亚诺夫后,他任命了有犹太背景的弗拉德科夫担任总理,并同购买了切尔西足球俱乐部的阿布拉莫维奇保持了合作关系。

即使这样,也大大激怒了美国西方,这时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证明西方传媒“客观自由公正”的现象:因为叶利钦的政策符合美国利益,所以他炮轰议会、建立金融寡头体制、制定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总统制宪法,就成了“捍卫民主自由”,按这部宪法,总统叶利钦可以像换衬衣一样更换总理,至于撤换部长,那更是随心所欲到极点,不少部长是在出差时在机场新闻广播中得知自己被撤职的,这让一个笑话一度在俄罗斯非常流行:“赫鲁晓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吃上土豆烧牛肉;戈尔巴乔夫承诺,上台后每个人都有新思维;叶利钦承诺,上台后让每个人都当一次总理”。

而普京,因为政策不符合美国利益,虽然他继承了叶利钦的宪法,包括他担任总统后担任总理,也完全符合自由派最大声呼吁的“程序正义”,但他依然被称为“专制独裁”。

中国的自由派,也鹦鹉学舌般吹捧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民主自由”,攻击普京“专制独裁”。

苏联解体、休克疗法与金融寡头统治,对俄罗斯造成了毁灭性的“去工业化进程”,今天,对发誓要推进俄罗斯现代化的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而言,“再工业化”是他们面临的最为艰巨的挑战,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是怎么突出都不过分的,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俄罗斯就有沦为“大号沙特”或“大号加拿大”的危险(其实现在俄罗斯的GDP已经与加拿大同一水平了,世界十名左右)。

苏联通过一系列坚定的五年计划,建立了独立完整、质量较高的现代化工业体系、科研体系及教育体系,虽然,这个体系也存在着进一步合理化改进的空间,但苏联解体、特别是工业基地乌克兰的独立与“投向西方”严重破坏了俄罗斯工业体系的完整,休克疗法更是对俄罗斯工业体系几乎造成了灭顶之灾。

普京稳定经济秩序后,利用能源价格上涨,部分恢复了俄罗斯的工业与军工,但总体而言,今天的俄罗斯工业、科研、军工和基础设施还在吃苏联时代的老本,民用工业规模仅仅是美国、中国的零头,也远远落后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基本上与巴西、加拿大、印度处于同一水平。这样的民用工业基础也造成一度强大的军工科研体系持续衰落,在核力量、太空力量、海空军先进装备方面,已经越来越难以同美国抗衡。

 

东欧剧变的“经验”:对中国没有什么太大借鉴价值

苏东剧变后的东欧“经验”,也是中国自由派津津乐道的话题,可惜,所谓的东欧“经验”,对当代中国,没有什么太大的借鉴价值。

第一,冷战中东欧依然落后西欧,这是事实,但这不完全是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因为从罗马时代起,东欧就远远落后于西欧,文艺复兴特别是工业革命后,东欧同西欧的差距更进一步拉大,东欧中最先进的东德,工业基础也一直远远落后于西部德国地区,这还要考虑因为德国在苏联的暴行破坏,战后初期,苏联惩罚性地将东部德国地区的工业迁往苏联的事实。

客观地说,社会主义制度实行四十多年,东欧一度追近了与西欧的差距,但确实没有消除这个差距。

这和比较1949年后,中国与美国、日本、印度的发展类似,也和比较1917年后苏联与美国的发展类似:不充分考虑实行某个制度时的国情基础事实,是根本无法严肃进行体制比较研究的。

第二,二十年后的今天,融入 “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加入了欧盟与北约的东欧国家(现称中欧或中东欧),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欧,并且在金融危机中,总体而言表现的更为脆弱。

第三,东欧国家,大的也就相当于中国的一个中等省份,大部分国家只相当于中国几个地级市甚至县级市的规模,他们愿意不需要独立的政治军事地位,不需要独立完整的工业和金融体系,把支柱产业交由美欧外资控制,这是他们的自由,但这对中国这样规模的大国,借鉴意义是很小的。

中国自由派硬要把东欧“经验”往中国套,这就相当于硬要把丹麦、挪威或新加坡、阿联酋的“经验”往美国套一样,是纯粹的无用功。

国进民进:国家控制资本、国企与民企

俄罗斯“休克疗法”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突出地证明了中国模式国进民进的正确: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国家控制资本,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包括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共同进步。

攻击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具体做法,要求极大弱化甚至取消中国政府调控经济的中国自由派,可能忘了美联储对世界主导货币美元的调控,忘了美军对试图脱离石油美元体系的伊拉克、伊朗的打击与恐吓——这是更直接更强硬的政府调控。

对国企特别是大型央企的具体做法和社会责任也完全可以探讨,但鼓吹取消国企、央企的中国自由派,应该知道世界范围内,金融、能源、粮食、军工、航空航天、铁矿乃至资本、超市的垄断现状,他们鼓吹的“充分自由竞争”,在当今世界这些领域根本就不存在——不是国企主导,就是私企甚至外企主导。新华社的“国家脊梁负重致远——中央企业十一五时期改革发展纪实”,充分肯定了央企国企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地位。

 

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进攻的优势远大于防御

苏联解体凸显了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极端重要性,在这个战场,进攻一方拥有的优势远大于防守一方,因为进攻、设置话题、甚至造谣的成本远小于防守、回应议题和辟谣的成本,各国网络舆情普遍的“习惯性批判”特点又放大了进攻方的优势。

二战德军的“闪电战”,是以坦克和俯冲轰炸机为快速打击力量,突破对手薄弱的侧翼防线后,迅速插入对手纵深后方,在对手没有充分组织动员的情况下瘫痪对手的指挥通信后勤能力,瓦解包围对手并取得胜利,这和二战中美英军队的一线平推战术形成鲜明对比,波兰、法国及欧洲许多国家被德军的“闪电战”迅速打败,苏联在战争初期也在德军“闪电战”的打击下损失惨重。

美国(西方)瓦解苏联就是采用了一场标准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放弃意识形态战场指挥,为此提供了极大便利(当然,美国还是综合运用了外交、军事、情报、粮食及金融手段),这使得整个苏联社会从领导到民众在极短时间内,仿佛进入集体无意识状态一样意志瘫痪,任凭国家土崩瓦解而漠然视之,即使后来俄罗斯公众知道抛弃自由派(民主派),知道需要强硬捍卫国家利益,也为时已晚,俄罗斯恐怕已经永远失去了恢复苏联时代世界超级大国地位的机会了。

今天美国依然依托其传媒及网络优势地位,在对其他国家进行着以“颜色革命”为目的的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美国这么做的另一个深层原因,是置其他国家于被动防守地位,防止对手利用金融危机后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和族群矛盾。

对中国而言,在意识形态传媒战场,防守是极为必要的,但仅仅防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防守方面对进攻方是天然劣势,而且长期的被动防守也很容易在中外公众面前丧失道德制高点,所以,在这个战场,即使中国的软硬件实力弱于美国西方,合理坚决的反击进攻也是十分必要的。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在苏联是悲剧,在中国是喜剧

中国自由派=科济列夫+盖达尔,他们追求的都是全面无条件融入“西方主流文明社会”,多党制及全面私有化,不同的是苏联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好歹还短暂“掌过权”(虽然很快就边缘化了),而中国自由派一直就是边缘化的命运。

中国自由派似乎在1980年代初显出了强大生命力,但后来他们肯定会为一个问题苦恼了几十年:为什么苏联东欧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就被“和平演变”,而同样受到美国大力支持的中国“和平演变”,二十多年了不仅始终没有成功,而且还愈加显得遥遥无期?要知道,中国同美国西方的力量对比,还远远达不到苏联华约同美国北约的力量对比。相信这个问题也让美国西方的决策者和观察家们感到了极大的困惑。

换句话说,为什么科济列夫和盖达尔在苏联(俄罗斯)上演的是悲剧,中国的自由派近三十年来上演的却是喜剧(他们多次“准确”预言的“中国崩溃论”,让他们在中国公众面前成为了喜剧和闹剧角色)。

第一,根本一点是,中国是在保持政治稳定前提下推进改革开放的,而苏联(俄罗斯)对政治、经济体制采取的都是激进的自杀式的“休克疗法”。

第二,如果说,美国西方联合苏联(俄罗斯)自由派打赢了一场意识形态传媒“闪电战”的话,那么美国西方联合中国自由派对中国模式的意识形态传媒战争,却打成了一场阵地战、胶着战:苏联解体、俄罗斯休克疗法的灾难,东亚金融危机乃至美国和全球金融危机,美国西方的制度神话一再受到中国和全球的强烈质疑,需要辩解的方面越来越多,按军事术语,美国西方和中国自由派需要防御的战线越来越长,薄弱地段越来越多,需要从进攻中抽调用于防御的兵力也越来越多,而中国模式的相对成功,客观上又使得中国用于意识形态传媒战场的进攻和防守兵力越来越强。

