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发展到了上世纪初,资本世界已经高度发达,但是中国还是一个以白银为主要货币的国家,即使是明朝的宝钞等等纸币也很快退出历史舞台,民国前后也多有各种纸币发行,但是一直没有成为全国统一货币也没有被市场接受,更没有现代意义的中央银行体制。作为一个最主要的银本位大国,世界银价的变动对中国的货币和经济都会产生影响。当国际市场银价低落,白银就会涌入中国;当国际市场银价提高,白银就会大量外流。白银在国际市场是一般商品,在中国则是通货,所以白银一旦大量外流,就会导致经济上的一系列连锁反应。而西方对于中国的金融货币战争就是通过这样的白银价格波动进行的,要控制中国的西方列强放弃这样的持续掠夺的好处,也是需要特别的背景和代价付出的。

按照刘光临先生的估算,1880年代中国的国民收入约27.8亿银两,老百姓税负约占国民收入的3.2%。以此税率推算,根据1903年的10492万两财政收入,那年的国民总收入约为32.8亿银两。按照32.8亿银两的国民收入估算,甲午赔款和庚子赔款总计的6.5亿两赔款债务约为1903年国民收入的20%,比今天2.9万亿元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21.6%)还低一点。从这一角度看,晚清的财政与国债状况并不比今天的差。但是由于没有现代金融体系,中国所有的流通的白银只有6-11亿两,而中国30年代以法币收兑全国的银元,含各地军阀私铸成分极其不纯的大量劣元,所得也只有14亿元,一块银元是0.7两左右。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这样的巨额外债造成白银对外贬值对内升值极大的掠夺了中国的资源,让列强们放弃这样的巨额利益,让中国获得金融独立与世界金融体系接轨,没有额外的代价和特别的历史背景,是无法在中国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

1931-1933年整个资本主义信用制度的危机,西方各国纷纷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以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达到倾销国内剩余产品、转嫁危机的目的。对于当时的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通过这样的纸币对白银的游戏,西方早已经在中国赚足了利益,中国的资产货币化很低,使用实银是西方金融货币掠夺的软肋,直到此时中国已经穷困不堪没有太多的利益可以通过金融货币榨取,同时中国的巨大人口和市场是西方倾销过剩产能的好地方,这样的情况才发生变化,如何提高中国的购买力让西方倾销产品走出危机是当时的重点。1931年918事变以后英美支持中国发行纸币,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在华的势力扩张,日本大量向中国资本渗透,日本将其货币改革建立央行后回收控制的大量白银,再以资本的形式大量借给中国和投资中国,取得了巨大的利益和在经济上控制中国,大量的中国对日借款和投资、贸易以白银计算,同时还有大量日元贷款也是以中国的白银收入担保的,不让日本控制中国也是西方列强的战略重点之一。西方列强对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诉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中国的货币改革才有可能实施。

由于金本位在危机中主要国家的破产,大量囤积于黄金市场的货币资金转入了白银市场,白银的投机造成银价的波动。为稳定世界银价,美国、中国、印度等八个产银或用银大国,在1933年7月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签订了一项《国际白银协定》。其中规定美国政府每年购银不超过3500万盎司,中国则承诺将不出售1934-1937年销毁银元所得之白银[注解:协定全文及中国的保留意见载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112-114页。]但是,一年不到,美国就违背了它所承担的稳定银价的国际义务。1934年6月19日,在美国国会内白银集团的压力下,美国总统罗斯福签署了《1934年购银法》。它规定美国政府要通过购买的方式,设法使每盎司的白银价格提高到1.29美元;或者把白银在美国货币储备金的比重增加到1/4。这些政策造成白银的价格上涨,在1934年8月9日开始执行该法,下令白银国有化并从世界市场购银。美国的这一行动立即引发世界银价的飞涨,从1934年年初的每盎司0.35美元涨至10月份的0.55美元,到1935年4月一度涨至0.81美元[注解:扬格前引书,225、239页;Blum,op.cit.,pp.190-191。]。银价暴涨西方在中国购买资源的付出加重,同时中国因受国际金价及银价波动的影响,白银不断外流,1934年流出1.80亿两,1935年流出1.86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国家级规划教材,陈争平,清华大学出版社),银本位币制难以维持,造成了银根奇紧、物价猛跌、利息上涨、销路呆滞、钱庄倒闭、银行关闭等严重后果。美国的收购白银,表面上是说提高中国的购买力和稳定本国采银业,实际上是使得西方其他列强在中国采购资源、原材料的负担加重成本提高,美国所产所收购的白银还可以在中国购买资源控制中国金融,从而使得当时的资源大国的美国产品更具有竞争优势走出危机,因此英国在美国白银政策的压力下为了自身在中国的金融利益,就需要中国改变白银本位变成纸币了,而中国要发行纸币也必须与金融实力最强的英国和控制白银最多的美国货币挂钩。同时中国也是西方倾销产品的市场,为了列强在中国的市场竞争力,因此改革中国的金融发行纸币就成为了中国与列强一致的需要,也成为了中国放弃银本位的金属货币进入央行时代建立自己的金融货币体系的历史机会和时间窗口。

