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9年1月14日


奥巴马如何改变美国

        我们如何从演讲中去认识奥巴马?他的上台是否能够挽救美国经济?他的经济政策对中国有着什么样的影响? 在奥巴马的执政纲要中他强调的是改变,而他发表的《更完美的联邦》演讲和林肯的就职宣言是一样的伟大!

    奥巴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奥巴马是一个非常深奥的一个人,我们把他看的太简单了,我举个例子, 他从竟选的第一天到他当选总统值得欢呼的那一天,我没有看他笑过,我也没有看他哭过,也就是他的喜怒不形于色,随时随地都是非常稳定的个性,当他受到别人攻击的时候,包括别人攻击他的牧师,他的反映简直让我感到震惊,像他这种冷酷的性格,如果他选不上总统话,他做基金经理最适合.尤其在中国做基金经理最适合.而且这个人很幽默,上次他去美国南达科他州,有四个总统雕像在那里,记者问他:你想不想当第五个雕像呀?他想了半天说:不行,我的耳朵太大,可能挂不住.

    另外他曾经遭到一个最大的挫败.那就是他的一个黑人牧师,像疯子一样的说“911事件是上帝对于美国的诅咒!”这个牧师与奥巴马的关系非常好,他的两个女儿信基督教的时候也是这个牧师替他洗礼的.但是这个牧师非常痛恨美国白人的牧师,天天在骂,说非洲的爱滋病是美国人带进去的. 911事件是上帝对于美国的诅咒!等等之类的话, 等到奥巴马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就被对方给突然宣布出来,奥巴马是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的?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做法,就会说“我错了, 对不起…..!我本来就讨厌那个牧师…..!切断关系,划清界线!”。全世界的人都期望他会开个记者招待会,进行道歉。可是他没有,奥巴马3月18号在费城,就是我读书的那个地方,奥巴马发表一篇文章叫做《更完美的联邦》.他开头的第一名话就是“对不起,我不能跟那个黑人牧师切断关系”。这话讲出来之后,全场愣了他说“正如我不能切断我和我白人外祖母的关系是一样的,从小我父母离异.我爸爸是黑人,我妈妈是白人,所以我的外祖母从小把我带大,她是个白人,她将一生的爱都放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外祖母也告诉过我,她最害怕上街的时候,有黑人在她旁边走过,她怕黑人抢他,而且我的外祖母也常常告诉我她有多痛恨黑人,因此我要接受我的外祖母,我就要接受我的牧师,因为那就是美国的一部分,我不可能脱离的.但是这个牧师最大的错误不是非常偏激的种族言论,而是他忘了美国是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因此美国是一个会改变的国家”。而改变这个字就是他的竞选纲要。这个话讲完之后获得全世界的赞赏,而且大家把他比拟为和林肯的就职宣言是一样的伟大.就这一篇宣言完全吸引了美国人的心,用他处理问题的态度,你可想像到他将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奥巴马对中国意味什么?

    奥巴马上台对中国的经济会不会造成影响,我想和大家做一个更深入的沟通,大家太不了解奥巴马这个人,他会怎么做, 我们当然不会知道.可是你要了解美国总统下一部要做什么,你就要了解他的意识形态思想,重要的他是怎么看问题的.我记的有一次他和麦肯恩的美国总统辩论赛,主持人问他们要如何对付邪恶, 麦肯恩桌子一拍说:我要打败他,轮到奥巴马,他说:我们应该对抗邪恶,但是很多邪恶的产生正是由于过去我们历史上,我们自以为是的对抗邪恶,因此产生了诸多的问题,因此在我们对抗邪恶的过程当中,首先要反省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包括小布什在内., 麦肯恩在内的共和党的总统他们都有非黑即白一个毛病,你不然就是美国的盟友,不然就是美国的敌人,没有中间.甚至在他们辩论的时候主持人问对伊朗什么态度时, 麦肯恩一拍桌子说:伊朗是一个邪恶的国家,因此我要对抗他,因此我要和美国的友邦要组成一个民主同盟来对抗伊朗.奥巴马却说:我不能赞同你这么做,因为你这种思想很明显的把中国与俄罗斯排除在外了,你只要把中国与俄罗斯排除在外,你对付伊朗的工作就不可能会有成效,你要联合中国与俄罗斯,你不能非黑即白,你要联合到其它意识形态不一样的国家一起运作才有可能成功.他这么一讲完你会发现这位新任美国总统,他打破了共和党过去的传统,他根本就不接受非黑即白,他承认中间是灰色地带,所以他会用最大的弹性来处理灰色地带。绝对不像过去一样,你不是美国的朋友就是美国的敌人.而当他承认有灰色地带的时候,他对中国关系一定是非常有弹性的,他会以解决的问题态度来谈问题,我相信他会坐下跟中国人协商解决问题.这种一反过去共和党非黑即白理念的人,承认中间灰色地带的人,他必将是中国的朋友,因为他非常清楚中国的重要性.如果是这种情况,你就可以想像得到,他绝对不会因为汇率事件单独对中国施压.如果叫奥巴马列出十件最想做的事的话,我敢保证中国的事情一定不在上面.