第三,美国西方,特别是中国自由派的战术, “几十年一贯制”,还是科济列夫、盖达尔时期的老套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出国留学、工作、旅游,美国西方过去的神话成了越来越多中国人口中的“不过如此”,这是中国和过去苏联的最大不同。

第四,网络的出现,凸显了中国自由派战术的落伍,因为年轻人获取知识更为迅速便捷,中国自由派费了半天劲,自我感觉极为良好的“雄文”,放到网上往往得到的是这样的评论“这些土包子,怎么还是几十年前的旧货啊,能来点儿新鲜的吗?”有网友认为“互联网早普及二十年,苏联也许就不会解体。”不少中国自由派哀叹在网络上受到“左派和民族主义的联合进攻”。

第五,很多爱国学者和爱国网友对中国自由派攻击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们还可以更加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美国西方的世界地位决定了中国自由派将长期存在(还要考虑美国对中国“颜色革命”产业化运作),在目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正面宣传处理不当就可能招致反感和副作用,中国自由派对“爱国主义”的攻击,恰恰作为反面教员把更多的青年人恶心成了他们的对立面,对此,我们应该感谢他们。

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爱国主义者与其把他们当成“第五纵队”,不如把他们当成德国在二战中的盟友意大利,老奸巨猾的英国认为,让意大利人当敌人比当盟友更有价值。

我们应该欢迎中国自由派,特别是其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扮演美国西方的“意大利式的盟友”,他们不仅阻碍了美国西方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也在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喜剧,为众多网友们提供着欢乐。

 

打脸党魁尼克松:评价科济列夫

让我们来看看尼克松对科济列夫的有趣评价。当尼克松向科济列夫请教新俄罗斯的利益问题时,俄国外长谦恭地说:“苏联的一个问题是过分卡在国家利益上,所以,现在我们将更多地考虑人类共同的价值问题(注:这很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及中国自由派嘴里的“普世价值”)。如果您有什么想法并且能够提醒我们该怎么确定我们的国家利益的话,我将不胜感激。“

事后尼克松评价说:“当我任副总统,后又任总统时,我竭力表明我是一个为了维护美国利益而搏斗的狗崽子(注:不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总统,使用最频繁的词组都是”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Interests)。在这方面,基辛格是个更大的狗崽子,有时候我还要向他学习。当苏联刚刚解体,新俄罗斯需要保卫和加强的时候,他的外长都想向所有人表明他是个多么好的家伙。搞不懂俄国人为什么不派他去慈善机构工作。“

尼克松的评价也完全适用于盖达尔和中国自由派,按中国青年网友们的术语,尼克松,“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的前总统,是个标准的打脸党。

即使尼克松曾经怀疑科济列夫的言行是场战略欺骗,人们也应该理解,当戈尔巴乔夫在美苏谈判中一再无条件放弃苏联的重大战略利益时,主导美国战略的冷战老手布什、切尼、盖茨等也曾多次怀疑这是不是一场阴险的战略欺骗,因为超级大国苏联并没有战败,而德国总理阿登纳、日本首相吉田茂都曾不放过任何微小的机会在美国面前捍卫战败国德国和日本的利益。

只能说,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科济列夫和盖达尔的言行,远远超出了文明社会人类正常思维的底线,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自由派中的原教旨自由主义者。

 

中国自由派对“百年边缘”的反思:救亡压倒启蒙

总是要求中国公众无休止地反思所谓“国民性”的中国自由派,有没有对自己“百年边缘”的命运,进行过反思呢?

有,最经典的就是“救亡压倒启蒙”,最新的就是“中国模式论所表现出的价值观,是以民族主义与阶级属性拒绝和解构普世价值及人类文明”。这,就是中国自由派的所谓反思。

如果我是一名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并立志于使中国自由派的价值观成为中国主流价值观,那我肯定会对这样的“反思”感到震惊和不可思议:理论上,把“救亡”和“民族主义”从“启蒙”与“普世价值”中剥离,这在“普世价值”大本营美国西方都是不可想象的,仅从美国、德国、法国、英国的国歌和美国的入籍誓词中就可以证明这点;实践上,这几乎相当于公开宣称,我们中国自由派,就是要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我们就是要“百年边缘”,“永远边缘”。

 

青年一代读懂了中国:让四代飞!

中国四代机的首飞,在中国网络上,特别是在各大军网上引发了近年互联网上少有的轰动,一个80后军迷写下的感言,让众多年轻的军迷们热泪盈眶。

青年一代真正读懂了中国: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国家民族意志、工业体系、科研体系与国防军工体系的整体进步结果。当今世界只有美国将四代机F—22投入现役,军事大国俄罗斯的四代机也才刚刚首飞一年,经济强大的欧盟、日本都只能依赖等待美国低一档次的四代机F—35。

四代机的首飞,标志着中国捍卫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的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同时,广大理性的军迷网友们,也坦率地谈到与美国的差距,谈到了中国模式在共同富裕、自主创新与民族产业升级方面面临的艰巨任务。

中国自由派大多数“非常正常”地对这件事保持了集体沉默。

1796年,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警告国民“迷信外国会产生罪恶”,他说“一个国家对另外一个国家热情的笃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罪恶。……这会让那些野心勃勃、腐化堕落、受到迷惑的国民献身自己喜爱的国家,反而背叛或牺牲自己国家的利益,却没有丝毫反感之情,有时甚至颇为自豪。”

这段话,很像是对中国自由派的警告:只要他们继续围攻公众的爱国主义,继续站在国家民族命运的对立面,他们就永远也不要奢望读懂中国,读懂中国的青年,他们百年边缘的宿命,也就将一直持续下去。

沙赫特与孔祥熙的天壤之别

通货膨胀历来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威胁,尤其是恶性通货膨胀(一种无法控制的通货膨胀,一般指每月通胀率50%以上)。德国在上世纪20年代初,物价曾在48小时内上涨一倍,前苏联解体时,也发生了严重通货膨胀。我国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曾经发生过12年间物价上涨85000多亿倍的恶性通货膨胀。

回顾历史,历史上的似是而非是很多的,这里我们要从历史的进程深度的理解恶性通货膨胀,在历史上有两个著名的东西方金融人物,一个是为希特勒创造经济奇迹的德意志银行行长沙赫特,另外一个是给中国解放前带来金融灾难的民国央行行长孔祥熙,他们都是实行得赤字性的货币和财政扩张政策,我们试图分析他们的政策环境的不同,来认识金融、货币、通胀的复杂性和关联性等等经济问题。

对于沙赫特和孔祥熙,他们都是经济的翘楚级人物而不是战争狂人,都因为对于后来战争的态度问题而失去了经济决策的大权,而我们对于他们的讨论也仅仅从经济建设的角度出发,把他们所属的政府的政治和军事的问题分离开来,让我们排除失真更好的认识这样的经济行为的效果,也不因为他们政府的其他错误而曲解、贬低、夸大他们的经济方面的评价。

纳粹统治初期,德国经济在金融业奇才沙赫特的治理下得到快速恢复发展,民众失业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纳粹德国的这段经济时期被人们称为“沙赫特时代”在这里我们不说纳粹后来的极端主义和侵略给德国和世界所带来的灾难,我们要从其经济成就来认识其经济政策的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1933年,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此时,德国政府的赤字仍然高得吓人,失业人数超过600万,莱茵河西岸地区虽然已被盟军在1930年6月归还,但却百废待兴;而且法国还占领着萨尔州,并企图用培植当地分裂势力和亲法分子的做法,通过全民公决,把这个州正式吞并掉。只要德国的经济形势不好转,法国人的这个阴谋就随时可能得逞。