在此背景下南京政府开始发行纸币,1935年11月4日,规定以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家银行(后增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禁止白银流通,发行国家信用法定货币,取代银本位的银圆。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之白银、银元统由中央银行收兑,同时规定法币汇价为1元等于英镑1先令2.5便士,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无限制买卖外汇。1936年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后,签署《白银协定》,由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美国维持银价的稳定,换取美元作为法币发行的外汇储备,法币改为与英镑及美元挂钩。

中国政府发行法币的政策一公布,英国驻华公使立即发出英皇敕令,要求驻华英商和英国侨民遵守中国法令接受法币,不得再使用白银。在中国处于垄断地位的汇丰、麦加利等英资银行也率先交兑库存白银给中国中央银行,让中国政府一下子集中了3亿两白银实银,在军事统一中国以后,成功地在经济和金融上再一次达成全国统一。中国历史上的纸币发行信誉极差屡次失败,中国的政府纸币能够发行成功的关键是有了西方外汇的信誉和占中国金融垄断的外资英国央行的支持,而中国纸币挂钩英镑是英国金融资本更大的利益,而对于中国更大的意义是中国与英国的进一步结盟,这样的结盟对于中国将来改变自身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英国是愿意支持中国在东亚成为列强之一制约日俄保障英国利益的。所以我们需要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纸币的发行没有当年头号强国英国和崛起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的支持也有限制日本在东亚坐大的战略目的,而中国日后能够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废除,更关键的原因就是中国的金融与英美挂钩,经济金融一体化后这些不平等条约成为了自由贸易的国际金融资本的障碍,否则在抗战中英美不取消这些条约你也一样必须与英美结盟,要知道当年日本逐步废除了英美对于它的不平等条约,也是在日本的货币与英镑挂钩,与英国经济一体化之后,但是后来日本想要中日货币一体化把英美抛弃在外,也成为了英美支持中国的经济基础。至1936年中国对外外债是20.46亿海关两白银,各国在华投资29亿两,在华民间债权、财产、房产等70亿两(《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教程》,P34,P68),这样的外国资产全部从白银被置换成为了法币,这些财富是中国GDP的三倍,是中国法币发行量的八倍,不得不说是中国金融界的一个重大历史性胜利。而这些资产和债权等自西原借款以来是以日本为多,英美这样的政策是慷他人之慨!以后我们还要详细分析其中对日的博弈。

中国发行的货币与英美货币挂钩,本身就是符合英美的重大利益,同时中国发行货币收兑了大批的白银与英美置换成为外汇,也就是他们的纸币,这些外汇所换取的白银流入了英美腰包,在经济危机后成为了重要的贵金属储备,平抑和控制了英美由于危机和信用破产可能造成的恶性通货膨胀,中国由于发行纸币购买力增加也消费了英美危机中过剩的产能,这样的结果对于英美是大大的有好处的,要注意的是这样的绑定英美货币与中国今天的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可以自由兑换的,并且这样的挂钩还要以你自己的贵金属白银为储备与列强置换的,这实际上就是把中国的金融控制权交给了英美,英美的货币政策的变动,直接影响中国,而且更给英美以纸币换取中国的白银提供方便,你的金融不是本国国家信用而是英美的外国信用,英美货币的信用取代了你的贵金属天然信用——白银信用。白银是有限的,如果是白银把中国所有的白银给了也还不清债务,只要你支付白银,结果就是内部的通缩,最后会让你死得很难看。这样你的经济金融都被控制。文章中已经说了中国所有白银才6-11亿两,外债是20多亿两,你是根本付不起还不清的。就如现在要是以黄金支付债务,人类历史上所有的黄金产量是12万吨,也就是4万亿美元,美国的8000吨黄金只值3000亿美元,所以黄金要成为货币就必须涨100倍。但是你按照现在的金价把债务折合成为黄金以后让他黄金支付,在经济手段上他只有付不起然后听命于你,或者就是武力解决了。而将贵金属变成信用货币,那么就可以随着市场贬值了,在你所控制的市场下主导权就易位了。

