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9年6月26日


DHCP服务器配置方法

1.安装dhcp软件包

#rpm –ivh dhcp-3.0.1-12_EL.i386.rpm

2.配置文件dhcpd.conf

由于dhcpd.conf默认没有包括在软件包中,所以要最近创建
#cp /usr/share/doc/dhcp-3.0.2/dhcpd.conf.sample /etc/dhcpd.conf

3.编辑dhcpd.conf

#vi /etc/dhcpd.conf

配置文件的基本格式

Subnet 192.168.1.0 netmask 255.255.255.0 { range 192.168.1.100 192.168.1.200}

(声明了网络地址是192.168.1.0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的子网中,ip地址从192.168.1.100~192.168.1.200之间的地址用于DHCP客户端进行动态地址分配)

在dhcpd.conf配置文件中可以包括声明、参数和选项3种基本格式
Subnet是常用的声明,声明中的设置(大括号中的内容)在整个声明范围中有效;
Subnet关键字后面设置子网的网络地址,netmask关键字后面设置子网掩码

参数由设置项和设置值组成,根据参数所在位置的不同,参数的位置可作用于全局或指定的声明中,参数是以“;”结束的,如:

Default-lease-time 21600;(默认释放时间)
max-lease-time 43200;(最大释放时间)

选项总是由option关键字引导,后面跟具体的选项和选项的设置值,选项根据所在的位置不同可作用于全局或某个声明中,选项也是以“;”结束的,如:

Option routers 192.168.1.1 (网关)
Opyion subnet-mask 255.255.255.0 (子网掩码)

使用host声明设置主机属性
host server01{
hardware Ethernet 0:c0:c3:22:46:81;
fixed-address 192.168.1.11;
option subnet-mask 255.255.255.0
option routers 192.168.1.1;
}

上面的配置实例中使用host声明了名为server01的主机,其MAC地址为0:c0:c3:22:46:81,为主机分配使用的ip地址为192.168.1.11,同时为该主机设置的子网掩码是255.255.255.0,网关地址是192.168.1.1.

多网络接口时需要配置的文件
# vi /etc/sysconfig/dhcpd

DHCPDARGS=eth0
表示dhcp将只在eth0网络接口上提供DHCP服务。

4.dhcpd服务的启动与停止

Dhcpd服务的启动脚本位于/etc/init.d/dhcpd

启动dhcpd服务
#service dhcpd start

停止dhcpd服务
#service dhcpd stop

修改启动状态
#chkconfig –level 35 dhcpd on

对于袁崇焕得评价,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在清朝给他平反前,他是遭受万人唾弃的大奸臣,但是清朝给他平反后,他又到了天上,成为无比完美的大英雄,这样的评价,现在网络上又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本人前面分析了很多历史人物,与传统的看法不一致,所以不断地有人问我对于袁崇焕得看法,这里也特别的写一下个人对于他的认识。

首先应当要说明的是满清给袁崇焕得平反,从根本上是符合满清的政治需要的,这样的披露史料,第一点就是说明满清当年的智慧和明朝的昏聩,从而阐释改朝换代的必要和正义;第二就是教育老百姓的忠君等礼义道德,在这些评价里面,满清对于给清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洪承畴的评价就是特别的贬低,这里有统治者教育的需要。

然后对于他的指责主要有擅杀大将和军事指挥的问题。对于毛文龙的处置,确实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二人都有尚方宝剑,袁崇焕是无权直接处置的,这样的先斩后奏,皇帝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心里的种子应当是埋下了,况且其后的结果是毛文龙的大将耿精忠和尚可喜投降满清,反而成为了巨大的祸患,这里袁崇焕的责任是必须承担的。而对于袁崇焕的用兵,当初是直接到城下不是在必经之路截断满清大军的退路,有招引兵祸的嫌疑,但是对于这一点,本人还是认为他有他的道理和苦衷的。

袁崇焕不直接救援而是截断归路,本身就是险棋,前提条件是北京城不能被攻破,否则就是辽沈战役的廖耀湘的结局,当初要是四野不能及时攻破锦州,也是要全军覆没的。所以袁崇焕不回防的情况下能够保证北京万无一失吗?况且即使是北京可以守住,袁崇焕的这样的行动可以成功,置皇帝于险地,本身就是大问题,这种情况除非皇帝明确的旨意,谁也不敢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因为当初皇帝的旨意是要他回防的。

