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当前的游资会流入那里?

去年底以来,国家做出两大战略举措很可能是中国的民间游资仓皇撤出,煤炭整合将挤出近3000亿资金,楼市调控很可能挤出4000亿资金,那么如果让这两大领域的暴利空间收窄,哪个领域,哪个行业将成为下一个游资的新战场。游资往往是对暴利最为敏感的一个资本群体,他们所到之处必然掀起炒作的惊涛骇浪,同时游资也是对未来经济走势最为敏感的群体,把握了他们未来的经济走向,就实际上把握了中国经济未来的走向?

但是游资也是最隐秘的一个群体,他们是中国严厉打击的对象,对于非法集资我们从来都是大力打击的,他们也一直游走于政策的边缘,隐身于我们的经济社会并且与中国的决策群体有他们特有的影响力,是真正的大隐隐于朝、隐于市的一个群体,对于当前这些资金还会流入哪里,如果你看过这一篇文章,可能就会对于一些想当然的浅薄有一点的感觉。

一、游资与房市、股市
本人曾经写过揭秘炒房团的文章发表于《第一财经日报》,里面也浅析了一下游资与炒房的关系,对于我们的股市,大家普遍所说的是各种股市的坐庄和疯狂都在背后有游资的身影,而在国家大举调控房地产的时候,游资的走向也是从房市大规模的被挤出,从而走向股市,但是我要说的是对于这样的走向不是我们这些专家们想当然的。

首先我们要知道的就是游资的投资者不是我们的操盘手,操盘的人实际上是走在前台,游资的掌控人是在后台为这些操盘的人物提供资金的资金支持者,在各类调控中在前台的操盘者损失最大,而后面的资金支持者是可以相对安全的,这样的结构也是资本保护自身安全的需要,遇到调控和危机损失的是前台的操盘人而不是后台的资本,这是世界通行的经济金融规则,在中国也是不例外的。

我们普遍的一个想当然的想法就是我们的这一轮房地产的调控压缩出来了大量的炒房的资金,这些资金需要找到新的投资渠道,这些资金就会进入我们的股市和实业等领域,给股市提供资金让中国国企的再融资获得资金来源,但是这样的想法是天真的,中国的调控是压缩了普通老百姓投资房产的空间,也压缩了银行资金进入房地产的空间,以前是开发商贷款困难,所以期房便宜让买房人贷款,这些房贷成为了开发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这次调控压缩的就是房贷!这样的结果并没有压缩游资,游资是可以全款买房的,可能你会说房价在调控下有下降的预期,但是在这样的预期下游资购买房屋是要把这样的预期透支和转嫁给开发商的。

进一步讲,这样的调控使得开发商的资金异常紧张,造成民间融资利率的暴增,游资在房地产领域的作为是给开发商放高利贷,而这样的放贷还隐藏在买房里面以此确保资金的安全和高利贷的利益,因为我们的高利贷非法但是对于购房的消费者确实大力保护的。因此这次调控我们的游资不是撤离房市而是大举进入房地产,借着调控的资金紧缺谋取更高的利息收入。我们可能会说开发商可以廉价抛售房屋啊!但是如果知道房地产开发流程就知道这样的提法的幼稚,开发商如果取得了房产的销售证或者预售证,就已经取得了一道开发的免死牌了,更多的情况是开发商根本没有达到可以销售房屋的程度而资金不足,这个时候开发商是无法抛售房屋而为了生存只能任由游资宰割的,这样一来开发商被游资高利贷盘剥后成本压力巨大,等到获得了销售资格也不可能抛售房屋了,因为对于有限责任公司降价就如一无所有不会有更多的负债而维持高价才有机会收回血本,每一次的调控都是高利贷的游资赚钱的好机会。

我们还想当然的认为这样的调控会让多出来的资金进入股市,而股市这几天的表现已经实际上给你当头棒喝了,游资不是进入股市而是退出股市,股市的好转是要老百姓投资房地产的资金进入才有可能,但是调控已经把老百姓投资房地产的资金给套牢了。为什么游资会退出股市呢?我们知道一个规律就是股市的价格与利率的高低是负相关的,利率越高则股票的价格越低,而这个影响股市的利率不仅仅是我们央行的利率,也包括民间游资高利贷的利率!股市的庄家和私募不是游资而是游资的客户,他们是向游资融资的人群,市场上他们炒股的融资成本在月息3-5%,而且是按月计算复利滚息的驴打滚,游资大举进入房地产高利贷给开发商的结果就是对于这些庄家和私募的资金成本剧增导致他们的退出操盘,因此股市大跌和弱势就是不可避免的。更进一步的是我们的融资融券的开展,通过融资融券取得资金的成本远远低于向游资的融资,也使得游资退出股市,因此庄家和私募会抛出股票归还游资的高利贷,等股市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融资融券业务取得低成本的资金,因此实际上的游资在本轮调控的走向,与我们的想法是相反的。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的融资融券目前的规模并不大,但是我们要知道的是现在股市是在观望期,而具有融资融券以后原来的满仓因为现在还可以融资购买股票就不是满仓了,庄家和私募所需要的现金储备就不必要了,会有大量的游资被挤出来的,股市的实际走向与我们这样的愿望也是吻合的。