我们还要注意到的就是日本的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也是取得了英国的支持实施才得以进行的,日本把甲午战争赔款强迫中国兑换成为英镑,使得英国等列强对于中国进行了金融货币攻击掠夺巨额财富,日本在把中国赔付的4000多万英镑变成发行日元的储备,这样才取得了日本现代金融体系的建立,这实际上是日本向英国等西方列强上了贡的!也不是日本仅仅通过维新就可以办到的。要知道对于西方列强,绝对不会愿意无条件的让那些被掠夺的、没有自己金融货币体系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建立自己的货币金融系统,以此避免他们将来的货币金融掠夺取得经济独立的,一个国家的维新图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独立的金融货币体系,中国变法搞了那么久也没有把银本位改革成为现代金融体系,不是你不想搞,而是你的命脉操控在他人之手,控制你的列强不允许你搞!奴隶要获得解放,武器也被奴隶主控制,能够做到的就是利用奴隶主之间的矛盾进行博弈为自己取得生存权,其中的艰辛和代价是难以对外人说的。

中日战争很大的原因是中国放弃银本位发行纸币,在中国这样的金融货币改革中,日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还损失很大,因为各路军阀向日本的大量的借款等等是以白银计算的,日本之所以给这些军阀大量借款,就是为了控制中国和侵略中国,中国放弃银本位以后,日本要白银也无法当做货币使用,价值大大降低,不要白银要中国的法币,肯定是吃大亏的事情。这些借款对于日本本身也是一个重大金融资产和国家战略,一旦变成了中国的纸币,挂钩在英美货币之下,这些借款就要随着英美货币的贬值而贬值,并且也被英美控制了,同时日本也大量持有白银,日本在华投资更是以白银计算,这样的金融改革日本是吃亏不小,日本是中国最主要的债权国和经济往来国家,中国的货币改革却不与日元发生关系,这样英美也得到了间接操控日本利益的好处。

在此对于日本的巨大压力下,中国在取消银本位之前与日本签署了和平协议做出重大让步,让日本在华北驻军,华北不设防等等,中国北方的军事屏障没有了,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中国金融体制的建立没有与日元挂钩,没有与中国经济和债务往来最密切的日本货币挂钩,这就是中国的重大利益。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不再是白银了,这样以当时日本的出口以中国市场为主、在日本的海外投资也是面对东亚市场的,中国的白银实银收入变成了中国的纸币,在华投资的资本也变成了纸币,这些都将随着中国政府的金融政策而受到影响,直接影响了日本的外汇安全。更重要的是中国一旦建立现代的金融体制,中国的金融能力就会发生重大作用,对于日本资金的依赖就没有了,当年日本对华的资金实际上就是日本印刷的钞票和日本改变银本位从本国收兑的不再作为货币没有重大用途的白银,日本给中国的资金借贷也是取得巨大利益的。同时中国市场的发展直接给日本产品造成竞争,也会吸引西方投资离开日本直接投资中国,这对于日本经济和国家发展是有重大影响。中国对日战争根本制胜战略需要的是战略收缩,集中兵力在长江沿线的水网丘陵逐级与日军决战,而不是在京津和华北大平原!历史进程印证了这个战略的正确。这样把华北主要兵力调往江淮集结是战略需要,所以把华北不设防没有战略损失更多是政治损失,而在貌似丧权辱国的和平协议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在经济和金融上就对于日本痛下狠手了,这是中国的扮猪吃老虎,经济、金融的利益是国家崛起的实质,是一个国家长远根本利益,国运之博弈要有战略全局观念。