在纳粹当局的努力下,到1938年,德国失业率降到了1.3%,而同期美国失业率为1.89%,英国为8.1%,这样对比一下,纳粹党宣传自己“创造了消灭失业的经济奇迹”,还真不全是在自吹自擂。 希特勒上任后的第二把火,烧向了德国几乎陷于停顿的经济状态,宣称要尽快让德国经济发动机高速并持续地运转起来。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这些实在的数据表明:纳粹当局的确在不长的时间里,创造了德国经济复兴的奇迹。 希特勒对内烧的第三把火,是重建社会保障体系、落实社会福利政策。希特勒上台后大力推选社会保险制度,增加和提高国民的社会福利,在通过“劳动美化活动”来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劳动环境的同时,还扩大了职工的有薪休假制度。纳粹的属下工会劳动阵线,在疗养胜地鲁根岛等地,修建了一批疗养院和旅馆。仅1937年一年内,全德就约有一千万工人享受到了这项福利。以上的成就,即使是放到今日,也是可以令世界各国难以企及的,如果希特勒那时立即死去没有后来的世界大战,希特勒会成为人类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东方的孔祥熙随着国民党的执政也登上中国金融权力的顶峰。1933年3月,孔祥熙从欧洲回国,随即于4月初出任中央银行总裁,积极协助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实施废两改元,以在中国确立统一的银本位币制。同年10月,宋子文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职务由孔祥熙接任这两个职务。孔祥熙于10月底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又于11月初就任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从此,他掌握中国财政金融大权,长达11年之久。他一反前任宋子文力图实行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实行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实行这一财政政策的结果是导致了巨额的财政赤字和公债数量的急剧增加,进而使得国家的财政更加困难。后来,由于受西方干涉主义经济思潮和抗日战争的影响,他又将赤字财政政策长期化,以此来促进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为国民政府坚持抗战提供军费。也就是说,他在长达11年的财政部长任内,基本上奉行了赤字财政政策。这样的政策在初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功地清洗了日本在华资产,同时给中国的抗战源源不断的输入战争的经济力量。

但是在二战以后,孔祥熙的政策导致的结果却与沙赫特的政策结果截然相反,中国出现了恶性通货膨胀,1937年可买2头黄牛的钱,到1948年只能买三粒大米。严重通货膨胀是国民党统治最终垮台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样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的货币政策,而德国由于有道威斯计划和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赔款,这样的货币投放力度远远多于民国当年,但是德国就是世界震惊的经济成就中国就是政府垮台的经济崩溃,而造成这样天壤之别的关键,我们通过历史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到有以下几点:

首先就是在德国非常好的控制了有关渔利者的投机,在德国当时社会上的高利贷者和民间金融,从中世纪以来的传统就是由犹太人经营的,犹太人的投机还造成德国1921-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但是德国对于这些金融势力的打击残酷到了肉体消灭的程度。但是中国的投机者是非常有传统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关键就是投机囤积居奇需求曲线非常刚性的粮食等等商品,这粮食投机中国的历史传统特别深厚,而国民党对于这样的投机控制不力,腐败横行,尤其是在国际资本面前面对洋人束手无策,中国的物资渠道实际上在上百年以前就逐步的被洋人所控制,没有自己能够控制的物流渠道就难以有效的遏制投机,因此在这样的投机下,恶性通货膨胀怎样控制?现在高盛开始养猪和ABCD四大粮商控制我们的粮站甚至到地头收购粮食,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是要深思的。

而希特勒的德国在实行粮食价格和钢铁价格的严格管制政策,抑制了刚性需求商品的价格飙升,从而很好的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幅度。这里从法律的条文与社会的公平是有冲突的,高利贷逼死人不偿命是有问题的,因此为了控制这样的物价就要有国家征用等等手段,法律上就要有显失公平、乘人之危和紧急避险等等的救济,对于非常时期的投机巨额利益进行限制,就如中国过去地主的高利贷和地租要断绝穷人生路的时候,法律再予以保护就引发了社会的巨大革命,而犹太人贪婪的金融投机的恶果也就是引发了社会报复性的仇杀,这些问题是有经济基础的,不能以历史英雄主义把事件变成个人的意志行为。

而对于控制货币市场和通货膨胀国家这样的控制力也不一样,德国人是世界上著名的遵守纪律的,其国家的传统也是一样,在希特勒德国由于法西斯的洗脑这样的意志纪律性又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德国人的纪律性使得国家调控经济的成本极大的降低,效果极大的提高。中国人是最讲究变通的,有空子就钻,当时的民国政府刚刚从军阀割据混战中走了出来,政府中各种派别和利益集团倾轧严重,最高权力为了统治权和利益平衡不得不进行多种折中和妥协,政策出台本身就受到各方限制而打折扣,政府的中下层官僚系统更是腐败逐利的天堂,相关政策到了下面还要扭曲变质,造成政府调控甚至成为了捣乱还不如不管,完全处于一种混乱的状态,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公信力陷于失控的边缘,这样一来经济上的压力就随时有可能变成政治上的动荡,而对于政治上的动荡的担忧又极易引发社会恐慌造成经济上更大的问题,促成经济的全面的恶性通货膨胀。

再者我们看到的就是当年德国建立了当年举世无双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劳动者的收入大幅的提高,并且使得德国的普通工人可以休假,甚至到外国度假,这样的举动实际上是提高了德国的社会内需,使得社会的购买力多元化而不是集中于大家恐慌的商品囤积,社会的发展提高了消化货币增发和积极财政的能力,新增发的货币成为了老百姓消费和拉动内需的动力,德国当年的公路建设和汽车消费就是如此。而我们还要注意得就是当时德国的经济环境,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多年,在各种生产领域有大量的过剩富裕产能,只要控制住粮食、钢铁等等需求曲线非常刚性的产品,老百姓的收入提高所带来的巨大购买力是一个被过剩的产能所消化的!

但是对于民国的政府,高昂的赤字性政策没有给普通老百姓带来收入的提高,更不要说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了,因此这样的超额发行的货币造成贫富分化的加剧,给底层老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这样的结果就是增加了社会动荡的矛盾,促发了社会的低层革命,一切再次推倒重来。社会矛盾的加剧,本身就会使得各种经济行为的隐性社会成本和国家管理成本极大的提高,这些成本因素也一定要让你在经济发展上付出代价。

民国当时是刚刚从封建自给自足的经济进入资本社会的转型期,社会的产能还是很大的不足处于紧缺经济的状态,即使是有了其他需求也没有足够的产能可以满足需要,这与德国等西方发生经济危机的情况是根本的不同的,经济危机是产能大量的过剩,所有的新增需求正好满足了过剩产能的需要,因此经济大发展,而中国当时刚刚结束战争百废待兴,根本没有过剩产能而是产能严重不足,在这样的情况下超额发行货币制造需求,结果一定是供给的严重不足,肯定要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在有通货膨胀预期的情况下,立即就会产生投机性和恐慌性的需求,这些需求是什么紧缺买什么而且不问价格的,这些需求会导致超量货币最后全部进入了投机和恐慌领域,加重那里的经济负担和通货膨胀。

对于德国这样的经济做法,世界各国在二战后虽然妖魔化了纳粹但是却普遍吸取了他们的经济经验采取了提高工人福利和工资、带薪休假和缩短工作时间等等的做法,我们书本上马克思时代的残酷剥削基本上成为了历史。而对于中国的解放初期,同样采取了建立福利体系、提高工资并且严厉的打击投机的做法,使得国力有了一个飞跃,成为了在朝鲜对抗全世界的联合国军的经济基础。但是对于这样的制度安排,还有一个关键的基础就是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基础,德国的世界大战的背后就是要求重新划分世界的资源版图,德国战败所以被妖魔化而西方现在可以实现这样的福利,背后就是可以通过货币的贬值而把泡沫输出世界得到资源,在西方幸福的福利背后就是西方各国在二战以后均从债权国变成了债务国,美国从资源出口国变成了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和消费国,美国的不足世界5%的人口消费了大约世界45%的资源,人均碳排放达到19吨,没有了资源保障也是不行的,而对于没有保障的东西,需要的就是国家强力控制,就如希特勒对于物资的控制,所以需求不是万能的,依靠需求拉动经济的前提是供给过剩的过剩经济。

对于沙赫特与孔祥熙还有一点的区别在于当时两国的科技实力截然不同,德国虽然战败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世界科技的中心,在此成为发展了划时代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学术中心,德国的奔驰、克虏伯、大众等等公司在汽车、钢铁、军工、化工等等方面是世界领先的,但是中国当年没有什么工业基础,更不要说是科技发展了,新兴的科学技术永远是承受各种货币金融泡沫最好的场所,而且通过这样的泡沫也是西方促进科技发展的一种机制,这样科技泡沫的损失是社会富裕阶层承担,承受能力强不会有社会动荡,而科技成功所带来的技术发展和经济力量,完全可以与增发货币所人为创造的财富对应,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国家多印了这样多的货币,而技术带来的价值,即对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节省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甚至超过货币的增发。德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成就是伴随着科技空前发展为背景的,就如当今美国这样的货币政策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也与美国的航天、网络、半导体等等全新领域的发展有关,所以科技的发展与金融的货币实际上也是紧密联系的,科技可以消化金融的泡沫,而金融的货币泡沫与科技结合后可以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向科技集中,通过货币的泡沫的再分配来促进科技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货币的泡沫找到科技的出口,货币的恶性通货膨胀就被科技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和财富所兼容并蓄了,因此更加深度的认识科技的威力和对于经济金融的影响,也是我们解读恶性通货膨胀和货币泡沫规则的一个钥匙。

