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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母与国家大战略

■ 《环球财经》编委 乔良

航空母舰在过去的两个月内,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话题,缘起于4月20日,有关中国“瓦良格”航母最新改装进度的一组图片在外国论坛上出现,该组图片拍摄时间是4月17日。中国航母即将下水试航的传闻迅速通过互联网传遍世界。随之而来的则是美国海军“艾森豪威尔”号航母6月15日成功完成海试,以及6月16日法国宣布俄罗斯即将购买4艘法国“西北风”级(Mistral)直升机航母的消息。而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纪念日,外媒因此推测,中国首艘航母试航是为建党90周年献礼。

中方对此的回应,最早则是在6月7日中国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结束海外访问、离开美国前接受港媒采访时,表示“现在航母在建,还没建成,等建完再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解放军最高层级将领首度对外承认中国正在制造航母。联系到今年以来不断升级的南海紧张局势,各种对于中国航母的议论再度沸腾。连股市都来凑热闹,比如中国重工(13.25,-0.13,-0.97%)(601989.SH)、广船国际(23.00,0.17,0.74%)( 600685.SH)、中船股份(28.90,0.94,3.36%)(600072.SH)等所谓“航母概念股”,在近期疲软的A股市场中表现强劲,被股评家们称为“难得的亮点”。

中国航母牵动世界神经

有关航母的动向历来都牵动着国与国的神经,俄罗斯购买法国航母的消息披露后,格鲁吉亚及波罗的海国家立即表示不满和对俄罗斯军力不断膨胀的担忧。平静时期的航母出访,通常被认为是“炫耀肌肉”之举;敏感时期的航母动向,更是一种刺激。去年11月前后,有关美国第7舰队航空母舰“华盛顿号”参加韩美黄海军演的消息,引起中国舆论的哗然。虽然从《国际法》和《海洋法》的角度看,美国此举无可厚非——黄海12海里以外都是公海了,在公海演习,只要提前宣布,其他国家也无奈,但是,中国人民的愤怒,其实是对美国人意图的一种愤怒。

此番对于中国航母的消息,美国人也不轻松。虽然嘴上说不怕——一位美军退役军官说“我愿意看到中国的航母未来成为美军的靶子”,还有人说中国的航母是一堆废铁,其实都是大话。若真如此,美国人会偷着乐,根本犯不上说这些废话。

必须承认,美军拥有比我们更强大的航母战斗力,美国的航母均为核动力航母,排水量最小的也有8、9万吨,最大的在12万吨左右。但是中国航母既然存在了,就不会轻易成为你的靶子。反过来,如果你真把中国航母做靶子,你就必须做好你的航母也有可能成为中国反航母武器靶标的心理准备。这就是对等原则。现在面对中国敢说大话的只有美国,但他们也只是虚声壮胆而已。其实美国航母只敢在黄海演习,却决不敢在那儿作战。黄海海域呈口袋形,全部宽度不到1000公里,在这么狭窄的地幅内,周边大国,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甚至日本,都有在这个海域击沉航母的能力。黄海早已过了大海战的岁月。在巨舰大炮时期,这里是很好的作战海域,但是在日俄大海战之后,这个地方已经不可能再爆发大的海战了。到了导弹时期,敌对双方更是用不着开着舰炮去追逐打击对手,用导弹就可以击沉海上的任何目标,那么大个航母更是活靶子。航母是一个国家和平时期的利器和军力象征,其象征意义甚至高过实际功效。真正到了战场上,哪个国家能承受航母被击沉的耻辱?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国时任国防部长的温伯格就断言,航母是未来战争中“浮动在海上的活棺材”。所以说,美军高级将领不断对中国的反航母导弹(及航母)放狠话,其实只是想威慑别人和给自己壮胆。

保障国家利益需要航母

虽然航母的军事意义日趋下降,其过时的趋势不可逆转(后面我会详细谈到这一点),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航母还将发挥重大的作用。在我看来,中国的航母发展是赶上了“末班车”。航母的寿命比较长,通常在50年左右。世界各国在评论一个国家的实力时,航母仍是重要的指标之一。因为航母是和平时期的利器,可以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海外利益。特别是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还不具备拥有航母的能力时,拥有航母,就使这些国家实际上拥有了一种战略威慑力。比如南海诸国多年来与中国在海上权益争执不休,情势复杂,利益犬牙交错。解决南海争端需要综合手段,也离不开军事力量作为支持。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建造航母,需要以国家巨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有了经济能力的发展,就会有对军事能力增长的需求;军事能力增强,国家能力也会增长,从而形成推挽式前进。