日本自西原借款以来,就谋求以日元侵略控制中国的主权,日本寺内内阁在大约两年的任期中,通过各种渠道对中国贷款,总数达三亿八千六百四十五万日元(当时一日元大约值二银元,日本多要求银元结算,中国全部流通的银元约14亿元,由此可以想见规模之巨大),日本在政府幕后支持下的民间对华的白银走私活动就更加猖獗,日本对华的过度借款导致国内经济问题甚至让寺内内阁倒台。为了逃避四国(英、法、俄、日)银行团规定的约束,决定以“经济借款”的面貌出现,让兴业银行、朝鲜银行、台湾银行另组特殊借款团作为投资团体,由大藏省拨出一亿日元发行兴业银行债券作为周转金。日本以这些贷款希望得到中日货币一体化的重大利益,在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下让日元成为中国实际的通用货币,让中国发行与日元关联的金券,进一步控制中国的主权。而中国通过日本的资金迅速发展了经济和国家统一,在经济发展和国家统一以后,中国的精英却利用日本与西方列强的矛盾,利用日本贷款的“民间性质”,成功地与英美暗度陈仓,中国的金融体系不与日元而是与英美货币挂钩,给了日本巨大的打击,大家想一下如果是政府借的白银货币政府收兑白银要给一个交待,而你“民间行为”按照中国货币银元结算,政府换新货币了,你是必须接受的,日本的在华金融资产被中国的货币改革大清洗。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对华政策和外交的重大失败,直接导致了二战中日本与美英的对抗和中美英的结盟地位,使得中国得以翻身。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资本的力量,你的金融是哪个阵营,决定了你的国家是哪个阵营。

我们可以想一下,当初日本要以白银结算,就是要挤兑中国的实银,现在变成纸币,虽然与英美货币挂钩但是是被金融衍生很多倍的。这样的结果就是中日的商务往来和国家债务都变成了中国货币法币进行结算了,即使是在当今,为了国际货币的结算权也是值得打一仗的,美元的国际结算权是美国的根本利益。日本西原借款政策以低利率无手续费的强迫中国借款巨额日元,本身就是要如甲午战后的西方列强的金融侵略一样,以借款挤兑中国的白银,中国的实银货币无法金融衍生的。在中国发行纸币以后,日本要中国归还的结果就是中国可以以与英美挂钩的信用货币偿还,英美的资本把日本的资本挤出中国,日本以前的低利率成为了白白的损失,这里还没有计算日本与中国更多的白银往来的损失。而后来中国法币故意的大贬值和战后日元的贬值,导致日本对华应收款和债权飞灰湮灭,战后日本的战前债务只够买草纸的了。这里是中日金融精英的角逐,而中国的目的也就是依靠英美算计日本,孔祥熙、宋子文、戴季陶等人对于日本是有深刻认识的,随着日本的战败就是中国金融大亨的崛起和日本金融资本的惨败,当初这些金融大亨们都是日本的债务缠身的,战后是资产损失不多债务贬值到可以忽略,解放前中国几大家族成为金融寡头的财富更多来自于对于日本的金融博弈。看一下荣家在战前战后的经济情况就知道了,战前荣家的资产负债率接近90%,而战后荣家就资本雄厚准备大发展了(见荣家传记《荣氏家族》)。而宋子文更是成为了与成吉思汗、和绅等人进入世界历史富豪榜的六个中国人之一。

在中日战争的金融争夺中,中国是的金融资本是大获全胜的,而且这样的胜利开始于战争全面爆发以前,中国解放前官僚金融资本的利益来源很大程度上是对于日本的金融货币战争的胜利,因为沦陷区的民族资本已经被日寇掠夺,中国自给自足的农民是不会受金融掠夺的。本人的祖上曾经是戴季陶的机要秘书和戴季陶与蒋介石合办的证券交易所的红马甲,戴季陶是中国第一日本问题专家,当时是中国对日特别外交委员会主任,家里人的口授历史还是有依据的。在国内一片卖国的叫骂声中,中国金融资本狠狠地赚了日本一大把,中国人不傻,就是容易被买通,那个时候的孔祥熙、宋子文和戴季陶等人都是自己的根本利益在中国,不是中国现在的金融官僚的妻儿都在国外自己号称公仆没有财产。那个时候中国的精英很知道韬晦,在一片的卖国骂声中吃了日本的豆腐,让日本有苦说不出,也就是戴季陶所说的“中国强则日本为妾,中国弱则日本为狼”,现在的情况是反过来的。