同时我们对于沙赫特与孔祥熙的对比,更要有国际化的大视野,如果把这样的通胀和泡沫能够放眼到国际化的大视角之下,我们还会看到另外的结果,那就是一个泡沫的国际输出、输入和平衡的问题。对于德国的经济重建是依靠华尔街的债券的,道威斯债券和杨债券都是美国发行的,债券资金偿还战争赔款的同时也协助德国的经济发展,德国的当初的经济是一个高度的外向型经济,德国的通胀是可以向世界输出的,德国已经是一个与国际金融体系挂钩的货币体系了。而中国解放前的法币发行起初是挂钩英美货币,后来在战争贬值的需求下脱离了英美货币,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向外输出通胀的能力是不足的,更进一步的是在北方解放专政地主资本家的前提下北部的有产者带着所有的货币向南方逃难,革命政权专政取得的货币也要通过各种方式到江南购买革命斗争所需要的物资,这样的结果就是半个中国的所有货币存款都提取了到另外半个中国去消费,造成大量的货币通胀输入,这样的结果在北宋灭亡的情况下也发生过,当时的粮食价格就成为天价,其后南宋的物价一直是极大的高于北宋时代,在以贵金属为主要货币的时代都如此,以信用纸币的社会更难以承受。就如当今的美国大量的发行纸币而可以不通胀很高,背后就是全世界在承受它美元贬值的结果,这样的货币泡沫运作产生了巨大了利益,其中的泡沫规则是我们需要深入体会的。

我们的很多学者把腐败当作了一个重点,而且还特别强调一个重要的事例就是太子蒋经国上海打虎打到孔家人的时候就打不动了,以此来说明政府的腐败!但是我们要知道的就是那个时候的中国央行也是归四大家族所有的,孔祥熙的资产更重要的是他的金融资本,如果货币崩溃则他损失巨大,投机攻击金融是得不偿失的,他根本没有囤积居奇投机攻击金融币值的需要,蒋经国所查到的大量物资实际上应当理解为银行的战略储备,有关人等不怀好意的让不懂经济金融的蒋公子做了傻事,在这里官僚资本的立场与官府是统一的,因此所谓的腐败说是不成立的,是蒋介石的政敌和反对派的政治需要。而面对以公有、没收伪产和货币兑换等等手段在自己的占领区征收了大量货币的反对派、敌对派等军阀,保住币值就等于给敌人输送物资的资敌行为,因此主动让货币贬值也是不得已的事情,在民怨沸腾的时候,所谓的打老虎更主要的目的是打击掌握被征收货币的敌对方的大量采购行为和平息民怨的表演。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有很多似是而非的,同样的货币扩张政策却造成了经济奇迹和经济崩溃两个天壤之别的结果,我们的经济政策也是一样的,我们的一个政策出台的同时需要看到的我们的政策环境,我们的国际环境,我们的货币流动性是输出还是输入,还有我们的司法公平、公信力、社会保障、科技实力等等对于货币政策有绝对的影响,但是我们的经济金融问题分析思考时,对于这样的间接影响的重视是不足的,很多政策别的国家可以做,我们却做不得,南橘北枳的故事会真实的发生的。

360需要的,不是打工者

——在360新员工入职培训上的讲话
我想给新入职的同事讲一讲我的期望,再提几个建议。我这个人喜欢说真话,不喜欢说漂亮话,因为漂亮话没用。但说真话,大家可能不爱听。
首先,大家一定要明白,你自己来360到底想获得什么。
我觉得,第一你一定得在360学到能力,学到本事才行,因为你将来要行走江湖,要成名立万,靠的就是能力和本事。在座的大多数既不是高干子弟,也不是富二代,跟我一样都是平民子弟。不少是第一代来北京的移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的双手和头脑。你要想成功,本事是最重要的,其他都是虚的。公司有没有名气、午饭有没有鲍鱼、给你什么title,都是虚的。title这玩意最骗人了,你真要想有个好title,我建议你回家自己开一个公司,自己就是CEO啊!可能还会有人说上班开不开心很重要,但在公司最艰苦的时候,你很可能不会开心。所以,最重要的,是在于你在360能不能学到东西,能不能锻炼出能力。在360,只有有能力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资源和更大的舞台。
换句话说,360只是一道门,现在它向你们打开了,但你能走多远,要看你自己能锻炼出怎样的脚力。
可能有的人要说,我就想找个地方混一混。其实,一个公司大了以后,也一定有地方可以混,我也管不了每一个人。但是,我在互联网行业里干了十多年,看到了很多Loser。他们都是太聪明,把自己混失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混日子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想一想,你35岁以后还能混么?那个时候会有更多的年轻人,他们比你更努力,比你更能干,要求也比你低。你要是没学到东西,没锻炼出来能力,他们会代替你的。能力是不能混出来的,而是学习出来的,是锻炼出来的。结果,你在企业里只把年龄混大了,能力没有提升,那么你人生道路会越来越窄,也丧失了你最好的学习机会。
所以,如果你不喜欢360,你一定要尽快换,尽快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找到一个值得自己去投入的事情,至少你不会浪费自己的生命。如果你选择360,仅仅是因为公司的名气,就想混,吃亏的是你自己。想想,你再能混,能混我多少钱啊?你一年混我20万,5年一共也才混我100万啊,这对我来说没什么,但是你在这里白搭了自己5年的时间。你5年的青春值多少钱?难道只有100万吗?
这话我不仅对新入职的同事说,对很多大学毕业生都是这么说的,是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即便你不是来到360,你去别的地方,也值得思考这个问题。
你再看看你的周围,是不是也会发现有混日子的人?有些人在那里混,混得都离不开公司了,结果丧失了竞争力。要知道,靠自己省吃俭用攒出的工资,是攒不出一个人生来的。你要在360发财,有可能,前提是你的本事要达到一定的层次。
有的人可能会问:周鸿祎有钱了,为什么干得这么带劲儿?我可以直截了当地告诉你,在360,我其实是在给大家打工。我做360这件事,是因为它让我激动,干这件事能大大地满足我的成就感。
那么,在360到底能学到什么本事和能力?很多,比如好的方向、经验和执行力、领导力、沟通能力、团结别人的能力、市场营销的能力等等,有太多的能力是你可以在360学习的。你可能又会说,在别的公司也能学到啊!我可以跟你说,你在360,掌握这些东西,学会这些本事,能比在其他公司时间更短,速度更快。
我也希望你们能拿到360的期权,这很简单,这是我们行业的规则。这个公司我不是大股东,投资人是大股东。我们所有员工的期权加起来也是一个很大的比例。我们都希望公司最后能够上市,做到像百度和腾讯一样规模,有一个不错的市值。我也希望很多人能淘到第一桶金,解决你在北京买房子的钱还是有机会的。
但这些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在360必须要努力,必须要做得好,这样你才能锻炼自己的很多能力,成长的也很迅速。除了发财以外,你的能力和本事还能给你带来影响力,给你带来好的声誉。现在,即使敌人提起我,都会说周鸿祎做产品很牛,现在互联网上做客户端做得好的,除了QQ,不是我做的,就是我手下做的。但如果我手里没有东西,我天天在这里吹,说老周是中国最会做客户端的人,打死你都不会信。
所以,只要你在360踏踏实实做下去,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可能做成功一件事情。这件事可能很简单,比如说打补丁,但你做到极致就变得有价值。而这件事情就是你身价的最好证明。由于你有这样的经历,可能就有人愿意为你投资一千万。
大家不要听完我说的话就跃跃欲试去创业。创业的机会时刻存在,但是成不成功取决于你的能力,取决于天时地利人和。在360,大家也能提高自己创业的能力,也能结识自己创业的伙伴,也能获得一些创业的资源。也许几年之后,你在360告一段落了,你就真的可以去创业,去创办自己的公司了,那个时候你从360淘到的,就不仅仅是第一桶金,那就将是你人生的第二桶金。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所有员工只要你有能力,有这些经历,靠自己的双手、大脑和聪明才智,就有机会获得或大或小的成功。
成功是需要时间积累的,我95年研究生毕业,刚来北京也是从一无所有、一穷二白。到方正之前,我其实也创过业,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我得出一个经验:做公司很容易,把公司做成功很难。我决定在方正公司踏踏实实工作几年,那几年我不仅仅是在为公司打工,我更是在为自己积累经验。所以,我在公司认真地做好我该做的事情,甚至还做了很多公司没想让我做的事情。我客观上为公司做了很大贡献,但实际上我个人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我得到了很多锻炼,我做事的能力提高了很多。如果没有这个经历,我是没有能力出来做3721的。
我在雅虎的时候,大家觉得我是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是什么形象?整天西装革履的,说着洋文,执行总部的指令。我在雅虎打工,本来也是可以混的,这样还能拿到一大笔钱,但是我不想混,不愿意混呢。我觉得我的时间宝贵,在雅虎混时间久了,我就和这个行业脱离了。所以,在雅虎我也是一样怀着创业的精神,在努力地做事,把搜索、门户、邮箱做起来了。我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能力、经验和见识,这才使我之后有能力去做投资,做奇虎,做360。
你们面前摆着很多的机会,但我可以告诉你,360就是在你们眼前最好的一个机会。当然,你可以去腾讯,去百度,去淘宝,但这三座大山已经很成功了,已经具有了很大的规模,你在那里更多会成为一个螺丝钉。现在的360不是一个上市公司,未来会有很多的机会等着你,你可以在其中做出很多的贡献,拿到公司的股票和期权。但你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取决于你的经验和能力的积累。所以,大家不要以打工的心态在360工作,我这里不需要打工的。
我希望大家来360,是和我合作几年。无论以后是否还在360工作,大家都能够在360做成一些事情,在能力上能够有所提升,这就是我的期望。
我希望大家在360是抱着一种给自己干的心态,积累你的知识,积累你的经验,积累你的能力。这也是我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北京,在这个行业里屡败屡战之后的一个深刻的体会。
另外一点、我希望你在公司做事,一定要争取把一件小事情做成大事,通过做这件事情你也能得到成就感。如果有一天你开一家公司,也许很挣钱,但不一定能很有成就感。当你挣到你的第一个一百万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挣到你的第一个一千万之后,你会很有成就感。但再往后,就变成了一个数字的游戏了,你就没感觉了。
但是,今天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我们完全有能力做出来一个影响中国几亿人的产品或者服务,这种成就感会让你一辈子都感到骄傲。甚至你有孩子的时候,有一天他问你:“你年轻的时候为互联网做了什么?”你就会很骄傲指着电脑上的360说:“你老爹当年就是干这个的。”这样,不仅你自己感到骄傲,他也会为你感到骄傲。
我觉得,人的一生不一定能干成某一件大事,但是一定要去追求,或者和别人一起干成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我希望未来大家提到我,会说我做了很多事情,或者成功,或者失败。但我更希望大家能说我干成了360,让中国互联网更加的安全。我颠覆了一个时代,我创造了一个新的网络安全的时代。
几年以后,当大家想起我今天的话,我希望大家不要感到后悔来到360,至少你在360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360挣到了钱,然后通过自己做成一件事有了成就感,同时也建立了自己的影响力。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家一定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你进公司时,可能由于面试的仓促,交流不充分,给你的职位低了点,给你定的工资不像你期望的那样高,但我觉得你今天拿的工资并不代表你的身价。只要你锻炼出能力,有了本事,即使360没有给你发挥的空间,你不用天天发牢骚,你完全可以用你在360学到的本事,选择其他公司,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当年我在方正的时候,我学到了我所需要的能力,当我认为它不能够再给我更好的成长平台时,我可以毫不犹豫放弃它。相反,如果你没有能力,选择在那里混,你永远没有勇气选择放弃一家公司。要记住,勇气不是个性,勇气不是脑袋发热,勇气是由实力构成的。
在座的各位今天你们拥有的更多是潜力,而不是实力,我希望在未来的几年时间里,大家把自己的潜力转化为实力。也许,在我们当中,会产生很多新一代的互联网精英,这完全有可能,因为互联网的未来毫无疑问是属于年轻人的。所以,我未来的梦想,就是在360成功之后,专注地去做投资人,帮助更多的年轻人去获得成功。
人力资源部常常劝我不要和大家谈创业,怕大家想着创业,第二天就辞职回家办公司了。我和大家讲,创业其实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心态。创业有很多种形式,不是只有自己办公司、自己当老板才叫做创业。当你的人生还处于起步阶段,你还不具备足够的经验和能力,就需要给人当学徒,需要学习和积累,其实这个过程也是创业。
也许你想干一件很大的事情,但要借助很多资源,这时候你可以在公司内部创业。我们公司有很多人是在360内部创业,他们为什么放弃了自己的小公司来到360?因为他们无论再努力,但由于没有足够大的平台,无法将事情做大。所以,他们现在追求的不是能得到多少钱,而是先做成一件大事,为他以后再独立做事打下基础。
今天,360还是一个创业公司,不是一个大公司,更不是一个国际化的企业,我们就是一个创业公司。我们内部有很多创业团队,我希望加入进来的各位成为合格的创业者,和公司一起创业,在这里要学习到创业的能力,打造自己的基石,这是我的期望。
谢谢大家!