此外,航母已经越来越多地投入到非战争军事行动中,比如在海地的维和行动、东南亚海啸赈灾救援等。将来在出现危机的地区撤侨、撤出本国公民、打击海盗、海上护航⋯⋯只要有海上需求,活动半径大、作战能力强的航母就会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在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中国没有航母。随着中国国家利益的延伸,海外利益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我国的海上护航能力和大洋深海作战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保障海上资源获得的安全性,这就产生了新的国家安全概念。另外,作为一个处在上升通道中的大国,也需要以此昭示国家形象。从这些意义上讲,中国需要航母。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要走向远洋,以今天的资源配置还远远不够。从这一点看,我们除了航母,还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在拥有航母之前,中国已经建立了一整套海上运输链条,运送中国发展所必须的能源、矿产、粮食等。对此,美国人指责中国搭顺风车,免费搭了20多年。他们认为,美国为全世界提供了海上公共安全产品,中国人过去没有参加任何海上护航行动,却享受了海上航行的安全。当美国人提出“你们不能再免费搭车”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要自己“付费”了。“付费”不是把钱交给谁的问题,而是我们必须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安全。

美国有智库建议,在适航期间,就应该把中国航母击沉。美国是一个颇有远虑的国家,他们对任何可能的突发事件,甚至对任何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都预有准备。比如对铁杆盟国英国,美国早已制定好“如果有一天美国在北海与英国人争夺石油,该怎么打”的作战计划,所以美国对中国有任何计划不足为奇,问题只在于他敢不敢这么做。

对于今天的中国,关键的问题是以何种方式、以什么样的成本、选择什么样的路径发展的问题。按照胡锦涛主席的说法,中国选择的是和谐世界、和平发展。我们不准备让别国成为我们发展的代价和成本,更不希望自己成为别国发展的成本和代价。大国崛起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崛起,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完成崛起,至50年代中期成为世界最强国,这个过程用了将近70年时间。中国虽然快马加鞭在追赶,但距离美国还有相当差距,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忌浮夸,忌炫耀,忌急功近利,而应保持韬光养晦。韬光养晦不是“认慫”和无为,而是不夸耀、不斗狠,埋头苦建软实力、巧实力。比如美国人在南海问题上就充分表现出“巧实力”博弈的技巧。它只跟越南搞了一次联合演习,示范效应就出来了,把与中国有南海争端的国家全都搅合在一起,达成一种潜在共识,来共同对付中国,给中国制造麻烦。我们建造航空母舰,与“韬光养晦”是否矛盾呢?一点儿也不,甚至刚好相反。它正好是“韬光养晦”的一种补充。这就好比一个人体量很大,却没有足够强壮的骨骼,是不能支撑自己的。中国现在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如果骨骼不够强大,就不能支持其行动。航母的出现,就是在增强中国的骨骼。

航母与深海战略密切相关,它的出现会提高我军远洋传送和部署能力,包括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从航母下水到形成真正的战斗力,这个过程最快的是美国,大约需要两三年。中国预计需要3〜7年才可以真正形成战斗力。同时,相比较美国而言,中国没有海外基地,从现在我们的军事资源配置情况来看,不足以支持我们走向远洋。所以,我们现在格外需要发展海上补给舰。

可以想见,中国的航母出现后,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会再次甚嚣尘上。以往面对这种论调,我们采取的方式是不断地做解释:我们不威胁他人,我们是和平崛起等等。但效果甚微。因为很多国家不会听你解释,他有他的认识。你想把一个人的观念从他脑子里抠出去,换上你要给他的观念,这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当“中国威胁论”的概念已经形成的时候,通过主动宣传去消解它,未必是一种很有效的方式。不如采取另一种方式,也就是医学上所说的“脱敏”:当一个生物体对某个东西过敏的时候,医生的药方就是让你脱敏。怎么脱?迎难而上,反复用过敏源去刺激你,慢慢你就会习惯了。对于“中国威胁论”患者,我们也可以用此方治疗。你认为我威胁你,那我继续加大力度,你慢慢习惯了,就会觉得不过如此,反而不觉得“威胁”了。这个习惯的过程就是脱敏的过程。当然,在如何做法上要动脑子,讲智慧,而不是蛮干。美国这些年不也一直用他的方式吓唬中国?吓唬到今天,中国人不是已经习惯了吗?

