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9年6月5日


终点的预言

文∷严搏非

严搏非,上海季风书园创办人

孟德斯鸠所期望的抑制欲望的利益,在中国却成为欲望的共谋,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既没有契约合成的法治社会作为前提,又只确立了一个正当性:个人寻求财富的正当性

    尽管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结尾处忧心忡忡地预言了资本主义悲剧性的未来,但韦伯仍怀有一丝希望,即他并不认为这个预言一定是确定的,他说的是“不知道”。“没有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这意味着韦伯在忧心忡忡的同时,仍在期待着某种我们未知的拯救可能会出现。然而,就在韦伯写下这段话的前不久,在同一本书的序言里,韦伯首先论述的,却是对资本主义可以调适人性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从未有过的合理存在的赞扬,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初衷存在着一种抑制贪婪的理性,他说:“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不过这句话还不是韦伯的全部意思,请原谅我无法在这里大段抄录韦伯的原话,简单地讲,韦伯的意思是说:贪婪是所有时代都有的人性倾向,但惟有资本主义的理性化机制,才具有了对于贪婪的体制性的抑制力量。换句话说,资本主义,这是一种可以通过利益来抑制欲望的制度。关于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这种抑制“恶”的理性力量,不仅韦伯表达过,在资本主义体系奠基时代的其他思想家也同样表达过。

    最典型的表达来自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有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著名的话:“幸运的是,人们处于这样的情境中:虽然其欲望可能会促使他们做坏人,然而其利益却阻止他们这样做。”这是300年前工商社会兴起的时候,先贤们的一个普遍认识。在18世纪初的时候,人们终于在自由经济制度下,找到了一种可以抑制欲望的方法,而且,这种方法可以将欲望转化成公共的福利。这个方法,简单地讲,就是用契约合成的法治社会,这是自由经济制度的前提,而在这个制度下,人们将基于对利益的期望而抑制欲望以及由欲望引发的“邪恶”行为。正因为如此,在孟德斯鸠最早系统地论述“看不见的手”的时候,他论述的重心并不是市场的自动均衡,而是一种“关于使个人的欲求不知不觉地与公共利益合而为一的思想”。即:“每个人都认为是在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但结果却是为公共福利作出了贡献”。用利益来抑制欲望的思想,构成了资本主义精巧的制度设计的思想来源,它在美国联邦党人那里,延伸出权力分立的合理性,即: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在黑格尔那里,被利益驯化的欲望,则将引导人们成为自己尚未意识到的某种更高的世界精神的仆人。也正因为如此,两百年后的韦伯在回顾资本主义精神的兴起时才会发出这样的提问:“那么,那种至多只在伦理上得到宽容的活动,怎么变成富兰克林意义上的职业了呢?”也就是说,各种历来被认为是贪心、爱财、贪得无厌的职业,怎么到了现代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受人尊敬起来了呢?在韦伯那里,富兰克林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但富兰克林所代表的,不仅是功利主义的、节俭的,也是理性的,富兰克林以赚钱为美德,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唯一美德,但置于资本主义精神之下的“赚钱的美德”是这样的:当富兰克林的赚钱同时还繁荣了费城的公共福利的时候,他才完成了他的“天职”。这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的精神:每个人要完成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也是他的“天职”。正是这一点形成了资本主义的“职业”思想,使得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

    用利益来抑制欲望,以及将工作(自由选择的工作)视为天职,这构成了资本主义兴起时的基本制度设计和核心精神。前者意味着在法治条件下个人私欲将服务于公共福利,后者则意味着人们将勤奋、节俭,将不自觉地服务于公共福利视为天职。300年前的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方法,在自由经济制度下有效地约束人性的贪婪和懒惰,通往人类共同的福祉。然而,300年过去了,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我知道一下子跳过300年的演变直接到达今天是不对的,但这篇短文毕竟不是学术论文,我也没有打算在这样一篇短文里提供哪怕是尽可能短的论证,这里可能给出的,只是问题。

    30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地球的两端同时看到了这样两例演变的结果:一例在美国,在那个曾经在清教精神下锻造出典型资本主义精神的国家,这个国家正在由次贷(几十年前还没人知道的东西)危机引发出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正使一些国家破产。这场危机也来源于人性的贪婪,但问题是这贪婪的欲望不仅没有被利益所约束,反而堂而皇之地以工具创新的名义获取了正当性。这“工具创新”在最近的三十年中不仅使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丧失了客观性,而且使“看不见的手”在客观性消失的情况下完全失效。而另一例则发生在中国,也是三十年的时间,中国用三十年的时间越过了西方的300年,用“毒奶粉”事件直接到达了终点。在“毒奶粉”事件中,所有的公共道德和信仰都消失了,孟德斯鸠所期望的抑制欲望的利益,在中国却成为欲望的共谋,因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既没有契约合成的法治社会作为前提,又只确立了一个正当性:个人寻求财富的正当性。显然,在西方,公共的价值正渐渐退隐,而中国,则是直接到达了只剩下“个人”的终点。在美国为金融危机举行的听证会上,联储局的前主席格林斯潘表示,正在发生的事情完全超出了他所熟知的自由经济的信条,公司领导人的私欲竟能置于投资者利益(也就是契约)之上。工具理性的发展正如韦伯100年前的预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资本主义的兴起尽管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富足和自由,但支撑它的基本价值却蕴涵着使它自我毁灭的动力。而中国的“毒奶粉”以及一系列“毒”产品乃至“黑砖窑”事件则象是一个预言,它预言了坏资本主义(现代性价值畸变)的极限状况,甚至,它还以“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预言了这种坏资本主义可能会是现代性的终点。