互联网在中国发展了不到二十年,公司出现了不少,留下来的不多。其实,互联网公司衰落的原因很多,要是遇到恶劣的商业环境,那属于天灾,谁也避免不了。但是,俗话说得好,最好的年景里也有人赔钱,最差的年景里也有人赚钱。所以,把互联网公司衰落归结于外部原因,我认为那是不负责任的。
我这个人,喜欢没事想事,有时候就琢磨,这些衰落的互联网公司到底有哪些共性呢?
我总结了一下,大家看一看说得对不对。

第一类,拷贝国外的商业模式。
早些年,大家都在拷贝美国模式。要是眼快、手快,在美国看到出现了新的商业模式,就打个时间差,立马把它带回中国,抢得先发优势。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在美国那边发布一个新网站,我们这边的人很快就能读到对它的相关报道,而且是中文的。还有,包括VC也会把一些好的模式介绍到中国来。国内像腾讯、百度、新浪、搜狐这样的巨头公司,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都密切关注全世界新模式以图谋发展。在模仿的过程中,它们也更有能力去解决遇到的一些问题,比如政府公关。而小公司一旦遇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把抄袭美国模式作为一种核心竞争力的机会已经不存在了,而且我认为这是种非常危险的模式。
再者,美国互联网发展程度跟中国不一样。虽然中国网民基数庞大,但大多是低收入人群,美国的几亿网民却是中产阶级。两个国家的文化、背景、业务习惯都不一样。所以,假如把美国模式搬到中国来,也要有所变化。说实话,现在互联网里很多人都存在浓厚的投机心理,盲目地拷贝,不愿意探索,结果拷贝过来发现不符合中国国情,最后变成了水土不服。这种简单的模仿,成功率一定很低。一个最有力的证明就是,那些互联网巨头得意洋洋地来到中国,带着他们已经在美国被证明成功的商业模式,但到最后都是水土不服。所以,创业公司更不要梦想着单凭拷贝国外模式就能做大,你第一没钱,第二没用户,凭什么做大?

第二类,模式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对用户没有价值。
比如,五年前SP大行其道。这种增值服务通过手机收费,实际上是一种微支付。每个用户每个月花五块钱到十块钱。这是非常好的模式,但是很多SP急功近利,不是考虑着怎么把服务做好,而是把用户当羔羊,设计出各种各样的欺诈陷井,很多用户被“订”了很多服务,一点都不知道。有的SP甚至直接勾结运营商从用户账户上强行扣钱。最后的结果就是把这个行业全给毁掉了。
再举个例子。比如说,像E-mail营销,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有商业价值,但是后来很多人发垃圾邮件肆无忌惮。结果,发展到最后,用户对做营销的Email看都不看。今天,靠邮件和数据库营销的公司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我一直强调,如果要把一件事做成功,你一定要重视用户价值,一定要把用户价值放在公司的收入之上。这在互联网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规律——得民心者得天下。相反,如果不重视用户价值,为了公司一时的商业利益,对用户不是过渡开采,就是做出伤害用户利益的事情,最后用户忍无可忍,还是会用脚投票抛弃了你的。

第三类,没有从用户出发,缺乏核心产品。
比如说,纯粹以互联网广告、营销为主的公司。我一直认为,互联网行业中一个完整的商业模式,一定要有产品,而且产品一定是为用户服务的,这样才能创造商业价值。因为你创造了价值才有用户,在用户的基础上,你才能够建立你的营销模式。但是,我见过有些公司缺乏市场模式,不知道怎样细分市场,没有一个用户模式,也不知道瞄准什么样的用户人群。

第四类,没创造什么产品,企图依靠资源获得成功。
一开始他就说,我能搞到什么资源,我就可以怎么样。后来事实证明,这样的公司肯定不会成功。比如,有的人动辄就讲,我的某个亲戚在做什么,我认识运营商电信的什么领导,他可以给我什么样的资源。或者说,原来我跟政府打交道,我可以从政府拿到什么样的资源。听起来,你会怦然动心,让人觉得他跟政府、运营商、大国企合作,说不定就能挣出钱来。
这种公司最缺的,是对互联网精神的理解,它根本就没有为用户服务的理念,所以它根本不会形成用户基础。没有坚实的用户基础,商业模式越复杂,做事情的难度就越大。中国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基本上见不到只依靠政府的支持就能成功的。互联网是虚拟的东西,如果没有一种用户至上的服务精神,没有每周7天24小时不紧张工作的奋斗精神,很难做成功。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绿坝,它根本无视用户的利益,想通过政府的指令,强行到每个人的电脑里去插扛子。但是绿坝的下场,我们都有目共睹。