    共和党与民主党执政背后的玄机

    奥巴马是一个非常聪明、灵活、有弹性的一个人,他的竞选团队是非常优秀的,他最近选拔的财经班子非常杰出,他现在的这个财政部长盖特纳是美国中央银行的行长。我1994年离开美国,当时我存了4万块钱退休金,刚好是克林顿上任的第一年,等到2000年的时候也就是他快要下台的时候,我的4万美金变成20万美金,所以我太爱这个政府了。我太喜欢萨默斯、太喜欢盖特纳了。等到他们下台之后,我就忘记把钱拿出来了,最近把它拿出来只剩下16万美金了。从1929年到2009年总共80年间共和党与民主党各主政40年,如果你今年有一万块做投资的话,全投在民主党执政期间,你可以得到30万美元的回报,如果全投在共和党主政的40年期间,你的回报是1773块,所以这次金融海啸又是共和党搞的,1929的金融海啸胡弗总统也是共和党,因为共和党是一个非常讲究自由经济的党,而且他认为自由经济对有钱人是最有利的,所以他们不太监管,也比较放任,而且也比较倾向于利益团体,对老百姓的股票市场,我觉的他也不太关注,所以我个人也受到很大的损失。克林顿是我认为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在20世纪很少有人超过他,这个能力极强,口才极佳。美国媒体问克林顿:你在年轻时有没有抽过大麻?他说我没有抽大麻,但是我吸过大麻!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也跟奥巴马一样,也是承认黑与白之间还有一个灰色地带的总统。所以他的意识形态与奥巴马是有传承的。我认为奥巴马与他非常类似,而克林顿总统时代和中国的关系是最好的,在他那个时代他提出中国是他的战略盟友,而不是战略竞争者,到了共和党才变的。奥巴马从克林顿时代找到有经验的财经班子,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因为时间太危急,处理不好的话,那就要付出非常大的成本,最好找一批意识形态相同而且又非常富有能力和经验的一批人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他会自然而然的找到每二梯队。

    目前最现实的一个问题摆在奥巴马眼前,美国三大汽车工厂马上宣告破产。这三个汽车公司雇佣的员工人数高达24万人,相关产业的雇佣人数高达400万人,只要这三个汽车工厂倒闭一两家的话失业人口就是250万人,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对于中国的汇率问题这么在意,他说中国的汇率低估了,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让美国造成失业。因为民主党本身对于失业这样的问题是非常在意的,因为他们这个党基本上都是蓝领的代表。他会像克林顿总统时代一样手段非常圆通,非常有技巧的来和中国周旋是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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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但是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

  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原先的目的是希望收购银行的不良资产,一个月之后全改了,因为太复杂。那么我们一开始的4万亿基本上投资在基础建设,我也希望我们政府对于这个手段也要像美国政府一样,要具有相当的灵活性。

  4万亿的方案出来后,股价涨到接近2000点,我们发现涨的全是钢铁、水泥、大型机械、大型国有企业等等,它的股价涨了,因此拉动大盘到2000多点。那么,生产民生必需用品、消费品等等的民营企业的股价涨了没有?没涨。也就是说,又是这些占经济总量20%-30%的部门拉动这次股指到2000点,股价的走势充分反映了二元经济现象,也就是说4万亿投下去之后的必然结果,就是资源从民营经济大量转移到公共建设部门,从而形成公共部门是过热的,民营经济是过冷的。

  那么,4万亿应该怎么用?我认为4万亿应该用在刀刃上,也就是将4万亿的资源透过政府的力量,用在与民生相关的行业上去。我从来不否认修桥铺路可以增加建筑工人的就业量, 可以提升某些行业。可是请注意,真正占90%雇佣量的是占据我们经济总量70%的民营经济,而这些基础工程的建设呢,确实也需要雇人,可是你雇的人数再多,也远远比不上民营经济。19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还是比较旺盛的,大概占了整个GDP的60%,那个时候投资基建所创造的效益是非常高的。到了今天,和1990年代相比,为了创造同样的效益,今天的基础投资必须是3倍于当时,因为我们的基础建设做得太多了。基础建设这种政府投资占GDP比重已经高到56%了, 太高了,消费极度压缩到30%左右,而且我担心会持续下滑。如果这个社会的消费持续下滑,怎么撑得起我们的民营经济?而且我们整个民营经济,我们整个国家的产能占GDP的比重高达70%,而消费只占30%左右,那么另外一半就产能过剩了,这部分过去是靠出口,由于全世界的金融海啸,我们的出口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认为这4万亿要如何用在刀刃上呢,就是要要拿4万亿来作提振消费之用。而提振消费不是叫老百姓去花钱,我们能不能换个思维,不要老是讲需求,提振供给可不可以?