重要的不是控制物流,而是资本流

事实上,在二战后,航母作为战略武器的作用在一度登峰造极之后,开始日渐下降。它的战略价值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达到巅峰的。1940年 11月,英国皇家海军从地中海上的航空母舰派出少量飞机攻击在塔兰托港内的意大利舰队。这是军事史上首次航空母舰用舰载机对水面目标及港口的攻击,也标志着大炮巨舰主义的终结,航母的开始。但是塔兰托战役规模较小,“珍珠港事件”才是真正大规模使用航母舰队发动军事攻击的经典战役。“珍珠港事件”半年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的“中途岛海战”,则是航母对决的经典大洋战役,当时美国人用3艘航母击沉了日本人的4艘航母。这些经典战役使航母成为立体控制海洋的利器,战列舰之类的平面海上作战平台退出历史舞台。

此后,世界进入冷战时期,航母的威慑功能胜过了它的作战功能。美国航母最为“露脸”的一次行动,发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1961年,美国第一艘核动力航母“企业号”面世。1962年美国侦察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部署中程弹道导弹的照片后,时任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下令出动8个航母编队,拦截所有进入古巴海域的苏联船只,该事件以苏联被迫全部撤出所部署的导弹而告终。

二战后,航母更重要的作用体现在对全球经济活动的影响中。在全球处于海上贸易和海上物流的时代,谁控制了海洋,谁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世界。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连印度都希望能借助航母,把印度洋变成自己的内湖,所以它一直在做超出自己能力的努力,勉为其难地发展航母。只是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建造出来罢了。拿资源的流动来说,火车不能越洋,飞机运力不够,轮船是最好的运输平台,航母则可以控制海上的运输通道。这时候作为“海上巨无霸”的航母当然最有力量,也最有价值。因为它可以控制全球的物流——全球的经济活动。

但当世界进入到美国“一超独大”局面,并建立起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以后,航母的经济控制作用就开始大为减弱。这时候,对美国来说,控制海洋、控制物流就已经不是最主要的战略需求了,因为对于资源的控制和财富的转移,统统可以通过美元交换的方式实现。一切资源和产品,一切财富都以美元计价,谁使用美元的数量最多、次数最多,谁更有花销美元的能力,谁实际上就有了控制全球的财富和转移财富的能力,这时候对实物的控制就开始让位于对资本的控制。因为你控制多少资源和生产多少产品,最终都要变现为美元才能进行交易,所以,这时候美元为王,拥有美元,特别是拥有发行美元权力的国家才是资源和产品的最后拥有者。而这时通过海上物流运送的实物资源和产品,只是财富交换和转移的一个流程而已,除了运输方和海盗,谁也不可能在从物流中直接获利。除非有国家和你死磕,非要把你的航道堵住不让你过去,这种情况下,谁拥有航母当然能派上用场。但是在过去的40年里,除了海盗对海上安全有所威胁外,这种情况还没有发生过。仅有的一场稍微像样点儿的海战就是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

一个国家的军事行为,归根结底是为它的国家利益、经济利益服务的。从这一层意义上讲,航母的作用正在打折。特别是当美国的国家利益日渐表现在金融利益上时,更是如此。因为美国已经找到更好的方式来控制全球的资源、资本的流向流速,改变投资环境。这个方式,就是美元。此时航母更重大的作用,不再是为实物资产,而是在为美元实现财富转移而保驾护航。