第五类,商业模式太过复杂。
有一些商业模式有产品,但是比较复杂。这种商业模式不光要满足用户,还要把产业链上下游联系起来。它处在中间,同时满足上下游企业,这个模式才能做下去。
比如说,现在出现不少做城市生活社区的搜索网站。首先,它要说服商家跟它合作。但商家却关心它的用户数量多不多,你用户多我才愿意跟你合作。同时它还要鼓励用户上线,用户却说,你都没有什么商家,我上来找什么东西呢?所以,它们就变成了两线作战。
很多人觉得这种模式有成功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失败率相当高,因为这对他的企业资源和运营有高标准,严要求。它永远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惑。而实际上,真正能成功的模式,都是要单线作战。最终我可能要搞定几方,但是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先能解决一方。
比如说美国的团购网站,也是城市生活、电子商务,但是它不需要搞定用户,只需要搞定商家,因为商家的折扣只要足够大,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真实的,就一定能吸引到很多人。所以,他不需要花钱打很多广告就把用户拉过来了。

第六类,是我自己领悟的,就是太早挣钱的模式不容易成功。
从做大的角度讲,互联网公司刚开始的模式一定看不清。道理很简单,如果模式很清晰,巨头都来做,哪还给你机会。
如果有些商业模式一出来就有明确的收入,这就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商业模式确实很好,但是模仿者众多,巨头也会模仿。比如说,帮商家卖电子打折券。一些门户巨头们都不用多想,毫不犹豫就冲进来了,这种模式就不太容易成功。另一种情况是,早期挣到钱之后,容易让团队产生小富即安的感觉,很可能就变成一个小盆景——能挣小钱但是做不大。
相反,有些看不清模式的,像当年的QQ、搜索,今天的微博,在大家都看不清的时候给他们成长的空间和机会,他们一旦聚集了巨大的用户群,很容易建立挣钱的机会。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开篇第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我想换一种说法,对于做互联网产品的人来说,“谁是我们的用户,谁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这个问题是从事互联网的首要问题。”
现在一说互联网,就先提到商业模式,一说商业模式,就要问怎么挣钱,何时盈利。其实,商业模式是一个系统,分为几个方面。第一是用户模式,就是要回答谁是自己的用户,给他们提供什么样价值的东西。第二是产品模式,简单地说,就是你要做什么,不做什么。第三是市场模式。就是你要如何定位,用什么样的手段去推广。第四是收入模式,怎么把用户价值转换成商业价值。
所以,谁是我们的用户,做互联网产品的,首先要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都会不由自主地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跟自己一样。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做产品,那就会把自己当作典型用户。当年大革命时期,陈独秀认为产业工人是革命的典型代表,所以他只能发动少数人干革命。毛泽东出身农村,认为湖南的农民才是革命的典型代表,结果他成功了。陈独秀不成功,因为他把书本上的马列当行动指南,典型用户是空想出来的。毛泽东成功了,因为他到“用户”那里进行了调查,了解到了实际情况。
现在的互联网用户,跟15年前不一样了。那个时候,互联网的典型用户就像我一样,学计算机出身,会编程,喜欢互联网上出现的各种新玩意儿,还喜欢看谁的东西做得好,做得酷。今天,像我这样的用户只占互联网人口中的一小部分。越来越多的中年人、老年人加入进来,网民的学历越来越低,低收入的网民占很大比例。这些用户一般是沉默的大多数,不习惯在互联网上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不愿意向厂商反映产品意见。还有很多方面跟我们做产品的很不一样。
像这些用户,他们对产品的使用需求和心理需求,我们一定不能坐在房子里空想,应该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样,放下身段,放低姿态,主动地去了解他们。比如,在路边上看到农民工用手机上网,在网吧里看到有人边吃盒饭边玩游戏的,或者有小女生在玩劲舞团,你都可以凑过去,打个招呼,问问他们上啥网站,喜欢玩啥游戏,喜欢看什么新闻。
做技术的人觉得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有的人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普通的用户。这种心态是绝对做不出好产品的。其实,心态这东西就是一层窗户纸,一旦你这样捅破了,你就放下了自我,真正融入到用户中去了。毛泽东还有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把它改一下,做互联网产品,就要“从用户中来,到用户中去。”
从用户中来,放下架子,真正从用户角度去看产品,把一切花哨的玩意儿去掉,把复杂的技术做到后台,让用户看到的是简单,简洁,让用户用起来是顺手,顺心。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会受到用户的欢迎,才会让产品到用户中去,从而汇聚起大规模的用户基础。

1940年9月27日,德国、意大利、日本在柏林签署军事同盟条约,正式结成轴心国侵略集团。这份德国高层欣喜若狂的军事同盟条约,却是德国总战略的悲哀。当时,德国的经济规模是日本的5倍以上,并且德国完全没有任何的亚洲利益。而日本与意大利的总体战能力是严重的三流体系。

1943年德国军队的配置是东线前苏联战场有390万德军,18万德军驻在芬兰,49万德军驻在挪威和丹麦,在法国和比利时是137万德军,巴尔干是61万德军,意大利是42万德军。可见,有300万以上德军队被动配置在非常次要战场,而这种结构只是为1940年9月27日的军事同盟条约服务。

在1943年,德国自己完全有能力同时打赢英国和前苏联两个共同的敌人,但德国自己却被日本和意大利把战线拉的太长,这就是总战略的致命结构。经济与战争是一个原理,战线拉的太长——就是大崩盘的开始。

药品是要拿来害人的

有朋友说,你对转基因的态度是不对的。不能把转基因食品,就给放到了垃圾食品一栏去了。
说是,你要相信俺们科学和俺们科学家的良心啊。
现在有一个好处,就是搞转基因鱼、转基因肉的公司,还是一些小公司。孟山都等等大巨头还在忙着横扫全世界,把它的大豆、玉米和西红柿等等,向全世界推广了。
而最近刚刚有研究机构,发现在种植转基因玉米的美国中西部,玉米产生的杀虫和杀草蛋白质,已经通过雨水等等,流入了附近的所有河流。
这些蛋白质对其他生物、植物和生态环境的影响,现在还很难判断。
但愿俺们是幸运的,因为你只要在网上查一下孟山都和生态灾难这两个词,你会吓得从座位上跳起来的。
这两天的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Wellesley大学的一个研究者Susan Reverby,发现了一些秘密的没有公开的材料,然后就爆出了美国政府和科技界的一个丑闻。
说得是,在1930年,美国有一个很要命的流传病,就是梅毒这种性病。因此当时的医学界就想试一下可不可以用青霉素来治疗这个病。
想法好得很吧?于是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医生们派出了一个医疗队到了中美洲的穷国危地马拉,说是要开一个治疗梅毒的诊所,来援助贫穷和苦难,没有得到适当的医疗的当地人民。
然后在美国国家卫生部和泛美卫生局的支持下,当时的危地马拉政府也同意,就把这个医疗诊所给开起来了。
这个诊所干什么呢?就是用美国政府的钱,请了一帮妓女,然后检查一下看这些妓女有没有性病。如果有,好极了,如果没有,就帮她们种上去。然后就让这些妓女去服务军队的士兵和监狱里的囚犯,把这些性病传染出去。
据这些记录记载,大概超过1600人被美国有良心的医生们有意的传染上了性病,其中696个被染上了梅毒,772个被染上了淋病。
当然这些做法,都是瞒着所有当事人的。
结果就是用青霉素去试验一下,看有没有效。如果没效的话,你就自求多福了,反正第三世界国家的人,还能算是人吗?
大概有三分之一被美国政府传染的病人,没有得到合适的医治。而这些人又结婚,生孩子,把性病就一直传播了出去。
这个试验进行了2年。然后差不多类似的试验,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Tuskegee进行。
大概在40年的时间里面,从1932年开始,一直到1972年曝光,这个试验选择了超过400个黑人男人被染上了梅毒之后,打着扶贫,医疗下乡之类的政府计划的幌子然后谎称给人家免费医治,但是其实什么药都没有给。
这个研究是看一下如果不治疗的话,梅毒会如何影响一个人的健康和如何传染给家庭其他成员。这些没有得到任何治疗,但却以为被政府治疗的黑人,当然就不乏把性病传染给了妻子,甚至是新生儿身上。
想象一下当时在黑人民权运动之后,很多黑人对美国联邦政府是充满感激之心,因此对联邦政府名下的医药下乡,是很信任的。当这个真相后来暴露之后,黑人们的怒火可想而知。
这些都是在被美国政府认为垃圾人类的身上进行的试验。不过不要以为你是高级人类,就会运气好一点。
另外发生的一件事,还和中国有点关系。
话说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发生了一件让美国政府非常下不了台的事情。
那就是在参战双方交换战俘的时候,有21个美国战俘拒绝回自由民主的美国天堂,自愿选择了居住在“邪恶”的共产主义国家。
这个事件给美国政府和军队造成很大的震动。大家研究的结果,就是这些共产党人发明了一种心理控制的方法,可以洗你的脑而控制你的思维和行动。
于是美国政府出钱,让美国一流的心理学家们研究怎么去控制别人的脑袋,而这个秘密研究项目,是以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为主,是在美国第一流的大学哈佛大学开始。
这次的白老鼠,不是他们眼中的垃圾人类,而是美国白人中最精英的精华,就是上哈佛大学的新入学学生。
试验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方法来影响和控制人的脑袋,然后可以找出好的方法,让中情局和其他美军情报部门可以在审讯中,把情报从顽固的囚犯那里给撬出来。
当然其他的目标,就是如何发明一些药,给当时的美国左派人士偷偷放到咖啡里面,然后你吃了之后,会刺激脑子冲动和非理性的思考和行动,从而让你在公众面前说的话和做的事,神经兮兮的,因此你的信用破产就破产鸟。
还有就是在咖啡、香烟、食品等等里面,稍微放一点,你吃了之后就眼睛模糊,浑身乏力,头脑开始不清醒,人家问啥,你就老老实实说啥。
当然有的方法,就是用语言上的侮辱,还有性虐待,来达到你屈服的目的。
诸如此类的东西,俺们后来都在关塔纳摩监狱、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监狱里面看到。
不过当时美国政府用来试验的,是能够有机会入学哈佛大学的高材生。
其中有一个高材生,是一个神童。在16岁的时候进了哈佛大学,然后就在这个计划下饱受折磨,令其心智的发展,出现了爱走极端和对美国社会的仇视。
后来拿到博士学位后,这个天才在25岁的年纪,就成了世界级名校伯克莱加大对助理教授。然后他辞职不干了,在许多年后成为了举世闻名的邮包炸弹。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你要俺信任那些转基因公司搞出来的转基因三文鱼?