二、游资与矿业、大宗商品囤积
浙江的游资投资山西的煤矿,山西煤矿重组挤出数千亿的游资等等早已经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对于这些游资的走向和问题的实质,我们也要深入的分析不能想当然的。

山西收购煤矿的并不是游资而是向游资融资的民营企业,受到重创的也是投资的企业而不是游资,因为游资的投入是以合法形式掩盖的高利贷,不会受到你重组的影响,而山西的整合给与补偿仅仅是按照投资额计算的话是难以覆盖高额利息的,更何况这样的补偿资金还经常不能按时到位使得游资高利贷的利息还在不断的增加,受损的是企业不是游资。

更进一步的讲山西的重组就真的把游资给挤出来了吗?事实却是没有,因为这些游资的款项是以某种合法的形式存在的,比如长期供货合同的保证金、预付款等等,这些供销协议并不因为企业的合并而无效,所取得的利息是以违约金而存在的,即使是你不再给小煤矿以采矿证,其违约金也是合法的,游资的存在是从股权层面转移到了供销层面。这一点在国际上也是一样的,美国能够允许阿拉伯国家把石油国有化的背后就是美国石油公司与这些国有化的企业有廉价的石油采购协议,否则美国绝对不会让阿拉伯国家掌握石油卡脖子而不出兵的。

而游资控制了供销实际上也就是控制了商品,游资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起到了廉价囤积大宗商品的目的,如果你要是真正的储存这些商品,你的费用是很高的,但是你控制渠道的成本却很低,山西的煤业如果你了解就不会不知道山西煤站的力量,山西煤站控制山西的煤炭贸易的模式早已经是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你不经过这些煤站除非是国家特别的煤炭供应是无法把煤运出山西的,所以山西本地煤很便宜关键是你能否把煤运出来,而这些渠道环节也是游资重大的生存场所,山西的煤炭重组只是煤矿的产权而在流通环节还是游资控制的,游资并没有被挤出来,而且不仅仅是煤炭,其他大宗商品也是一样的,在铁矿石涨价的预期下,铁矿石的流通渔利和囤积也是巨大的,这些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而我们的粮食也是一个将来可能被游资囤积攻击的环节,前面的大蒜暴涨本身已经是农产品囤积的预演了,今年的气候异常更给了囤积炒作农产品制造恐慌的理由。

我们的游资对于不同的用途的利率也是不一样的,对于股票最高而囤积最低,因为其中的资金安全性是不同的,游资囤积大宗商品的动力实际上是来源于我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而游资在这些商品的流通环节还可以得到金融杠杆,也就是在有游资的初始投资下,可以通过银行的流动资金贷款摊薄总的融资成本,大宗商品的仓单本身也是可以向银行抵押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使得游资的高利贷能够被接受,而实际的利益来源也就是变成了在巨大的通胀预期下对于银行实际负利率的渔利了。

而对于大宗商品游资囤积于交易渠道,这样的做法是最不易被察觉的,而实际的效果也是最容易控制产品的定价权,在我们的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博弈上,这样的情况也是发生的,海外大矿山把小矿山排挤在外的是长协的门槛,长达几十年的每年的固定数量的采购合同把竞争者排除在外取得产品的定价权,而海外资金进入中国控制中国市场也是通过渠道进行,从零售的大型连锁超市到外资控制的粮站、批发站,这样的规律是投资操盘手们所熟知的。

三、游资与外贸和流通
浙江等地的游资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给外贸企业和各种流通企业放款,这样的款项是非常巨大的,这里我们可能会有疑问的就是外贸企业为什么要找游资而不是做正规的商业贷款?