中国在英美的支持下进行的货币改革,清洗了日本的在华金融资产,而且在英美的支持下又有了中国自己的金融力量,中国的经济注定快速腾飞而相对的依赖中国资源和市场的日本必将衰落,所以日本需要的是尽快地以战争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而中国需要的是尽力保持和平争取发展时间,所以此时对于日本的妥协、忍让,不是软弱、卖国而是韬晦,中国需要的就是积蓄力量的时间。由于有英美的支持,日本想要阻挠中国的金融货币改革是难以实现的,因为日本无法与英美正面开战,日本又不甘心失败,那么就只有制造事端与中国再次进入战争了,这也是中日的抗日战争爆发的经济基础,而日本在占领了中国广大地区以后,立即以极其低价的伪货币收兑中国的法币,然后拿到英美进行兑换以攻击中国初生的金融体系,此时虽然英美支持中国但是限于欧洲德国希特勒的威胁无法脱身,使得日本得以在中国采取军事行动和金融攻击。

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大量搜罗法币然后运至上海、香港去套取外汇资金,再以此到国际市场上去购买侵华战争所需的军用物资。面对日本的金融攻击,国民政府在1940年取消了法币“无限制买卖外汇”的规定,结果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利用法币套汇的阴谋,让法币大幅度的贬值不光是集中经济资源取得了经济上的对于战争的支持,也使得日本在敌占区收集的大量法币成为废纸,更是使日本金融资本在华投资成为废纸(当年使用银元结算被置换成为法币结算了),抵消了日寇在中国掠夺的法币的财富价值,法币贬值损失最大的是日本侵略者和汪伪政府,因为他们占据中国沿海富庶地区置换和控制了当时大部分发行在外的法币。要注意这里换钞是不行的,因为战线没有形成疆界,汉奸等也可以过来换钞的,印钞是唯一办法,印钞对于本国国民的损失就相当于特别征收的战争税了;要知道当初汪伪以一比一置换法币的储备券,在法币大幅度贬值后的抗战胜利时,购买力与法币的比值是1:200,而日本侵略者更以伪造的中国货币在敌占区换取真币再套取物资(见:央视《探索发现》栏目《金融战争:毒钞》)。在此我们还要知道发行的货币不是都在流通,很多货币是被储存起来的,流通是货币的支付手段的体现而储存是货币的财富储藏手段的体现,而这样的收兑实际上是要把储存的货币也收缴上来的,这样的货币量会远远大于市场的流通量,也就是银行存款也都提取出来了。因此如果维持货币币值,要花费巨大代价而且这些代价的利益被敌人取得,这就是给日伪敌人输送巨大利益的资敌,因此对于抗战时期的法币贬值要一分为二的看待的。

而中国让法币贬值并且使得当时收兑的银元重新发挥作用,为战争提供了大量的经费,因为这些银元也要到敌占区流通的,把敌占区的物资,主要是粮食,通过商业流入了中国控制区,否则中国的大西南一下子涌入那么多的逃难人口,粮食等供应是无法解决的,虽然日寇封锁,但是当时的战线犬牙交错是难以封锁住的。这样的举措就如当今美元要不断地贬值而黄金要暴涨一样的道理和金融过程,而日本由于战争大量日元在外,还发行大量的日本国债和票据,比如:军票、抵用券等等,民间一直要求兑换日元,因此日本也采取了日元的巨额贬值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战前日本的债务国中国也是极大的得利的,这样的国际金融博弈下贬值不是挤兑国内的财富而是挤兑竞争对手的手段。

中国放弃与英美货币挂钩的政策同时也给美英造成了在中国的金融控制权的丧失,英美干预不了日本侵华也就干预不了中国的此项金融政策,中国借此取得了金融货币的自主权,中国的货币与世界列强保持了一致,都成为了不需要外汇挂钩和贵金属本位的纯信用货币,这是中国近代国家主权上的重大胜利,为后来的二战中英美彻底废除对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打下基础。这不是政府搞恶性通胀压榨老百姓的事情,更有国际博弈和金融博弈的重大利益在里面,不是简单的政府无能,这与后来内战中的情况是有区别的,就是论事的指责政府的行为是短视和不负责任的。面对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英美在中国的利益受损,美国对于日本逐步勒紧经济制裁的绞索,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中国的抗战,但美国出于大西洋和欧洲更为重要的考虑,又不愿意过度刺激日本立即进入战争状态,以保持外交的“灵活”性,故仅仅支持美国“自愿”人员到中国参战。美国政府冻结日本资产以后,开始并没有打算立即实行石油禁运,但由于在冻结令的实施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鹰派人物——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坚决主张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冻结资产演变成为事实上的石油禁运,太平洋战争就不可避免了,实际上是美国逼着日本在太平洋进行战争,因为美国与中国的金融利益是联盟。