今天,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崛起越来越没有雅量,越来越没有胸怀,横挑鼻子竖挑眼,处处设限。如果找不到限制手段、限制理由时,就站在舆论、道义制高点上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双重标准。就拿上面提到的美国指责中国在全球化中“搭便车”这一说法,乍一听似乎言之成理。可恰恰对此我不认同。我觉得这就如同今天中国政府给中国老百姓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一样,是因为中国老百姓交了税,理应享受这份公共服务。同理,中国之所以理所应当地享用“世界警察”美国人提供的世界安全,以及美元作为国际储币带来的交易成本降低的好处,是因为中国人在用自己的产品和资源换美元的交易中,给美国交纳了足够丰厚的隐形铸币税。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财政部6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外国债权人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达到约44891万亿美元,当月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525万亿美元。并且,中国现在是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超过3万亿美元。但是,中国手握这么大笔的美元财富,却很难购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我们想购买高科技的军事技术,美国操纵的“巴统”(巴黎统筹委员会),使得整个欧洲国家不敢把先进的军事技术和产品卖给我们,这就堵住了中国很大一块消耗美元的去处。即使购买这些国家的民用高技术,美国政府也同样限制,这不是夸大其词,比如今年5月“奋进号”航天飞机升空,美国都禁止中国记者进场观看,可见其对中国在高技术上的封锁程度。而你若想购买美国资产,比如中海油收购优尼科,美国国会反对;中国的华为收购美国的三叶公司,交易价值仅区区200万美元,还是被美国以“国家安全”的理由被否决。中国最后发现凡是碰美国任何有价值的资产都行不通,最后只能转到其他的方向去投资,应该说总可以了吧?但是,同样不行。中国跟苏丹合作,马上就有人拿“达尔富尔事件”说事,用“人道主义灾难”来抹黑中国的投资形象。而当中国的企业去购买力拓公司的时候,美国政府又通过陆克文插进一只脚,直到把这件事搅黄为止。

所有这些看似彼此并无关联的事件,让中国几乎在任何一个方向都有钱没处花,最后只有一个流向不受限制,那就是美国国债。而美国马上就“量化宽松”,让美元连带美债贬值。有人说这一切都是市场行为,没有阴谋;交易双方都是自愿的,没有强迫。

事情果真如此吗?

美国确实没有直接强迫过谁非要使用美元,但它通过数十年对全球金融体制和规则的设立,已对其他国家产生一种趋势性要求,这种要求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软暴力、软强迫。例如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时任财长的保尔森来到中国,要求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里实际上就包含有一定程度的强迫。中国为什么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因为如上所述,我们转了那么一大圈什么都很难买到,美元又在天天兑水贬值,能让手里所持美元保值的惟一也是最后的方法,只剩下购买美国国债。好歹国债还有利息,能够对冲掉一点美元贬值的幅度。在我看来,这就相当于美国人扎了一个羊圈,然后告诉你,你可以选择不进去,却又让你无处可去,最后只能乖乖钻进羊圈。

有鉴于以上种种,在研究军事战略过程中,我逐渐发现,如果仅仅进行单一的军事战略研究根本就不可能研究出结果。特别是今天,从政治到经济、从军事到文化,美国的影响遍及全球时,任何战略研究包括军事战略研究都不可能不触及美国。

在研究过程中,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美国的军事战略看上去很纯粹、很军事,但是它的箭头却坚定指向它的国家利益,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所说的“军队为国家利益服务”。战争只是美国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辅助手段,而它主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还是通过美元。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它的国家利益主要表现为金融利益;二是它的军事战略可以直接为实现其金融利益服务。这是一种新型战争。它可能成为一种国家间替代暴力战争的手段,从而演化成一种软暴力、软战争,而这种战争带来的杀伤效果,却丝毫不亚于一场暴力战争,如同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向我们展示的那样。

美国是如何用金融战争代替武力战争来控制全世界的?它的航母又是如何为美元服务的?

美国金融殖民战略建构图

人类自有帝国历史以来,从罗马帝国到大英帝国,基本上都是以一种相似的方式完成帝国积累财富、消耗财富的过程,就是占领别国的领土,掠夺别国的资源,奴役别国的人民。这是经典的殖民帝国模式。但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教训,使美国意识到,必须避免重蹈古典帝国模式的覆辙。因为一战中德国向老牌殖民帝国挑战,想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结果失败了。20多年后德国再度崛起,再次向老牌殖民帝国发起挑战,又再度失败了。美国毫无疑问记取了这个历史教训:如果一个国家的崛起,一定要从老牌殖民帝国那里虎口夺食的话,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最后徒使他人得利。美国自己就是两次世界大战最大的获利者。