如果你了解中国的金融行业,你就知道我们的贷款门槛实际上是极高的,尤其是商业流通领域的贷款,企业要进行贷款需要完善的资料就可以有几百页,然后就是繁复的审贷工作,即使是没有灰色、黑色的成本和刁难,正常的程序也是周期要一个月以上,半年内能够解决问题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但是对于外贸业务来说,接到订单以后就是必须立即投入紧张的生产和立即对于资金有巨大的需求,能够在短时间内放款的只有游资得高利贷是可行的路径,这里游资是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不要简单的说高利贷的盘剥。

游资的放款主要根据的是信用,在快速贷款需求下实际上就算有抵押物也是难以抵押操作的,因为即使是你拿着房产证要证实证件的真伪办理抵押登记的时间也不允许,游资实际上是中国金融市场唯一的信用贷款者,中国由于腐败等等问题的风险,中国银行业实际上已经没有了信用贷款只有抵押贷款了,对于外贸企业尤其是做流通的外贸企业自己的资产不足,在正规的渠道是根本不可能取得贷款的,而通过游资就解决了大问题。由于用款的周期短,对于高额的利息实际上是不敏感的,比如一单有5%利润的生意,需要的款项周转时间不超过一周,因此对于月息5%的游资高利贷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游资是可以按日按周的计算利息的,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样的高利息所对应的就是高风险,同时也有高额的管理成本,对于我们正常的贷款的评估等等费用,如果贷款时间仅仅一个月,综合计算下来的财务成本一点也不比游资得高息要少。

更有一种资金的需求,业内叫做过桥资金的,在各种流通中这类资金得来源也多是游资,这过桥的环节也是风险最大的地方,正规金融机构的僵化是难以进行风险控制的,也是无法快速解决的,这些都给游资以空间,而且游资的高利息由于时间短,与交易的价值相比,也是非常可以接受的。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可以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和典当,但是实际的情况是这些机构我们不允许收取高额利息时是难以覆盖成本和风险无法生存,为了降低风险一定是银行繁复审查的再现,同时对于游资给外贸的放款,经常根本不是小额的贷款而是大额的款项,以至于对于有规模的外贸企业也是会有要求助游资得时候,中国金融业的信用缺失给游资留下了一个新的生存空隙,但是游资在此的行为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确实是有利的。对于这样的游资高利贷,企业是欢迎的,而且是企业上门的,因为这不是小额的贷款,企业的资金短缺达到数百万不能向亲友借款时,企业的生存就与游资密切相关了,尤其是在调控的时候,社会资金紧张,而企业的产权等等变动重组频繁,需要的流通资金和过桥资金的需求加大,也给游资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与此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我们的司法环境,中国的违约没有惩罚性赔偿,而企业也是以有限责任为主,这样的结果就是中国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欠债的是爷爷,追债是很难的,但是社会游资一般有自己的社会渠道和手段,追债能力都很强,游资得借款都是无限责任的,而且有些还是黑社会背景的,这样的追债能力也是保障游资资金能够归还,游资可以参与比一般融资风险更大的业务的根本,但是这也是会造成很多社会问题和社会不稳定的基础。

四、游资的历史渊源
我们发现炒房是从浙江开始的,山西也是非常流行,游资也是集中在上述的地域,而中国的富裕地区却不仅仅是浙江和山西,中国的广东与香港最近也最先有特区最先发达,而福建的一些地方也有下南洋的传统和与台湾一衣带水,而北京上海等等大城市更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但是为什么就是浙江和山西比较发达?

这里我们是要注意到其中的历史渊源的,在中国历史上就是浙江的钱庄和山西的票号是中国的金融老大,他们动辄数百万两白银的金融运作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无与伦比的,与皇帝的税收和能够控制的银两是可比的。这些历史上的钱庄和票号也是大量通过发行银票的流通,取得低成本的银票准货币,再拿这些银票货币去炒卖地产,中国古代的地主利用钱庄进行土地的炒卖和兼并,是早有历史的,这些地方是有这些历史传承的。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也很富裕,但是这些地方就没有这样的历史传承,这些地方历史上是进行外贸和走私的不是玩钱玩银子的,上海的开铺也是买办文化而京城是玩政治搞官的,历史传承和历史智慧的作用是很大的。

而在中国近百年的发展,虽然西方的金融观念进入中国,但是中国历史上的钱庄档手们也有自己的生意经,这是独立于西方之外的生意经,这些生意经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不受重视也难有文字流传,因为在抑商的长期国策下,你的经营操盘取得暴利肯定是要被官府限制的,不被镇压就不错了。所以这些生意经就是师傅带徒弟的私相授受,虽然在中国公有制的中断很多很多年,但是私相授受的环境还是有的,尤其是家族之间的传授,这样的智慧传承造就了炒房操盘的人才,同时也使得浙江和山西取得了更大的财富流入。