还有就是截断归路的战法是否能够取胜?似乎是很有把握,但是这里是民族战争不是国内战争,国内战争这样的情况肯定是士兵们都投降逃跑了,战俘的结果多为遣散或者直接编入战胜者的军队,但是民族战争不同,投降者的命运是悲惨的,即使不被屠杀也是要当奴隶的,你截断归路,恰恰是兵法上的置之死地而后生!他们拼死一战,你未必就有取胜的把握。同时在野战,明朝的军队历来无法与满洲铁骑而抗衡,明朝的战法在当时是凭坚城用大炮的,袁崇焕虽然在城下与满清接战,但是一直没有脱离城头的炮火的射程,让步兵恐惧的骑兵集团冲锋一直在炮火的压制之下。

对于袁崇焕要投降的说法,皇帝和大臣们没有那么简单就可以相信的,袁崇焕打死努尔哈赤,他与满清走到一起追求荣华富贵本身是不大可能的,但是皇帝担心的是他的权力过大,他擅杀的桀骜不驯,同时袁崇焕也有其自身的问题。

袁崇焕得自身的问题才是他杀身之祸的内因,他自己的轻佻,在复出之时声言可以五年平辽,对于满清的问题他是很清楚的,但是给皇帝却不说实话,虚报军情,并且指责以往的对于满清情况的说法均是有关将领为了私利的虚妄,鉴于他当年一个人以部分兵力就可以独自击退满清主力和击毙努尔哈赤,当时是朝野上下都相信了他的说法的,以至于明朝对于边患的准备不足,国家的决策有误。满清的进军北京的行动让所有人认识到了满清的强大军事能力,也看到了袁崇焕的虚报,但是以这一点治罪于他,就等于给世人说皇帝是相信谎言的傻瓜,肯定要找其他的罪名。

袁崇焕真正激怒各方的还在于袁崇焕主张对于满清的议和!有了宋朝的屈辱,士大夫们对于议和就是与投降划等号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是议和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与满清的连年战争,已经引发了国内的流寇和内乱,再勉强打下去,最后的结果已经被历史所验证。而满清当时也有议和的需要,在努尔哈赤死后,四大贝勒主政,满清已经在实质上陷于了分裂,如果能够议和,满清的分裂就将继续,而各部是希望议和的,是明朝的敌对状态迫使满清保持统一和对内的妥协,这样皇太极才能够顺利地取得权利。

如果此时议和,满清外部的压力缓和,内部必然走向内乱,这些情况袁崇焕是有历史眼光的,但是由于明朝国内的士大夫的思想状态,以及袁崇焕自己在复出之时不切实际的豪言壮语,已经使得明朝的朝野上下对于议和根本不可能接受,国家陷于愤青一样的狂热之中,以至于满清强敌偷袭之时,没有人愿意相信真相而更愿意相信是有人为了议和而逼宫。同时对于统兵在外的一线将领,没有经过战略决战就直接言和,肯定会被认为是怯战的表现,更何况此前你还豪言壮语没有留下余地,即使是议和为最佳的选择,袁崇焕提出议和身份也不对。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最合理的事情没有实现的途径,再合理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在中国士大夫的眼中议和就等于投降,袁崇焕想要议和是肯定的,同时在加上他以前的擅权和虚报,他早就可以死了,他的议和理由如果和他以往的豪言壮语和对于满清情况的描述,的确就和投降一样,而且是无厘头的给了袁崇焕自己说可以轻易剿灭的满清很多好处。因此满清最后的蒋干盗书的计谋,实际上是给已经想杀他的朝野上下一个可以行动的理由。

我们评价历史人物,总是说他好就好到天上,说他坏就坏到地狱,而且是先贴标签,确定他是好坏忠奸,然后就按照标签给他添加属性,把一切简单化,完全不顾及事实是复杂的,人物更是复杂的,评价一个人物,是很难以简单的几个字来评价的,而这样评价人恰恰是我们教育孩子的简单模式,但是一个民族这样子,就是这个民族不成熟的表现,而我们这样简单化的教育孩子,目的就是容易让孩子听话,听从家长对于事物的判断,将来这样的情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我们说国家机器,就是国家维持自己权利和存在的工具,这些工具对于我们现在就是军队和公检法等等国家强制力量,而这样的国家机器,中国的古代会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首先要说到的是军队,我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没有国家固定的军队,是按照需要随时征集的,中国的军队组成从自愿到义务,再到雇佣,这个变化也是逐步发生的。