  什么叫提振供给叫呢?拿更多的钱,让我们的民营制造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也希望他们能够赚更多的钱,而他们赚更多的钱之后,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而员工拿到更多的薪水,更富裕的时候他才敢去花钱。我们今天不是需要不足的问题,是老百姓太贫穷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消费非常少,因为你没有钱,就是这么简单。而且最近很多人又被股市套牢了,更没有钱了,怎么消费呢?所以今天替老百姓创造财富才是最重要的,那怎么创造财财富呢?就是透过政府的力量,拿着4万亿去帮助民营企业赚更多的利润,而企业赚更多的利润之后,他就会给员工更多的薪水,那员工才会去消费,然后企业能赚更多的钱。企业赚更多的钱之后,他才会去做转投资,而转投资之后,就会成熟效果。比如说投资1块钱,大概可以赠到7块到10块钱的投资效益。然后赚更多的钱聘用更多的劳工,然后赚更多的钱,形成一个滚雪球的现象。

  那如果投资在基础建设,那就是一锤子买卖。比如说建一条高速公路,聘请一堆人来建设公路,建完了呢?失业,怎么办呢?再建第二条,再让他们就业,如果第二条高速公路又建完怎么办呢?再失业。那回头来干吗呢?再拆掉第一条高速公路再就业,拆完之后又失业了,怎么办呢?再拆第二条高速公路,再就业。因为拆高速公路也需要人,你建高速公路也好,拆高速公路也好,都是GDP在增加。不是说你把高速公路拆了以后GDP就减少。你只要拆了高速公路,你的GDP就增加一条高速公路的GDP,你建一条高速公路也是一条调整公路的GDP,所以你最好建一条拆一条,建一条拆一条,你可以永远增加就业量。可是你不觉的有点荒谬吗?所以今天不要简单的讲说,提振内需,需求是重要的,可是在这个时刻,由供给创造需求才是一个新的思路。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郎咸平: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不是“人”,所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尚未实现。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有公平的机制做保障,否则就会让一部分投机倒把的“坏蛋”先富起来,让本分人吃亏,激化社会矛盾。

“我绝对不反对改革,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但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

《新世纪》周刊:最近有一种说法是出现了倒郎风暴,很多经济学者出来对你有批评,有些言辞还很激烈,你对此怎么看待?

郎咸平:我一直以来对于学者都是相当尊重的,对他们提出的理念,我不会忽略,都认真倾听过。但我必须把这么多年的学术积累,用我认为适当的方法阐述给社会大众听。与他们分享什么才是正确的治国理念。我不会跟进行人身攻击的所谓学者辩论,谁对谁错,社会大众会做判断。当然,我也是有一些失望的。所有的批评者都是在看了、听了我的言论和观点之后而发的,所以似乎都是明白我在说什么。但是,当我仔细读完这些批评后,却发现少有人真正把握我的思想核心,因此他们要么攻击一点,不计其他;要么大而空洞,上纲上线。坦率地说,是一场文不对题的批评。

《新世纪》周刊:对于这场争论,你觉得已经超出了学术的范围?其他学者的意见没有一些可取之处吗?

郎咸平:当然已经不仅仅是学术问题的讨论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很多年轻人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百姓还是很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多年下来,我们的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5。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因此我反对各种形式伤害剥削大众的例如国企负责人MBO那样的“伪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好像反对最激烈的就是MBO等“国企改革”。

郎咸平: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方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起码的是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得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做得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

《新世纪》周刊:很多人说你是“反改革”,说你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道理,你觉得是这样吗?