历史上的钱庄和票号,对于怎样的金融套利是非常在行的,有其独到的生意经。在历史上中国的金融套利,就是钱庄利用各地的银价、利差与土地、粮价的大规模套利活动,这些钱庄和票号形成了全国性的网络,中国的各次粮食危机和金融危机也是分不开的,不断地造成地价、粮价和利率的大幅度波动,导致民不聊生威胁社会安定,中国的改朝换代来自土地兼并,而这样的兼并与中国古代特有的金融运作方式的加剧作用也是密不可分的,而对于他们的金融研究一直是不被历史研究所重视。

在历史上中国不是没有资本,没有成为资本社会在经济上是贵金属货币的社会没有那么多的货币来满足需要,而在政治上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和政治地位,就如中世纪的犹太人是二等公民但是掌握各国金融业的牛耳。对于中国古代粮价与地价、银价也是剧烈的变动,一般情况一两银子买二石米,但是饥荒时一两银子买不到一斗米的情况比比皆是,而正常情况3两银子一亩地,也可以变成一两银子二亩地(黄仁宇,《十六世纪中国的财政与税收》,三联出版社),在古代钱庄和票号等金融业也是以田产来抵押放款的,也是以炒作土地田产房产作为主要的牟利手段之一,因为囤积粮食可能被官府征用风险很大,而囤积土地房产则一般不会,因为在古代中国土地房产的最大持有者就是社会的统治阶级。钱庄通过发行银票或者汇票来支付购买或者收押土地的款项,高价出售土地和低价占有抵押土地,地价低的时候囤积收购土地,典当以其取得的典当土地从钱庄处取得银票放款,钱庄与当铺还形成了类似央行与商业银行的关系,钱庄开出银票相当于发钞而当铺在钱庄取得银票相当于贴现。资本以银票而不是实银取得了金融衍生的利益,同时政府是难以征用的,因为钱庄、当铺所实际占有、控制的大量土地房产,名义上都是有其他主人的,是有当票在外面的,他人有权赎当的。现在游资的各种行为,实际上就是中国历史上金融炒作生意经的发展。

中国很多改革开放以来的富裕阶层,我们看是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因此很多人就有了什么不读书就赚大钱等等的说法,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这些致富的人员中原来的地主和资本家的子弟特别多,比例很大,更多的也是家里祖辈曾经有过经商经理人的经历,这些人都是有传承的,他们所受到的教育不高很多是因为当年的出身问题和社会动荡被剥夺或者错失了教育的机会,他们从家里所得到的家传的生意经的水平比你在大学里面学到的营销案例不仅仅实用更关键的是有不为外人所知的独特性,因此历史的传承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游资的各种金融行为,就知道是有高度的智慧包含其中的,不能因为自己多上了学读了书喝了洋墨水就看不起中国乡间的隐士高人,中国的历史传承下是山外有山的。

对于中国古代由于白银等贵金属货币的有限性,在粮食收获季节由粮食交易所产生的货币流通需求会造成货币紧缺通缩,在青黄不接的时期粮食紧缺时就会产生粮价与地价比值的暴涨,从而产生了以年为周期的粮价、地价和银价的波动,而中国的俸禄是以粮价和货币甚至包括布匹等等共同计算的,社会实际实行的是一个多重货币体制,这样的货币兑换过程钱庄在此是非常容易套利的。因此北宋的王安石搞青苗法,就是看到了这样的套利和套利对于老百姓的鱼肉对于社会安定的威胁。青苗法利率二分,也就是20%利率,时间是青苗到成熟的半年的时间,这样的利率已经大大的低于当年的高利贷的利率,政府以府库的金融实力进行金融操控,挤压了高利贷的空间,就此好事也因为与金融利益集团不合而失败,所以即使是在商人金融家为社会末流的高利贷者的皇权时代,其左右社会政治的能力也是极强的,更何况是在金融为王的资本市场时代呢!

对于中国领先世界千年,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中是存在巨大的历史智慧的,我们需要的是让这样的历史智慧传承为国家和社会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地下经济的灰色地带,应当认识到中国对于投机、投资的水平和历史也是丝毫不弱于西方的金融大鳄的,他们不是学习西方经济理论的书本知识,而是来自历史的经验积累,有经过长期实践检验的自己的生意经,从陶朱公到沈万三再到伍秉鉴、胡雪岩等等代表人物风起云涌,只不过他们的智慧不被中国历代皇权所重视,不但不重视而且是刻意加以限制,其思想也不能成为文字留传。现在中国需要的是发掘中国的历史智慧,给他们合法的舞台而不是地下的舞台,合法以后不仅仅可以发扬光大中国的历史智慧,也可以把这样的地下暗流和不稳定因素纳入监管和征税的范畴,促进社会的和谐和安定团结。