中国最早的军队均带有很大的自愿性质,因为当兵可以抢劫发财,立功也可以给亲属赎罪,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战国的时候国王发指令征集举国男子参战,而且这样的参战要自备武器装备的,这一点在《木兰辞》就可以看到花木兰是怎样自己买马的,当初这样的高热情,还有一点就是战败是要被屠城和当奴隶的,所以举国人民的利益与国君的利益是统一的。

后来经济的发展,战败没有当奴隶的压力了,军队就要按照义务进行了,老百姓服兵役成为了社会的巨大负担,因为当时中国的战略防守,需要的士兵外还有重大的后勤负担,在汉武帝讨伐匈奴时期,一个作战人员需要10多个后勤人员,这是古代运输条件所限制的。

再后来就成为雇佣军了,当兵要发军饷的,明朝实行了明确的军户政策,军队也职业化了,满清也延续了这样的政策,满人实际上就是相当明朝的军户,旗人可以不种田,但是必须到营当差,这样的结果都是到了王朝的后期,退化和腐败不堪,但是我们应当发现日本的不同,日本的武士阶层的战争能力一直是很可怕的,这与其中的精神信仰也很有关系,中国人当兵是为了吃饭,与武士道绝对的不同。

在军队进行国防之外,我们仔细注意就会发现我们的古代是没有警察的,县里面的衙役与正规的警察是不同的,衙役更多的是在县衙做内勤工作,市面上的治安维持很多是兵丁完成的,军队很多情况还要维持地方治安,这样的结果就是军队在战争中离开地方后,地方的权力就出现了真空,很多的流寇的发生就在这样的阶段。在此情况下,中国古代是依靠士族来参与维护地方治安的,家族的私法得到国家的支持,所以可以做到县官不下县。

军队维护治安、家族维护治安,很容易和地方势力勾结危害一方,根本没有什么法治可以说,所以以往老百姓痛恨的巡警在建国后取缔后,在改革开放以后只好再次恢复。但是即使是有警察存在,如果警察是当地人长期管理一个地方,问题也是一样的,所以中国对于警察和军队的监督机制也是不足的,西方世界是有宪兵的,宪兵的含义是维护宪法的士兵,他们是招募的有服役期和各地轮岗的。但是我们的军队不是效忠于皇帝就是效忠于类似于皇帝的利益集团和军阀,这样的机构当然不会受到欢迎,所以宪兵队就是很被丑化的机构,当然我们的日伪时期的宪兵队效忠侵略者的“宪法”,也确实有很多可以丑化的内容。因此在我们搞了类似的机构,我们改了名字叫做武装警察,解决了向下的问题,但是对于向上的维护宪法,却是空白的。因为没有国家机器专门维护国家的宪法而不是国家的执政者,执政者的权利就难于在法律上进行限制,对于军队就只能是私人的军队,只是这个私人是军阀还是皇帝或者利益集团的不同而已。中国历史上就没有宪法,皇权就是宪法,从人治到法治宪法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是没有维护宪法的独立武装力量,甚至连违反宪法的一个上法庭依法审理的程序都没有,宪法也就是一个道德宣言。

而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特务监察机关的过于强大,这是因为政权的控制是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所必然的结果,以明朝为代表,有锦衣卫、东厂、西厂等等,后来还有军统和中统,一般是军队有一个组织、政界有一个组织,还有特别的组织,中国这样的过于强大的问题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发财,给国家带来特别的压力。

中国的统治者历来都是防民甚于防贼,这样的上下不信任也是中国巨大内耗的根源,也是中国战败的根源,我们看史书可以看到,皇帝不信任统兵的大将,多派遣监军,监军的权利就是掌握军队的人事权,将军掌握军队的指挥权,但是监军的权利常常不受限制,这样一定是制肘军队的指挥的。

中国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很多,但是一个国家体制的根本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公检法的腐败是最危害社会的,而中国为了皇权这样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也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国的改朝换代的频繁和有别于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