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百多年,中国“革命”不断、“改革”不断,这是因为中国的问题太多。中国的问题如果按层次可以分为所有制、体制和机制三个层次。在经济基础领域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为第一层次、体制为第二层次(如计划经济体制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为第三层次;在上层建筑范畴领域也是一样,政权为哪个阶级所有为第一层次,政治体制——如何执政即执政党的执政方式为第二层次,机制为第三层次。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仅在整体上而且在各个层次都是相互对应和相互作用的。

  革命、改革、改良、维新都可以用“变革”统称,因为都是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

  第一层次的变革一般总是被称之为革命,因为它涉及到所有制的变革和政权的更替,而且与暴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变革,一般会被称之为改革。改革之所以划为变革的范畴是因为它如同革命一样也会涉及到财产和权利的在分配,但它之所以被称之为改革而不再称之为革命是因为它一般不会涉及到所有制的变革和政权的更替。

  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一百多年,中国属于第一层次的革命只有两次。一次是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尽管之后还有反复,但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就基本完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这次革命是以辛亥革命为标志。一次是一九四九年的新中国的成立,之后还进行了土地改革,打破封建土地制度,将官僚资本主义收归国有,这次革命是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

  在我们今天进行的改革中,有一些人对机制和体制的改革不感兴趣,他们要搞就要搞关键核心的所有制改革——产权改革理论就是为他们服务的理论。经济体制的改革,顾名思义是体制改革却推演成了经济所有制改革。而教育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至今却推不出科学合理的方案。

  在某些人产权改革理论主导下的改革,国有企业所剩无几,公有制主导危在旦夕。人们开始反思改革的价值取向。我们今天的“改革”是否要同样忽视“按劳分配”等机制问题,随意将机制问题上升为所有制问题以为所有制越私越好,从而进行一系列毫不间断的“改革”。忽视也就带来今天的反思。

  于是乎有些人大棒一挥——有人要否定改革、反对改革。明明是他们将经济体制的改革引入歧途,却贼喊捉贼地倒打一耙。

  我们要大声疾呼的是,我们从来就欢迎改革,从来也不惧怕改革,但也坚决地反对胡改乱革——随意将机制改革、体制改革上升为所有制改革。

  因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彻底否定。
  因为机制改革、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
  因为所有制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

  其实某些经济学家的鼓噪并没有什么可怕。可怕的是共产党内的糊涂。有一些人似乎不太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条规律。当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变革到位后,上层建筑领域的所有制变革就会摆上议事日程。

  一些人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我和你一道完成了经济基础的所有制变革。我早就宣布了我代表你,你还要上层建筑领域的所有制变革干什么。

  另一些人的思维逻辑是这样的——与其由你代表我,还不如由我自己代表我自己。这就是他们将机制改革、体制改革推演成所有制改革的全部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