五、游资的来源与热钱
对于游资要发挥其力量,成规模是必须的,这也是与普通的高利贷所不同,也是与一般的投机不同,这样的规模就是在于操纵市场给市场发生改变,从而产生套利的空间,游资的爆炒和投机的爆炒的本质差别就是在于此!对于一个高利贷和投机爆炒,其管理成本也是高昂的,只有足够的规模才能够经济合算,因此游资的操盘手需要的就是集中资金,游资操盘手私下募集资金是常态,也是触发非法集资的灰色地带。

对于游资的来源,很多是带有非法影子的,因为我们对于非法集资一向是严厉打击的,游资很多的资金来源也是带有集资的意味的,是行走在法律的灰色地带的,其不合法的巨大风险也使得他们必须追逐更大的利益,造成他们的行为更加的疯狂。

对于浙江等发达地区,民间借贷非常盛行,这些游资的募集者也就是金融掮客的身份,以低成本募集的资金再高利率的放出去,并且成为了一个网络,从而使得顶端的操盘手可以集中巨额的资金,一旦他们操盘失败发生崩盘或者引起政府的查禁,一般都是会造成一个非法集资的大案,就如我们不久前火热的吴英案一样。因此游资的操盘手对于其资金的安全性也是要求特别高的,所以他们需要有防火墙,他们是各种投机活动的资金提供者而不是直接的操盘者,也就是出于资金安全的需要和对于合法性的担心上,吴英的被抓和她直接的操盘操作投机是密切相关的,成熟的游资操盘老手是低调的资金提供者不会跳到前台进行操盘的。

由于游资在取得资金上的灰色,以及其取得资金的高成本,注定了游资的行为难以在比较合法的投资和实业领域,游资需要的是快速的实现利益,即使是高利贷也很少是一年期的,一般是半年以内,这样的结果也就是决定了游资是在套利的领域,也只有对冲套利的高利润可以满足,因此对于游资的认识更应当以对冲基金的性质来看待。在民间资本领域,房地产投资还是普通的实业投资资本,而高利贷则是民间金融资本,在实业资本遇到金融资本的时候,一定是金融资本要控制实业资本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所有的这些游资的操作,实际上就是历史上中国钱庄经营的翻版,只不过历史上是公开经营现在是地下经营而已,在这里中国经营钱庄的历史智慧是得到充分的发挥的。这样的操作国内外都类似只不过谁也不公开说,国际上的热钱与我们的游资是类似的,但是热钱是基本合法的身份,只不过是道德上受到谴责,在热钱大量涌入中国的时候,这些热钱同时也成为了游资重要的资金来源,并且通过游资、钱庄和内外的对冲操作突破中国对于外汇进出的监管。

由于国内的灰色问题,很多游资赚取的钱基本上是要逃往国外洗白的,同时由于境外的热钱要到境内炒作人民币的升值,而热钱入境以后赚钱的方式也与游资类似,这样他们就存在对冲的利益需求,可以非常方便的进行与各种对冲基金运作类似的对冲,即国内的游资利润直接以现金给了海外热钱的所有者,而海外的热钱直接把美元汇到游资操盘者的海外帐户中,这样的货币对冲没有经过国际外汇清算系统,中国的外汇监管部门是根本看不到外汇的进出的,由于游资经常是集中了大量的个人资金有诸多的私人账户,从而热钱与之的合作也使得大额的热钱资金隐匿于众多的游资人群中难以发现和监管。

国内打击非法集资和游资的力度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大,所造成的空间也在加大,这样海外热钱与国内游资的互惠操作就更加的流行了。而热钱游资成了规模以后的出境就比个人资金容易多了,经常地手段就是在对外的经常贸易项目下进行交易,把正常外贸应得的利润在国内以人民币现金支付,让国内外贸企业老板也可以避税,然后就是大家看到的中国出口商品的利润奇低,浙江等地的黑钱庄异常活跃,这些黑钱庄就是中介,而游资所得出境以后被洗白了。由于游资也经常给众多的外贸企业做高利贷,外贸企业要依靠游资得原因就是他们的迅捷便利,我们正规的商业贷款需要的审贷等等周期是外贸企业所受不了的,游资所得的高利息本身也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出境,从而这样的渠道变得异常的便利。