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小镇上,盟国的财政部长、央行行长和少量经济学家云集在一起,经过几番激烈争吵,讨价还价,商量出了一个世界货币体系,后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它的实质用一句话就可以讲清楚:全世界的货币锁定美元,而美元锁定黄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承诺,每35美元兑换1盎司黄金。这个时候的美国有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储备,世界上80%的黄金都捏在美国人手里,与此同时,美国还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能力和军事机器。

通过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人一举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直到1971年8月1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尼克松宣布美元跟黄金脱钩,“布雷顿森林体系”才宣告解体。

美国为什么要放弃这一确立了美元霸权地位的货币体系?这与一场战争有关。

1959年,美国卷入越南战争。在越南打了将近17年的仗,到1975年结束仓皇撤离西贡时,美国人一共被击落上万架飞机,丢掉了49000名官兵的生命,最后一无所获!这场战争打掉美国8000亿美元,相当于现在3万亿美元。相应地,美国的黄金储备也日渐减少,到 1971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美国已是捉襟见肘,钱不够花了。而那时的美国人却不能像今天应对金融危机这样,实行“适度货币宽松政策”,打开印钞机随心所欲地印美元。因为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横在那里,没有足够多的黄金,就不能印足够多的美元!这使美国陷入了空前的窘境。也因此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这意味着美元不再以黄金做锚,而是作为一种信用货币出现,开创了彻底的纸币时代——意味着美国政府在理论上可以随意发钞。

美国人当然也明白,超量印钞就是自掘坟墓。当一国的货币贬得一文不值时,国家的地位也就跟着完蛋。于是美国政府出资立项,让人去研究美元与黄金脱钩后对美国和全球的影响。

半年后,一位年轻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赫德森的研究报告《黄金非货币化的影响》出炉。他在报告中提醒美国政府,美元跟黄金脱钩在短时间内对美国有好处,因为美国可以在全世界还没回过神来时多印钞票,用没有黄金背书的纸币去占全世界的便宜。但长期看这对美国和全世界都不是什么好事,尤其对美国,无疑是饮鸩止渴。

这份报告让当时美国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如获至宝。在他们看来,有好处的事情当然要干,只是有没有一个办法,让美元流向世界,财富流向美国?让多印美元的短期好处变成长期好处?换言之就是信用货币如何获得信用?美国人知道,这需要强大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科技创新力,还需要强大的军事能力。这些美国都有,但这还不足以拢住或吓住所有国家。对不屈从的国家,如何让他们对美元保持信任?即使不信任,也能保持需求?美国人想到了一个关键办法:让美元与石油挂钩。

机会很快就来了。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一场阿拉伯人旗开得胜的战争最终以被迫停战告终,这让阿拉伯世界非常郁闷。坐拥石油的阿拉伯人决定,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就从其他地方去获得。于是,国际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决定用石油做武器,抬高油价打击西方。这个办法果然比战争来得更有效,很快西方就承受不住了。

这时,时任美国财长的西蒙(William E. Simon)秘密飞到沙特,拜会沙特石油大臣、首任欧佩克秘书长艾哈迈德·扎基·亚马尼(Ahmed Zaki Yamani),告诉他:你们想把油价打多高我们不管,但是要想不让美国人与你们为敌,你们必须接受一个条件,就是全球的石油交易用美元结算。沙特人同意了这个要求。从此,全世界的石油交易与美元挂钩,而美元的信用也就在此后40年里,牢牢地与全球的能源需求挂上了钩。你可以不信任美元,但不可以不信任石油;你可以不使用美元,但不能不使用能源。只要你的国家需要发展,必然要消耗能源,最好的能源在当时在今天都是石油。要获得石油,只要不是产油国,就必须要用美元去买。别国获得美元的方式只有一种:出卖资源或者出卖产品。而定价权在美国手里,无论是对资源还是产品,它都可以压低价格,从而使美国人在发行新美元,也就是发行高能货币的时候,赚得第一道便宜。

不仅仅是石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美国通过“全球化”完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向金融业大国的转型,彻底改变了自己的生存及生活方式,从而使得美元不仅仅与石油挂钩,而且与全世界的制造品也形成了紧密联系。