一部美国历史,可以大致说也是一部战争历史。
1675年-1676年,还是英国人身份的美国人在东北地区和几个印第安部落开战。
1689年-1697年,和法国人开战。
1702年-1713年,和法国人开战。
1744年-1748年,和法国人的殖民地开战。
1756年-1763年,和法国人的殖民地加上印第安部落开战。
1759年-1761年,和印第安人彻罗基族开战。
1775年-1783年,和自己的兄弟和宗主国英国开战。
1798年-1800年,和法国开战。
1801年-1805年,和北非国家摩洛哥、阿尔及尔、突尼斯和特里波里开战。
1812年-1815年,和英国再干一场。
1815年,和北非国家又开战。
1813年-1814年,和印第安部落克里克族开战。
1836年,为兼并德克萨斯,和墨西哥开战。
1846年-1848年,和墨西哥开战。
1861年-1865年,美国内战,南北开打。
1898年,和西班牙开战。
1914年-1918年,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39年-1945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
1950年-1953年,参加朝鲜战争。
1960年-1975年,参加越南战争。
1961年,猪湾入侵古巴战争。
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战争。
1989年,入侵巴拿马战争。
1990年-1991年,海湾战争。
1995年-1996年,干预波斯尼亚内战战争。
2001年,入侵阿富汗战争。
2003年,入侵伊拉克战争。
可以看得出来,1890年,是美国的转折点。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美国的战争,从在内部打,就是说在自己的美洲大陆打仗,转变为到外面打。
这个是在于靠了一场北方压倒南方的内战,然后30年的快速工业化,走向帝国主义而实现的。
而一旦外面打不动了,帝国要萎缩了,就会走回内部来打。所以美国未来20年的走向,会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国际研究课题。
美国在这个阶段,主要面临的就是两大挑战。
一个是来源于以中国为首,和其他国家为辅,比如说俄罗斯和欧盟等等,挑战美国独霸的国际次序。
一个是来源于美国自身的制度困境,伴随着内部的部落化,就是以西裔为代表的内部殖民趋势这个种族变化,以及以犹太裔为代表的富裕阶层,剥夺其他白人中产阶级财富的社会分化。
这种历史阶段,中国人早就经历过。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强盛王朝汉朝覆灭之后,大概经历了4百年的文化融合,各种占据中原的胡人,全部被同化。
自从那之后,中国的各种分裂几乎不能持续50年。
而欧洲则是罗马帝国覆灭之后,再也没有达致统一。
现在美国就是处在中国东汉末年的时代,要看的是就是啥时候,董卓会进京。

当然了,董卓进京之前,还有何进要出现,还有遍地烽火的黄巾军。
看美国历史,主要看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点,当然就是美国建国,在独立战争之后出现的两党之争,就是北方以汉密尔顿领军的联邦党人,对决南方以杰弗逊领军的民主共和党人。
这个时候的美国是虚弱的,因此国内政治受到英国和法国势力的干涉,对外关系和对内斗争,楚河汉界,泾渭分明。
第二个点,就是在1812年战争之后,亲英国的联邦党人衰败,而有南方民主共和党的奴隶主们主导政治,出现向西部扩张来增加奴隶制势力的举动。这个阶段的美国政策,是以种族屠杀印第安人和攻掠墨西哥,抢夺土地,然后大量买进非洲黑奴,发展以供应英国纺织业为主的棉花原料的殖民地经济模式。
第三个点,就是美国内战。因为东北方的发展,美国算是赶上了半个第一次工业革命。对工业革命的要求,与继续奴隶制农业经济的现状,导致了南北冲突。而北方的胜利,和对南方的三光政策,保证了美国赶上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潮流。
非常值得关注的是,当时世界的多数后发国家,都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赶超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先发国家的运动。
在中国,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后的洋务运动,在日本是明治维新,在德国是普鲁士崛起,在俄罗斯是废除奴隶制,开始工业革命。
然后30年的改革开放,各个国家都颇有成效。但由于各国处于的地缘政治空间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国家命运。
德国在俾斯麦的经营之下而崛起,但是面临着生存空间上的东西挤压。西边是仍然强大的英国,东边是崛起的沙俄。而威廉二世没有听取俾斯麦韬光养晦的建议,来好好消化和固盘,因此引发了和英国冲突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俄罗斯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损失颇为惨重,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中国则因为在东亚竞争中,战败于甲午战争,从而导致了国家的进一步衰亡。
日本则因为战胜中国而崛起,并因为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力东顾而大肆扩张地盘,最终因为侵入了中国东南这个英国和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导致和英美对抗。
在所有这些后发大国之中,美国的地缘地位最佳。因为美国的崛起,并没有挑战到霸主大英帝国和其他各个挑战国德国的利益。美国在美洲的对手,只不过是衰落的西班牙。因此美国可以靠一战而胜利,占领的加勒比海和菲律宾。
而中国因为1890年代的战败,自然下一个30年自然没戏。等到另一个30年开始,以1931年日本继续侵华(俺反对将918作为抗日开始,应该把甲午战争作为中国抗日的起点)作为起点,中国仍然是被人家宰杀的猎物。
这个过程一直到1949年结束,然后军事能力的建立,保证了中国在下一个30年,国际次序重新洗牌的时候,可以开始自己的积累。
所以看今天的美国,你可以把1890年作为美国的第4个点。可以说美国从1776年到1890年大概120年的时间里面,完成了婴儿到少年的成长过程。
最麻烦的少年成长之痛,the growing pain,就是南北内战。
然后在下面的这120年中,就是美国从青年到中年,然后开始步入老年的状态。最主要的转折点,就是美国国力到了表面最强盛(其实已经内有虚火了)的1990年,然后在2000年开始从高潮退潮。
在这一段时间里面,也可以说是3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罗斯福的新政时代。这个时代,是美国从老罗斯福的对内安抚,对外用兵,开始帝国主义的吸血时代。这个时代带来的财富,出现了门阀做大,社会分化严重的社会现象,经济快速增长,危机不断出现,大亨骄横跋扈,人民暴力抗争,是这个时代的特点。
这个时代,如果以汉朝来比喻,相当于西汉末年的情况。
而小罗斯福力挽狂澜,就是一个成功的王莽。或者说你让刘秀坐了王莽的位置,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暴乱。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打,使得小罗斯福的集权成为可能。
第二个点,就是里根的新政时代。这个时代,基本上就是要打破罗斯福时代的新政措施,已经用了几十年,成为强弩之末。好的作用基本用完,副作用却不断呈现。因此出现了加水加面的揉面措施。
第三个点,就是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这个时代,基本上就是在更高一个层次上,走回了罗斯福之前的美国状态,又出现了极端的社会分化和财富的极度不平均。
但是比那个时代更要命的,是两大趋势的出现。
一个就是实体工业空心化。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依靠制造业创造大量工作机会的方法,已经无效。而这种方法,是当年小罗斯福的主要法宝。
一个就是依靠过度信用消费。这个导致的结果,就是美国失去了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而且令整个政府和国民,都陷入了债务危机。
而现在的美国,非常有可能,会出现高企的失业率,变成美国人生活的一个常态。而在下面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处理政府的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
美国的财政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两大块:
一块就是国防和军费。
一块就是社会安保福利和医疗福利。
要解决入不敷出问题,你可以增加税收。不过看了一下,关于小布什时代的减税政策,该不该给富人延期的对抗中,你可以看出增税的难度之大。
那么就只有裁减财政支出。
你砍了穷人的福利,就是逼着人家起来造反,就是说逼黄巾军出来。
你砍了军队的福利,就是逼着人家起来政变,就是说逼董卓进京。
当然还是要好好想办法解决一下,这个就是请世界人民吃美味的转基因三文鱼。