游资的参与者以这样境外的钱为自己办理海外移民身份,再以浙商海外奋斗取得成功投资内地为由回来,真正的光宗耀祖了。要知道当初那些浙江偷渡客,在海外没有合法身份、不懂外语、没有专业知识和文化、还被蛇头盘剥,这样的背景下能够成功赚取大钱的肯定是极少部分人,但是却让你看到无数多的浙江农民出国后轻而易举的海外成功,背后是什么需要深思,这里我们当然也不能否认浙江还是有不少的商人在海外吃苦耐劳的创业成功的,但是我们要说明的是这些吃苦耐劳的成功浙商也成为了游资和炒房致富的群体的重要环境保护色了。

而在人民币监管和中国经济成为热点之后,大量的外资希望持有人民币的资产,很多房屋我们看到的是全款买房,但是不等于没有套取银行资金与民间资金利差的运作,炒房团的成员取得海外身份以后,就可以拿国内的房产在外抵押取得海外的资金,这样的做法规避了我们的二套房的贷款限制并享受了海外的低利率,但是这样的抵押被海外资本持有中国的人民币资产,实际上是变相的外债,同时这样的外债不在政府的统计和监管之列。

六、游资未来策略的参悟
可能读者会问:虽然你说房市调控和煤炭整合不会伤害游资现有的利润空间,也就是说存量不会受损,但是如果向游资借贷的房产企业和矿主的未来利益空间受到挤压后,是否也会影响游资的增量空间呢?比如房地产企业,如果已经拿到的地和已经在建的项目,确实面临银行的资金压力,会不得不向游资高额借贷,依赖性反而更强,任他宰割。但是如果整个房地产业因为政策调控而面临09年年初那样的拐点,而且时间会更长,因为国家这次似乎动真格的了,把房地产重新定位为居住属性,而不是投资产品,那么房价整体下调,房地产企业的暴利空间受到压缩了,他们可以对未来的土地和项目进行压缩,财务上更稳健行事,这对游资的增量利润空间是否也会受损严重呢?再比如新的民营煤炭企业被整合了,数量规模减少了,而国有煤炭企业没必要去向游资借高利贷了,那么游资的新增长点在何方呢?

对于这个问题本人的看法是房地产未来的购买力的来源还在,在我们今天拆迁费的上涨幅度大大的高于房价的涨幅,在北京市区大多数地方的拆迁成本每平米已经突破10万的背景下,房屋价格高了的背后是老百姓得到的拆迁费也高了,而拆迁费高的结果必然是房屋价格要高,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这样的正反馈的过程给房价的涨价不断的注入动力,不能合理的控制拆迁成本房价是下不来的,这样的房价实际上是外地人进入城市的门槛,对于本地人要不原来就享有福利分配的房子住,要不就是持有巨额的拆迁费买得起高价房。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年的国进民退的结果之一就是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不畅,而且中国到了产业兼并的时期,世界各国各行各业的企业一般是三五家而中国是至少数百家,中国与世界的接轨背后是需要有同样的规模是需要99%的企业退出,这些退出实业的资本的去处也是房市和股市!而我们诟病的土地财政的背后,我们也要认识到地方的政府支出的土地收入不是开工资而是地方市政等等的建设,这些基础建设的受益是土地,如果不是土地财政偿还使用其他社会收入,那么就是社会其他方面补偿地产,是更大的社会不公!而我们的高积累率等等的背后也要看到中国的无奈,因为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过去,等到中国老龄化了以后怎么可能再进行这样的大规模建设?因此中国的大规模基建和高积累率是必须的,房地产的不断涨价和圈地的过程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如果这样的车轮被打断,中国持续建设的资金哪里来?中国经济发展也就被打断了,要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不是降低房价而是给老百姓增加收入,对此游资是看的非常清楚的。

在西方同样的历史时期,西方也是这样的圈地的,这是一个城市兴起的过程,在当年老上海兴起的时候,哈同等人也是在南京路等地反复圈地的,这是一个城市兴起和城市化的过程,要知道中国的主要城市是民国初年形成的,建国后形成的城市是有限的,现在又经济发展到要兴起城市群和超大城市的历史阶段。因此对于游资这样的资本,对于当年上海开埠的历史也是非常了解的,在历史经验下这样的趋势是很容易看得非常清楚的,我们的调控的结果一定是给游资创造更大的套利空间,我们现在的调控就是让游资大规模的进入房地产去盘剥开发商。

我们当前的房地产开发的压力确实很大,按照我们的政策对于房地产5.5%的营业税以及附加,30-60%的土地增值税,25%的企业所得税和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众多的税收实际上开发的利润基本被收走,即便是所有的开发成本为零,纳税的比例也高到77%,而开发商对于土地开发乐此不疲和众多人愿意炒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灰色的,因为通过开发可以洗钱,中国的经济变革之中积累了太多的原罪,有太多的资金需要洗白了,只要这样的需求存在,游资的空间注定广阔,更何况房地产本身的不动产性质和可抵押性质给游资的参与降低了风险。