为了使各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一事实,美国人用比较优势理论把全世界分成了两块,一块是美国——美国人认为它的优势就在于生产美元;另一块是全世界。比如,中国的比较优势就在于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你的发展就应该且必须借助这一优势,别无选择地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他国家以此类推。美国通过输出“比较优势”理论,把本国所谓的垃圾产业、夕阳产业纷纷转移到其他国家,转移到新兴国家包括中国,而让它70%的就业人口转向从事金融和金融服务业。全球产业大分工的格局就此形成:美国人负责生产美元,而全世界负责生产用美元交换的产品。这就是这一轮所谓“全球化”的本质。

美国用自己的金融体系,把全世界与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这种由美国向世界输出美元,而世界向美国提供产品的交易模式,其结果就是全球财富快速向美国集中。美国在1990年前的200多年里,GDP最高时才不过达到7万亿美元,而在最近短短20年里,GDP居然翻了一番,达到14万亿美元。美国就是这样通过美元,对全世界实现了金融殖民。

而手持美元的别的国家呢?最终由于不是你自己国家的本币,再加上恐慌于美元的不断兑水,为了不让它变成废纸,如果不急着把它变成实物财富(而美国会竭力在此制造障碍),就只能让它回流美国,去购买美国国债或其他美元资产,从而维系美国经济运行所必要的流动性。

为什么不担心经常项目长期处于逆差状态的美国,却十分担心短期的资本项目出现逆差?因为美国需要大量的世界资本回流美国,才能保持这个储蓄率接近于零的庞大帝国正常经济生活的流动性,否则,大部分美国人刷卡透支的好日子就难以为继。美国资本项目顺差的额度在2001年前后,大约是每年7000亿美元,也就是说需要每天净流入美国20亿美元。一旦这方面出现亏空,美国就必然会想方设法、竭尽全力地保证资本回流。

如何让全世界保持甚至加大对美元的需求?又如何让美元能够顺利回流美国?

为美元而战!

过去20年里,美国是世界上惟一连打过四场对外战争的国家——1991年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以及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这里还不包括今年参与的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这四场战争,发生在三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开战理由看上去都十分充分且冠冕堂皇,谁会把它们与一张轻飘飘的绿纸联系在一起?

为美元而战,这就是美式战争的全部秘密。

美国人为什么要打伊拉克战争?答曰:为了石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占领伊拉克后,却不从伊拉克免费拉走一桶石油?

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哈佛大学讲师琳达·比尔姆斯在2008年合著的《3万亿美元的战争》一书中指出,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是全球油价暴涨主因。

石油交易以美元结算,油价飙升也就意味着拉高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也就是说,美国人通过战争打出了全球的美元需求。伊拉克战争之前,国际原油价格约为38美元一桶,战争结束后飙升到近150美元一桶,相当于一场战争把全球对美元的需求打高了近4倍。当全世界需要更多的美元去购买石油时,最高兴的除了产油国,就是美国政府。以给全世界提供流动性的名义开动美元印钞机,对美国来说,不仅意味着更多的铸币税收入,还意味着更多的“绿纸换实物”。

战争不仅可以打出全世界对美元的需求,还可以打坏别国、别的地区的投资环境,在降低别国货币信用的同时,像驱赶羊群一样把美元驱赶回美国,维系美国经济的流动性。科索沃战争即是如此。

1999年3月,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前提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人道主义干预的名义,悍然打响了科索沃战争。此前,作为战争的舆论准备,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西方媒体联手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说米洛舍维奇的南联盟政权在科索沃屠杀了9万阿族人。事后证明这完全是一个谣言。

美国为什么确定要打这场战争?看看当年的国际大事年历就明白了。就在战争打响前三个月,1999年1月1日,欧元正式启动。作为一种全新的国际结算货币,欧元一上来就对美元霸权地位构成了挑战和威胁。72天的科索沃战争最重要结果,不仅仅打垮了米洛舍维奇政权,还重创了欧元。欧元与美元的汇率,由启动时的1欧元兑换1.07美元,变为0.82美元兑换1欧元,欧元跌幅达30%。可以说,为了打击欧元,维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绝不会手软。从这个角度上看,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不可避免。

此外,在科索沃战争爆发前,有关资料数据显示,约有7000多亿美元的热钱在欧洲游荡。战争打响后,有4000多亿美元立刻从欧洲抽逃,其中2000多亿去了美国,另外的2000多亿则去了中国香港。