郎咸平: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我绝对不反对改革。邓公说过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非常鼓舞人的,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的。而且我提醒大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后面是有潜台词的,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这就是原则。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最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地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强调公平很多,请完整阐述一下你在此刻强调公平的思路是怎么样的。

郎咸平: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础是法治化和信托责任的建立,保证起点的公平。现代资本主义的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改进”,讲的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增加不能建立在对他人的掠夺之上。但公平概念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中的重要地位,却是得益于社会主义的开山鼻祖马克思。原始资本主义是没有考虑公平问题的,只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冲击下,才逐步引入公平的概念,并在法律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和实施。中国现阶段忽略了公平,只追求效率。因此,我呼吁一定要重新树立起以公平为核心的价值观。任何改革都应当以公平为前提。公平怎样衡量?就是要以最广大民众的认可为标准。只有民众认可的改革,才是公平的改革和成功的改革。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一直强调民间的声音和观念很重要,有人质疑这和你强调的大政府主义有冲突。

郎咸平:强调民间和主张大政府主义根本是两个层面的东西,不存在什么对立的关系。社会到了一定的程度会僵化,需要反思。以前我用案例的方法来提出这种思维,但是很多人已经不再关注具体的问题,进而关心制度的变革。对于医改、教育改革的关注就是如此。我非常喜欢网络,网络上一样有很多深入分析中国社会现状的人,他们经常能够提出很多精彩的见解。有人骂我、批评我,有人赞同我,而网络给不同观点的人提供了空间,让大家在一个平台上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以前的思想太僵化太惯性,对于这么复杂的经济现象,我们需要各种不同思维的冲击,只有网络才能让整个社会的民众参与思考和讨论,我认为应当鼓励这种攻击。一个人提出的想法是对是错,需要大众的判断。社会在不断进步,社会公平在民间。

《新世纪》周刊:有哪些例子令你感觉到民间的深刻、理性和建设性?

郎咸平:我注意到有人提出一个非常有洞见的观点,这篇文章就是《中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作者杨先生明确提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由这个事情我更加深深体会到,其实社会上还是有人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我希望所有人都把注意力转到这个范畴,真正解决社会固有的一些严重问题。

《新世纪》周刊:你最近开始强调你关心的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有声音质疑你作为一个公司财务专家,为什么要对社会各个层面指指点点,是否有点不务正业?

郎咸平:很多人认可我对个别企业的分析,而且和我一样都希望避免同类悲剧的再发生,但是他们却不能容忍对大环境的质疑,反击我的言论也不从大环境的角度着手,而拘泥于具体某一事件的对错。

中国人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思维–任何事情大方向都是对的,虽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只是个别现象。这是惯性思维,也是滥用辩证法的结果。我一直很奇怪的是,为什么不能认真地想想,中国公司出了这么多问题,究竟只是偶然,还是从根本上就错了,所以才导致这样必然的结果呢?我们并非一定要等到事情变得糟糕,才回头反省。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所付出的成本会小的多,何况问题已经变得十分严重!

首先我要说,作为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有权利评论任何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事物,尤其是涉及国计民生的事物,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与我的教育背景没有关系。其次,依靠对方所学专业来评价其观点的方法,最不值得提倡。按照这种论调,难道只有学医学的人方有资格谈论医疗改革,难道你没有学教育学就不能讨论中国教育问题吗?我想提醒诸位,每个人的专业方向,都只是他的积累的开始,一个真正的学者,就应该是不断深入,不断进步。更何况,我的主业公司治理就是跟法律政治牵涉极深的。过去数十年的市场经济认识告诉我,其实往往是社会出了问题,经济才会跟着有问题。

《新世纪》周刊:有经济学者盛赞现在是五千年最好的时代,而你觉得有很大问题,你的判断是因何而来?

郎咸平:问题恰恰就在这里!现在大量的所谓经济学者只是局促在经济范畴之中兜圈子,无论是凯恩斯(博客) 主义还是私有产权改革,其实都不能解决社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很多商人和企业家,他们每天在经营问题和经济层面上花的时间不足30%,其他大量时间花在搞关系和保护自己利益上面,睡觉的时候,都怕有非市场因素来干扰他们做生意。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会抑止经济增长,社会问题是不能够用单纯的经济手段来解决的。我对中国五年多的研究,越来越感觉到,异常经济现象的社会原因才是最关键的。例如有人偷钱,有人偷窃国有资产,有人悍然剥削中小投资者,这些坏的经济现象背后,都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例如监管不严、社会道德标准失范。这才是我为什么频频对于社会问题发言的主要原因。

我呼吁大家全社会睁开眼睛看看,呼吁所谓的学者跳出象牙塔,不能对社会各种不正常、不健康的现象假装视而不见。全社会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一定要替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合理良性的环境。而不能仅仅局限在经济范畴里面解决这个问题。我本身是财务专家,我何尝不希望就是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面把研究做得精致痛快?但是我不能自欺欺人,就像看到有人盗窃而不能不大声喝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