还有人认为游资可能会参与更具前瞻性的投资领域,比如成立私募,包装企业上市?但是我要说的是游资在这方面是基本不干的,最多是给其他人借高利贷,因为这样的包装上市等等是要对于各种资金背景放到公众视线下审查的,这样审查对于游资的灰色资金来源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包装上市是各种利益集团关注的好事情,游资反而不会参与,游资在社会中的位置是尽可能的隐身的,大家都关注的事情他们是不会在一线操盘的。

因此对于我们的游资未来的方向,还是把握中国将来的经济车轮在套利上,中国的房地产牛市的背后也提供了这样的套利空间,因此游资在房地产的长期存在是历史发展需求造就的。

七、博弈眼光下的游资
我们看待游资和民间资本也是要有博弈的眼光,我们的各种调控政策的出台后,他们是为了利益最大化的非合作博弈的群体,我们的政策改变的是游戏的规则,而在规避这样的政策选择盈利最大化的博弈策略是每一个参与者的权利,这就是西方“法不禁止都可以做”的法制精神,但是大家都采取这样的策略的结果所得到的却是所有人所不愿意看到的囚徒困境的景象,这就是经济学中的纳什均衡的原理,并且在现代经济学当中得到了非常有益的应用。

我们的社会在集体主义淡漠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个人主义的博弈规则就是非合作的纳什博弈,也就是产生囚徒困境的那样的博弈方式,经过这样的博弈的结果就是完全走样了,就如我们保护农民工的工资,使得被拖欠的农民工不会担心工资将来要不到,这样的博弈结果就变成了即使是被拖欠也是一样愿意去工作,反而形成了企业以拖欠为垫资、融资利益来源的潜规则,试想一下如果让所有劳动者对于工资拖欠不放心,还会有谁在被拖欠了工资的情况下继续工作?拖欠工资的现象反而没有存在的土壤,就如我们如果法律规定没有合同就认为你白干,工资拖欠三个月以上你还继续工作就认为你放弃三个月前的收入,这样的法律规定使得不签合同和拖欠工资的企业根本招不到人,拖欠工资的现象可能反而会大幅度的减少,很多保护过度的法律是要在博弈下走向反面的。所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我们的法律经过非合作博弈所带来的适得其反,这是非合作博弈理论和个人主义社会的精髓,这对于社会和经济是有深刻影响的,揭示这样的博弈规律也是让纳什先生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原因。

而中国的非合作博弈的情况是要比世界其他各国强烈的多的,原因就是在于我们长期的过于集体主义压抑下个人主义的报复性反弹,同时中国的信仰缺失也是非常关键,信仰在一个社会的作用更大的就体现在对于非合作博弈的限制上,就如囚徒困境的例子,如果囚徒们有江湖义气的信仰,出卖哥们是要被江湖鄙视和淘汰的,他们可能的选择就是都不招供最后得到最好的结果。在西方社会信仰的作用也非常大,因为很多行为是要下地狱的,人们在信仰面前变成了合作者,使得社会成为一个合作博弈的社会,极大地降低了社会的成本。而对于中国无信仰的社会下的游资热钱,完全以逐利为第一目标,对于国家和民生的政策是可以不受道德和信仰的压力来非合作博弈的,其结果就是导致有关政策走到了初衷的反面和引发社会各界对于游资的痛恨!但是对于法律这样的非合作博弈,按照我们的法律是不违法的,是按照“法不禁止就可以做”的西方司法原则执行的,这样的结果让社会无法接受,从而还会有中国式的溯及既往和秋后算账,其结果就是法制实行的难度加大和游资的行为更加诡异,把政策的抓住耗子就是好猫博弈下变成了不被抓住就是好老鼠,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深刻体会到的就是法律与道德、信仰之间的差别,因为前者是非合作博弈后者是合作博弈。这样的区别就是中国是规定猫的天职是抓老鼠,抓住老鼠的猫为好猫有奖励,但是偷吃的猫却没有严厉处罚;而西方则是规定不许偷吃,让你的猫自己选择去怎样找吃的,抓不住老鼠的猫要饿死偷吃的猫要严惩。中国历史由来已久的是“法律规定可以做才能做”为主导的国家,这样的司法原则下虽然社会是一个合作性的博弈,但是社会也是僵死的社会,扼杀了创新,因为你的法律总是要在世界出现新事物并且认清新事物的性质、好坏的时候才可以制定,此时新事物早已经成为了旧机制了,因此坚持这样的法治体系中国是无法赶超世界的。