一个投资界的常识是,热钱囤积香港,通常都是想拿香港作为跳板,进入中国内地。而恰在这时,美国人用5枚精确制导炸弹,“误炸”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一周后滞留香港的2000多亿热钱从香港抽逃,最后去了哪儿呢?美国。也就是说,从欧洲抽逃出来的4000多亿美元的热钱,最后全部流到了美国,去支持美国已经连续90多个月的经济繁荣,一直到小布什上台,这个经济繁荣期才告结束。

同理,2001年美国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不是为了反恐,而是要打回全球资本对美国投资环境的信心。

为什么说美国是仓促打响阿富汗战争?因为在1980年后美国发动的局部战争中,其战争准备时间都在半年左右。阿富汗战争却是个例外,不到两个月就仓促打响。仓促到什么程度呢?美国人在打到一半的时候,居然就把巡航导弹打光了,怎么办呢?五角大楼只好下令打开核武器库,取出核巡航导弹,拆下核弹头,换上常规弹头,又打了近千枚,才把阿富汗打下来。

美国人为什么要匆忙发动这场战争?因为时间不允许,美国的经济形势不允许。“9·11”发生后,大量的资金开始撤离美国。有数据称9~11月间,有三四千亿美元撤离了美国。所以美国迫切需要用一场战争,打回全世界投资人对美国的信心。

果然,当阿富汗战争打响后,道琼斯指数就在短期下探后很快回升,华尔街一片叫好,随着战况进展顺利,大量的资金又陆续回到了美国。由此我们看出,美国人向全世界展示的现代战争理念是,如果我的投资环境不好而短期内又无法改变的话,那就用战争把其他地方打得更坏,反衬出美国相对的好。这就是美国的军事为金融服务的战略路径。

有意思的是,据海军军事专家李杰介绍,“从1976年以来,美国人对于航母的争论次数不下10次,试图寻找另一种手段来取代维护费用高昂的航母,用较少的钱来保证足够的军事力量。可是几经讨论,最终各方只能承认,美国只有发展航空母舰才能保证‘武力投射’的机动性和威慑性。所以,无论在科索沃战争还是在对利比亚的空袭中,美国航母依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上。”这个争论的时间节点——1976年,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石油“挂钩”不远。也可以这么说,正是出于保障美元信用的重任,航母才得以不下岗。

捍卫美元的软性战争

据说,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就职当天对同僚告诫道:在这里(美联储)你们可以谈论一切,就是不许谈论美元。因为一旦失去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也就失去了全球霸主地位。因此为了维系这张“绿纸”的信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用军事战争变相打击欧元是一例,用金融战争直接打击日元则是另一种玩法。

众所周知,1985年美国通过“广场协议”逼迫日元升值,成功打击和遏制了日本出口的势头。可令美国始料不及的是,签订“广场协议”之时的日元已经成功地迈入了国际化进程,已经是国际可兑换货币,在东南亚甚至一定程度上成为和美元比肩的硬通货,有的国家已把它作为储备货币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欣喜地发现,当日元从252日元兑换1美元上升到80 多日元兑换1美元时候,日元一下子变得值钱了。于是,日本人非常迅速地抓住了这个时机,掉转头来,从原来的产品扩张转向资本扩张。那时的日本开始狂买纽约帝国大厦,狂买哥伦比亚兄弟电影公司、甚至发出了“买下美国”的豪言壮语。

这让美国一度颇感紧张,惊呼“日本想买下美国的灵魂”,在这样一种势头下,美国人通过瑞士国际清算银行提出了“巴塞尔协议”(巴塞尔一号协议),也就是8%的银行储备金率的问题。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针对全世界所有银行为规避金融风险制定的游戏规则。但实际上它主要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资本扩张势头。日本对此当然不接受,它与当时全球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德国连手,一起拒绝签字。