中国能够进入英美的胜利者的阵营,与中国当时与之的金融利益联系和国际政治博弈是分不开的。中国通过这样的博弈进入了英美的阵营,要知道在一次大战以后一直是德国在拉拢中国,一战中也是日本比中国对德积极,日本与英国在日俄战前就结盟,而日本与英国、美国也都是海洋国家,中国与德国是大陆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是与英美结盟的,在日俄战争以前日本就与英国结盟,再往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后的赔款也是按照英国人的要求让中国以英镑赔款,而日本与英国都是岛国,所以日本与英国的渊源极深,日本在二战开始时实际上是更有机会成为英美的盟国,但是在巨大的金融利益和金融同盟面前,政治要服从经济。在中日战争开始以后的很长时间双方都没有宣战,直到太平洋战争以后中国才正式对日宣战,其中的原因就是中国要谋求在胜利者的阵营,英国是当时百年来的头号强国,而当时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是经常是与英国是高度一致的,美国是当时GDP和资源世界第一的新崛起的超级大国,相比之下德国虽然在希特勒上台以后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背景下只能算是一个暴发户,因此谁的实力强是很清楚的。在中日爆发时中日实际上都想呆在英美的阵营里面,因此谁都不宣战让自己走向这个阵营的对立面,中国在阵营内争取英美的支持来限制日本,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彻底打败中国,而日本是接受不了中国的金融投靠英美清洗日本在华财产并且在亚洲取得金融优势和经济竞争优势,因此日本与英美为敌的豪赌就不可避免了,中国取得与英美的平等盟国地位而日本走向德国成为英美的敌人。对于弱国的崛起翻身,站好队跟对阵营是最关键的。所以战争就是经济的继续,在金融上谋划和博弈的成功,成为英美阵营的成员,才是我们对日战争的根本保障,最后世界大战的分野也是以金融利益划分的,中国的货币与美英货币的挂钩是关键因素之一。

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日伪还发行了满洲国圆,是满洲国的流通货币,发行单位是满洲中央银行。在1932年6月到1945年8月间为满洲国的官方货币单位。满洲国圆发行之初和中国的货币一样,都是采用银本位制,是由23.91克的纯银所定位。1935年11月起,改实施与日本相同的金本位制,与日圆等值,另外满铁附属地和关东州也使用朝鲜银行发行的朝鲜圆。由于中国发行的法币即使是不断的大幅度贬值,法币也是始终信誉高于满洲国圆、朝鲜圆,与法币挂钩的英美货币信誉始终高于日元,敌占区与内地的疆界无法封闭,因此造成了巨大的吸金效果,大量财富和资本从满洲国内流,因为人们不愿意自己的真金白银被日寇掠夺而是换成法币再兑换英美货币。同时在日本占领区的欧美租界,法币还是租界的流通货币,法币信誉还远远大于汪伪的储备券,由于抗战初期日本没有与英美宣战,无法控制大量敌占区的财富流向租界变成法币,即使是在日本与英美宣战后法币退出租界,由于战线边界无法完全封锁和法币信誉高于敌伪货币,法币也在敌占区地下流通换取了大量资源流入国统区,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为中国政府和对日的抗战争取到了大量的经济支持,有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才是中国能够持久战的根本。不要说法币怎样的贬值,法币的信誉始终高于敌伪货币,要看贬值的相对性,中国政府虽然败退西南,但是始终控制着中国全国的金融命脉的制高点,有了金融体系的支撑力量,让敌占区的物资也源源不断的流入统战区,中国的持久战才可能在日本控制了中国发达地区以战养战的情况下得以实现。

这里我们还要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与日本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进行宣战的,以前的你死我活的战争居然没有宣战,日本不宣战就是希望呆在英美的阵营让英美不便于干预,而中国不宣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要保持自己的货币在国际上处于非交战的状态,这样货币就可以在国际流通和发挥国际贸易的作用,给中国带来大量的物资,并且这样流通的货币的对价是日军占领区也要承担的,因为日本没有宣战,对于来自国际的法币是无法拒绝的,因此在当时的上海租界,法币还是核心货币,以此使得敌占区大量的物资受到中国金融货币的控制。