    那么,这个已经延续了300多年的开放的、能够自我改造的伟大体系,会不会在它的同样伟大的对手(社会主义)崩溃了20年后,在它的批判者消失了之后,也走向它的终结呢?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耶稣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布道,苏格拉底法庭上最后的申辩
反反复复告诫(痛斥)民(信)众的,就是这一条
——你们要诚实,你们已经腐败透顶,应该悬崖勒马

    江苏译林社新近出版了洪佩奇父女联袂编著的《圣经故事》,分“旧约篇”和“新约篇”。特点有二,故事中穿插大量名画,文字详略得当,非常适宜快速浏览。正巧,中央编译社前不久推出美国人米勒和休伯的《圣经的历史》,也是大量名画插图。两书对照阅读,相得益彰。如果手头能有一册黄锡木先生主笔的《圣经通识手册》,再看《(耶稣)受难记》,理解上便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此前,缘于一通电话,找来吴飞先生译疏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王太庆先生翻译柏拉图《格黎东篇》(通译《克力同》),大嚼了一顿,补上三十多年来的遗憾。我学政治学,也喜欢政治哲学,可柏拉图的两个名篇,此前都不能好好读过。

    大家知道,新约圣经,耶稣基督是主角。柏拉图各主题对话,A角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不用说了,史有其人,但事迹并不详细。耶稣的生平,多少有些可疑,但多数学者和解经家认为,不仅史上确有其人,且行迹如日月般昭彰。

    两人生活的年代,差不少,400多年。苏格拉底时代,罗马帝国还未有雏形,耶稣时代,罗马帝国在以色列地已设总督。相隔这么久,两人形迹却有惊人相同之处。他们一生,只一个目标,便是拯救城邦(苏格拉底)和上帝的子民(耶稣),但都因此丧了命。雅典人苏格拉底,被他热爱的城邦公民,投票处死;拿撒勒人耶稣,因以色列人(包括祭司、文士和普通信众)的强烈要求,被钉在十字架上。有趣的是,雅典人控告苏格拉底,跟以色列人指责耶稣,理由如出一辙,就是渎神。雅典人还认定苏格拉底败坏了青年人,以色列人坚称耶稣传道,对罗马帝国的统治,构成威胁。判处耶稣钉十字架,有一细节,罗马总督彼拉多很想为耶稣开脱,释放他,但以色列人说什么也不同意,彼拉多怕引起暴乱,便遵从了他们的意见,遂拿水在以色列人面前洗了手,说“流这个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这也很符合耶稣自己的意思—他宁可死在以色列人手里。苏格拉底也是,他本来可以不被判处死刑,但他法庭上的两次申辩,激怒了500人团的大部分,“在劫难逃”,他的学生和朋友劝他流亡外邦,他坚拒他们的好意,认为,如果本邦的公民都容不下他,怎么能指望外邦人呢。言外之意,死也死在雅典,—否则他的死,便毫无疑义。

    苏格拉底用他自己的特别方式,试图与雅典人一起探讨如何获得智慧,求得真理。耶稣的整个传道工作,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启发以色列人因信称义的道理,核心也是求真。苏格拉底希望雅典人能过上有德性的生活(“不经考察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关心城邦兴衰大事。耶稣鼓励以色列人信靠上帝,信靠他自己,过有信仰的生活(“不要让酒肉和生活上的忧虑麻痹你们的心灵”)。苏格拉底有德性的生活也好,耶稣有信仰的生活也罢,其基础都是真,是诚实。耶稣最后一次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布道,苏格拉底法庭上最后的申辩,反反复复告诫(痛斥)民(信)众的,就是这一条—你们要诚实,你们已经腐败透顶,应该悬崖勒马。

    可是,雅典人和以色列人,已经走火入魔,哪里听得进去!在以色列祭司、文士、民众眼里,在雅典公民的概念中,两人的言行,都不过是蛊惑人心,败坏城邦,亵渎神祗而已!只有将他们处以极刑才能平息民愤。他们果然这么办了。结果是,以色列“大地震动,岩石崩裂”,连圣殿中的幔子也撕成两半儿,40年后,耶路撒冷和圣殿被毁,以色列人背井离乡。雅典法庭处死苏格拉底(前399)后,不到六十年(前338),雅典被马其顿占领,雅典人丧失独立与自由,数百年的光荣不再。

    可是,雅典和以色列,希腊、希伯来文化的源头—整个西方文明的“两希”传统的发祥地,却由这两次无厘头的审判,意外地获得千年拯救。罗马皇帝康斯坦丁执政期间,基督教获得国教地位,以色列人在欧洲找到新的家园。雅典的精神血脉,经过罗马帝国,经过泛希腊化时代,经过文艺复兴,传给现代西方各国,开花结果。或许可以说,西方(包括现代以色列)文明流变传承,根本上得益于两千(多)年前的两次审判,是苏格拉底和耶稣的血,使得西方一代代精英,对公民应过一种德性-诚实(求真)生活,发出不间断追问,—在这不断追问中,西方人展开了他们的近现代文明的画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