在不具备战争条件的情况下,美国人怎么办?美国人用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办法,就是和英国签订了双边巴塞尔协议。两国率先实行巴塞尔协议,率先执行8%的银行储蓄准备金制度。但这个协议最有意思的条文,不是双方准备为全球做表率自律的问题,而是它的最后一条,即:今后凡与我两国银行打交道的任何国家的银行,都必须实行8%银行准备金率。这样一来,美国人用多边协议未能拴住日本,却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就范。因为这世界上还有哪国的银行,既不在伦敦金融交易中心,又不在纽约金融交易中心进行业务往来或结算呢?美国用这一狠招迫使日本不得不回到巴塞尔协议上来,而这一回来的结果,最终导致了日本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泡沫的破裂,从而走上了“失去的十年”。

崛起中的中国亟需加强保障国家安全

如今中国的情形与日本有几分相似之处。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人民币也正在加紧国际化进程,未来势必对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挑战。美国已将中国视为全球头号对手。

过去美国人喜欢说,当世界上什么地方出现麻烦,美国总统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的航空母舰在哪里?如今,在资本流已成为全球经济生活主流的时代,美国人已经意识到需要一种能与资本的流速相匹配的快变量手段,才可能控制或改变全球资本的流速和流向。

为此,五角大楼对其军事力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尽快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比如说建立空天司令部,建立全球第一支网军,又比如说全球第一架空天飞机的试飞,再比如说正在研发的5倍于音速的巡航导弹等)。这一系统要求美军的军事打击能力,能比航母为代表的传统军事手段更快捷地打击地球上任何目标,打击时限也一再缩短,从号称一小时打遍全球,缩短到28分钟打遍全球。五角大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注重美军的速度,而这一切,都与资本的流速和流向有关。因为美国人心里最清楚,今天的美国是一个建立在纸币上的帝国。要让这个帝国不垮塌,就必须保持美元的霸权。谁威胁到美元的霸权,美国就会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所有它能操纵的手段,予以无情打击。

崛起中的中国,必须对此有清醒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障我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的责任,任重道远。中国航母的出现,是我们在保障国家安全方面走出的重要一步,未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美国《赫芬顿邮报》6月13日文章,作者埃里克·马格里斯,王会聪译)

从华盛顿安全机构此起彼伏的惊呼声来看,中国首艘航母的曝光已对世界和平和稳定——即美式和平——构成严峻威胁。鉴于南中国海的紧张局势正迅速升温,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时机。

在将首艘航母变为一种真正实用的武器平台前,中国海军尚需多年时间掌握相关技术。因此,美国军工业现在就发出惊叫声还为时过早。自二战以来,美国海军就在包括中国漫长沿海水域在内的海上称雄。美国的航母战斗群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处于初期阶段的航母力量,而是中国能从空中、海洋和潜艇发射的新型反舰导弹。迫使中国发展航母和蓝水海军的首要原因是印度和石油。印度和中国是彼此心照不宣的真正战略对手。我在《世界之巅的战争》一书中曾预测,这两个亚洲巨人将在喜马拉雅山边境、缅甸和海洋控制方面爆发战争。

印度正迅速扩张海军实力,包括核潜艇、水面军舰和远程海军战机。到2015年,印度或将拥有3艘航母。新德里将印度洋视为“内海”,因此决意将中国不断壮大的海军拒之门外。中国同样坚决强调对整个南海、东海、黄海和台湾海峡拥有主权,并将其海军和政治影响力扩展到东印度洋乃至海湾地区。本周,随着越南在沿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南中国海又变得阴云密布。菲律宾刚刚要求将南中国海称为“西菲律宾海”。

中国在巴基斯坦西部港口瓜达尔和缅甸沿海打造两个新的海军基地,不但使印度感到极为恐慌,甚至连美国海军也忐忑不安。通过铁路,这两个分别位于阿拉伯海和孟加拉湾——恰好扼守印度洋两翼——的港口将与中国西部连接起来。它们的成功建造将使中国能够避开狭窄又危机四伏的马六甲海峡。

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还是一个石油净出口国。如今,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对汽车的痴迷,使其依赖中东和非洲的石油。中国的石油供给线路必须受到保护,尤其一旦与印度发生战争之际。印度在战争期间将堵截中国的石油进口并非什么秘密。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美国舰队也会这么做。

因此,对于不断壮大的中国而言,保护海上供给线路是势在必行的战略优先选项。大英帝国总是宣扬保卫“帝国生命线”是其天赐权利。作为大英帝国的传承者,美国同样坚决捍卫其遍布全世界的贸易、石油和势力范围。而中国不可避免地也将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