游资操盘手们对于经济的敏感,对于经济导向的作用,我们也是要多方位的看待,他们的资金会流向哪里,对于经济的发展是促进还是威胁,更在于监管和引导,只不过引导的方式不是简单的政策明令而是通过社会的博弈来完成,在政策经过博弈会怎样变味的问题上,中国的执政者是历史经验极其匮乏的,我们必须要思考的是我们的政令出台后经过博弈会是怎么样的,如果没有深入的论证而是简单直线条的命令,被游资的操盘精英一番博弈以后必定是你不想看到的结果。与此同时现代博弈经济学在纳什均衡博弈的基础上还建立了进化稳定博弈理论,在进化稳定博弈下各种小的突变是要被淘汰的,我们引导社会进入经济发展需要的进化稳定博弈,游资的空间也就自然成为了要被社会淘汰和限制的小的突变了,让其在经济规律下自然的受到抑制直到消亡是最好的,就如当年的票证在市场发展下自然的退出历史舞台。而我们当前的政策都是建立在我们说什么下面就要合作的做什么的基础上,这是一种合作博弈的模式,面对非合作的游资就会让游资的利益最大化,也就是囚徒困境博弈模型中囚徒一个合作的招供一个非合作的不招供的结果,一定是要被渔利的,只要渔利的利益足够大,你就根本无法禁止,就如你的严刑也杜绝不了贩毒。

因此对于游资政策的制定及其走向,绝对不是政策合作者那样的简单和直线条的,就如前面所分析的那样我们调控房地产使得开发商资金紧张不是让游资退出房地产反而是吸引游资进入房地产领域渔利,对于一个非合作的系统永远是产生泡沫很容易挤出泡沫必然要付出代价,而我们的为政者却总是希望不付代价的挤出泡沫,此前的各种房价调控政策的越调越高的适得其反是要深思的。更何况现在中国是开放的市场处于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之中,国际上的热钱也参与其中,国际经济利益从来都是伴随着国际政治的,使得其中的博弈变得更加复杂、舞台更加广阔,这样的博弈的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这在自由经济的社会是常态,美国的资本家也是这样博弈美国政府,美国的中产阶级也是在政策范围内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美国各州的法律职权远远大于中国的省市也是各有各的政策和对策,他们都是合法的在上游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这是一种开明政治的常态。一个有远见的政府需要的是更合理的政策制定方略,在下面的对策博弈了以后还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样的变化是从封建的“法律允许的才可以做”,到自由市场经济的“法律不禁止的都可以做”的经济模式的转变的结果,而对于游资的“把能抓住耗子的就是好猫,变成了不被抓住的就是好耗子”的行为宗旨,需要的就是在博弈下改变其生存方式,把游资在我们的经济社会的生存方式从地下的耗子变成为经济服务的地上的猫,让其成为正规机构纳入监管是比当作耗子进行打击要更适合的方式,因为只要利润足够,杀头的贩毒都有人干,想要完全禁止非常难,这就是不断的处死非法集资犯的情况下地下集资活动依然猖獗活跃的原因,而政策上禁止的副作用也非常大,会导致把一切统得过死,造成的后果一定是要错杀和限制经济或金融的创新,有害经济发展。

在此最后需要体会的是中外的政策差别,中国的政策是通过法律、政策或者命令告诉你鼓励做什么和禁止做什么为主导;西方则是通过法律制定规则让你自己选择做什么合算就做什么和做什么吃亏就不做什么,西方的执政者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的规则使得你自己选择做他们想让你做的事情,这也是专制执政与民主执政、帝王法治和民主法治在思想上的根本区别,独裁者或帝王不是不想用法律治理国家,也不是没有完善的法律,他们也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治理想,中国的法家在秦国有非常好的实践,但是他们是绝对不愿意放开民众进行非合作博弈,让民众取得自己的社会行为自主权的,每一个人能够自主的进行与政府的非合作博弈选择自己的行为,这才是民主社会最广泛实质的社会民众基础,先有民主法治思想,再有民主法治制度,才能够最终实现民主,民主不是一个简单的选举而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思想与行为的体系。

结束语
经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游资的本质在套利,游资的操盘更类似于对冲基金,游资的资金来源是灰色的,游资得行事是低调的,游资将在房地产领域长期存在。在我们的本轮调控之中游资的角色是非合作博弈的,游资的走向不是我们政策所希望的直线条的,我们对于游资要全面地认识,把它纳入监管的轨道,并且致力于降低和消除游资套利的空间,才是让游资兴风作浪失去土壤,让经济远离冲击的和谐发展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