前面小个子的是传统三文鱼,后面比它大三倍的是转基因三文鱼。
区别在哪里?就是因为在这种亚特兰大种的三文鱼身上,缺乏一种增长激素,使得这种三文鱼在比较寒冷的海水里面,就停止了生长。
于是转基因公司,就从另一种Chinook三文鱼身上,找来了生长基因,然后在深海的鳕鱼(象一只膳鱼)身上找到了防止寒冷的基因,这么一搞,这种三文鱼就可以一天24小时不停的生长。
其实就是和西方农场对牛羊身上打生长激素一样,不过这一次不是靠饲料和注射,而是直接在基因上给解决了。
现在对美国来说,虽然以前有不少农作物上面,都用了转基因技术,比如说大豆、玉米、棉花和甘蔗等等,但这一次是以美国人喜欢吃的肉上面动手了。
而且如果这次转基因三文鱼一通过,马上转基因猪、转基因鸡、转基因牛和转基因羊,就会很快跟上来了。
看了这两种鱼的不同,大家估计会明白,就是一条转基因鱼,可以提供三条传统鱼的份量,那么自然就会导致吃转基因鱼更便宜。
如何让大家吃的东西比较便宜,尤其是这个大家,是越来越穷的穷人,应该是每个国家维稳的主要任务之一。
美国的食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真正有营养而健康的食品,一种就是垃圾食品。
据有关资料,美国吃营养和健康食品的主要是两个群体。一个就是东亚裔(主要是东亚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等),另一个就是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有白人家庭。
这种在食品上的选择,基本上和其他的一些选择相似。
比如说在教育上,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富有白人家庭,他们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去教育质量优良的私立学校,然后就去美国的常青藤大学。
这个和东亚裔家庭的选择基本上是一样。
所以说美国是两套制度在并行。一个就是有钱的白人和亚裔,他们的孩子在教育上,工作上(通常是专业的医生、律师或者私人企业),和生活上,完全和贫穷的白人、非洲裔和拉丁裔不同。
贫穷的白人、非洲裔和拉丁裔,大部分都是去教育质量极差的公立学校,然后很多都是在政府部门工作。
一边是有钱,一边是人多,就是说有票。
于是美国的很多政策争论,是大市场还是大政府,是加福利还是减税收,是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等等,都可以从这个划分上区别。
所以说,当转基因三文鱼出现在市场之后,大家都知道是那一个群体,会是吃这个美味三文鱼的群体。
俺们无法知道这种新食品出现,会在10年后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但是俺们可以看到这10年的变化。
今年美国超过100个退休的将军们,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发现美国的招兵问题很严重。
就是说,在17岁到24岁这个年龄层中,有75%的适龄青年,达不到兵员的最低要求。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过于肥胖,大概是70%,就是说,你找10个美国适龄青年,只有3个可以考虑。
另外的问题,就是教育太差,无法承担美国高科技军事设备的要求。
另外一个发现,就是在10年前,全美国只有一个州,超过40%的年轻人过于肥胖。而现在,是39个州。
10年前,美国年轻人肥胖州是肯塔基(荷尔蒙炸鸡的发源地),是40.8%,现在仍然是美国最高的54.9%。
现在美国只有9个州—衣阿华(39.9%)、宾夕法尼亚(39.6%)、马萨诸塞(39.2%)、维蒙特(39.2%)、威斯康辛(38.8%)、印第安纳(38.6%)、马里兰(38.2%)、科罗拉多(36.8%)和犹他(33.1%),还算是健康州。
而这个结果,就是美国推行的垃圾食品喂饱穷人的政策得出来的恶果。
这种方法,看起来好像是不错,用最低的成本,就把社会维稳问题解决了,那么大家继续过穷日子,也不要起来闹事了。
但是这种节省,造成的是其他费用上面的上升。美国一年用于治疗肥胖病症的医疗支出就是750亿美元。
而且对于美国这个靠对外战争维持的国家,兵员的缺乏,会是致命的结果。将军们说得很明白,这个是关系到美国国家安全的大事。
没有兵员,就要靠雇佣兵,这个好像是西罗马的故事。不过对美国现在来说,没有足够的兵员,就没法维持美国的霸主地位。
没有霸主地位,就难以从世界各地吸血。而吸血不成,内部的分赃抗争就会日趋激烈。

这是一个有名的哲理故事,现在我讲这个故事就是要让大家理解经济的规律不要人为的自作聪明的干涉有多么的重要。故事是这样的:有两条铁轨,一条正在使用而另外的一条是废弃的,一群小孩在正在使用的铁轨上玩耍,只有一名小孩在废弃铁轨上玩耍,此时火车开过来了,你已经无法上火车停下来,但是可以搬动铁轨的道岔让火车开入废弃的铁轨,可是这样就要牺牲那一名在废弃铁轨上玩耍的小孩,这样的以保护其他更多孩子的生命的动机牺牲了一名玩耍的小孩,似乎是很可以理解的,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吗?

首先就是那名孩子是唯一做出正确决定在安全的地方玩耍的孩子,反而是要对于做出正确行为的孩子遭受厄运,做了错事由于人多反而无事了,为了保护错误的人牺牲正确的人,这本身就不公平。因此很多以为了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幌子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事情,是否就真的合理合法吗?这样的方式要是成为规则,就没有人坚持正确的,而是所有人随大流社会进入平庸化。

再进一步看的就是对于在有火车的铁轨之上玩耍的孩子,他们应当知道会有火车来,时刻会有火车来进行躲避的准备,即使是火车驶来也会尽力跑开,所受到伤害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而对于在废弃的铁轨上玩耍的孩子却不会想到废弃的铁轨还会有火车开来,你突然让火车开过去的话他一点都没有准备,受到伤害的可能性就极大了。这样的环境状态的不同,也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孩子多地地方肯定好玩,但是另外的孩子不去的原因就是要对于火车来了担惊受怕,如果你的行为成为惯例导致做出正确决策的孩子还要与其它孩子一样担惊受怕,那么有谁会坚持走正确的道路?中国为了保护很多垄断势力的既得利益而扼杀创新的新生力量,其危害不类似于此吗?其结果必定导致企业没有长远战略,因为他们正确的长远战略也要为错误的既得利益让路受损的。

最后更重要的是火车上还有乘客,废弃的轨道肯定是不安全的,把火车引入废弃的轨道是对于更多人的一车乘客安全的不负责任,最后就是为了几个孩子的危险可能性,牺牲了一名孩子并且把一车乘客引入了实际的危险。很多中国式的调控就是如此,这些乘客就相当于老百姓或者中国经济,为了那些做出错误决定的孩子的“巨大”利益,结果是让更多的人得不到安全,调控的结果经常是最后经济走入非正常轨道让老百姓买单。

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不干预是最好的方式,火车开来在正常的轨道上乘客很安全,一群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看到火车来了会自己躲开,而做出正确选择的在废弃轨道上玩耍的孩子可以玩得更好不受影响。这就是市场经济自动运行自我调节的真谛,但是我们的市场调控就是总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的利益,这多数人是不懂事在铁轨上玩耍的孩子们,而对于知道安全在安全地方上的精英却被牺牲了,为了他们的利益把铁轨导向废弃的车道,让整个经济和全社会的老百姓承受风险。但是这样的行为冲动却难以得到有效的制止,就如你看到故事中的险情会忍不住搬动火车道岔一样,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也会有这样的冲动,更何况这样的行为还能够带来政治的作秀,可以给观众解说成为营救了多个孩子的生命,而被牺牲的孩子却不会被提及,领导成为营救孩子们的英雄,事情发生后给你的观感就是为了众多孩子的生命有所牺牲是有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等等,溢美之词不胜言表,但是很多事情的表象和实质是有巨大的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