本来按照日本的以战养战的如意算盘,战争物资资源均来自中国占领区,而且事实上不仅对华战争,日本的太平洋战争的很多资源也来自中国占领区,所得大于战争消耗,日本二战中在中国战场上是经济得利的,哪里有长期战争的重大负担?而中国控制的大西南当时的工业产值只有敌占区的百分之几,这与在甲午时期中日实力对比下李鸿章提出的持久战的想法是根本不同的,你如何可以持久战?如果仅仅以两个国家而论,对方占据了你90%以上的经济基础打你只剩下的不到10%,你如何能够持久战不被征服?持久战的前提假设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南明当年对满清,以当年江南的富庶和人口,物资和军力的差别比抗战之时小多了,满清的占领征服地区也是各种游击、反抗不断统治非常不稳定,南明江南的抵抗也非常地英勇,结果一样是被征服,中国此前历史上没有一个退守大西南能够长期苟且的政权,更不要说是东山再起了。1943年时,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 93%的钢材,93.3%的电,69%的硫酸,60%的苏打灰,66%的水泥,95%的机械,1945年时,东北的工业产值超过日本本土,全中国工业总产值东北占85%,台湾占10%,而日本还占据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以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京津塘、胶东、武汉、南京、香港等等中国经济发达地区和朝鲜半岛,实力对比如何、谁更能够持久是很清楚明显的。所以持久战的理论需要更深的基础才可以实现,小米加步枪的地道、地雷、麻雀战和重兵集团的一寸山河一寸血都不是问题的本质或全部。而只要中国站到了英美的阵营,英美不可能容忍日本吞并中国,这就不是两国问题了,日本没有实力与英美掰手腕。有英美支持就可以时间换空间的持久战了,日本在美国禁运下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的飞虎队就如我们当年“为了志愿而参战”的志愿军,开战斗机可不是打打枪,普通雇佣军是干不了的,没有正规军人的背景是不可能的。英美从东南亚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物资,确保了大西南的经济命脉和中国的持续抵抗力。所以在加入英美阵营与英美金融资本成为联盟以后,就可以专心处理国家内部事务而不用担心日本,平息国内战乱发展经济,中日必有一战而日本必败,这就是胜于庙算的力量,这也是经济基础决定战争成败最好的诠释。中国当年不宣战一贯呼吁外交解决中日战争又不给日本实质让步,通过外交斡旋让国际社会制裁日本,就是要把日本拖进与英美战争的泥潭,这里博弈的是千年国运而不是一时老百姓的柴米油盐,中国精英的鸿鹄之志是普通燕雀难以知道的。

所以对于中国近代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取得独立,不是中国简单的师从西方的维新而来的,是与西方列强博弈而来的,是付出了被掠夺和白银外流的代价,同是间接也付出了战争和恶性通胀的代价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因此维新能够成功的基础也是取得博弈的平衡,是在西方列强的支持和对日金融战争胜利的前提下建立的,是需要有基本环境保障的,不讲前提的维新不是陷阱也是拔苗助长,会被列强绞杀在成功前,会给民族带来灾难和倒退的,中国的崛起是需要有坚强的忍耐力进行隐忍和韬晦的,是要忍受国人的唾骂和历史的曲解的,愤青怒骂易,老城谋国难。

这样的货币改革和金融体系的建立,就是一场针对日本的金融货币战争,这样的战争中中国货币金融体系挂钩英美,摆脱了日本的在华金融货币的控制,清洗了日本在华的金融资产,并且直接导致中国与英美结盟进入二战的胜利者的阵营,而日本在亚洲金融阵营被挤出英美集团以后,日本与英国的盟国关系就宣告终结,日本只能与德国结盟与英美为敌,这是以金融为制高点的经济基础确定以后,随后的政治和军事实际上是已经胜于妙算在意料之中的了,对于日本而言,在金融博弈后导致脱离了当时头号强国英国和新崛起的大国美国的阵营,被清洗了主要海外资产,就是被打下了地狱,随后的历史进程和战争发展也是使得日本遭受了彻底的失败,对于中国在二战前能够从被英美列强鱼肉的角色进入英美的阵营,其中深刻的经济背景是必须透彻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