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还研究了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状态下的三种形式,即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当年,劳动和工作是痛苦的,失业则是更痛苦的。因此,对于工人阶级的苦难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马克思愤怒地指责道:
  “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整个说来,我认为,马克思理论就是建筑在对受苦的劳动者的同情之上,因而具有正义感和强烈的人道主义激情的色彩。今天任何中国劳动者抱怨一百多年前去世的马克思都是没有道理的,毛病是出在我们当代人自己身上。我们把自己的失误和无能诿过于一个世纪以前出现的马克思理论,只能更说明自己无能。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否定,亦属于激情之上的理性。他的理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是没有自然的、充分的、完美的就业状态的。
  我们再来看看“西方经济学”。
  在马克思之前,19世纪初出现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内部,不会有生产过剩的危机和失业。该学说认为,“市场法则”完全是一架可以自行调节的机器,它可以解决各种矛盾;即使偶然出现了某种产品一时的供求失衡,那万能的自由竞争和市场也会将它调节过来,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价格的自行运动就会把经济失调消灭;因为在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中,市场有着自发调节的作用,所以“充分就业”是一种永远存在的倾向,因此永远不会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发生之虞。由于这种认为市场经济总是趋向于充分就业的、“总供给”总是可以为自己创造出“总需求”、“供求”之间最终总能够自动达到平衡的观点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在19世纪初年提出,故后来被称为“萨伊定律”。
  萨伊的“市场法则理论”完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在他的学说里,市场成了一把万能的金钥匙,可以打开一切困难之锁。看到这个近200年前的学说,我不由想到今天中国的经济学家,“萨伊定律”是否已被经济学家们挪用到今天的中国?我模糊地感到相当多的经济学者似乎接受了萨伊的理论,希冀用“市场”这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中国经济的千把锁、万把锁、亿万把锁。我斗胆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四个字太钟情了。其实现今西方国家在相对于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所说的“市场经济”,是个相当政治化的概念。现在没有哪个西方国家断然放弃了“计划化”的国家动作,完全抛掉凯恩斯主义,砍掉“看得见的手”,而让那只“看不见的手”在经济领域随意摸弄搅和,那样,就一定会走回那种30年代经济危机的深渊。因此,不少西方经济学家称他们自己为“混合经济”。在原东西方“竞争”的时候,不奇怪,西方国家很希望那些原来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东欧演变为自由市场式的小商品经济,因为那样一来,原东方就不仅会失去“和平竞赛”能力,也失去了所谓“政治威胁”。所以,“自由市场式经济”是没有前景的。但是如果说,“市场”就意味着公平、平等、自愿、自由等等,那么它还是很有意义的。同时也还具有一定的、应当说还比较强烈的政治意义。现在问题是,经济活动本身,不可能是完全自由的,必须有严格的法制加以限制。否则,那个为祸社会的魔鬼就一定会从瓶子里跑出来。在号称自由主义的美国,其经济活动就受到了各种法律的严格限制,也受到来自政府、议会、工会、新闻界等各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在美国,目前在中国常见的产销假药假酒、用工业硫酸勾兑醋、“组装”数千万肮脏的注射针头、用地沟油炸油条等“经济”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继续看历史。
  萨伊定律与19世纪的实际经济生活相抵触,因为当时经济危机频发;但最终打破这个神话的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这个可怕的危机,至今能令西方人谈虎色变。危机中,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下降37.2%,其中美国则下降了46.2%(略好于我国1962年的工业下降幅度)。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高达24.9%。在这样可怕的情景下,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是需要找个出路了。这时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是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登上了历史舞台。
  二是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则在经济学举行了“凯恩斯革命”。
  先简述一下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在我看来,罗斯福的“新政”可以说是20世纪里资本主义经济一次最伟大的实践。它不仅挽救了美国,而且挽救了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当民主党人罗斯福1933年3月间就任总统的时候,美国经济简直已成崩溃之势,1/4的“工薪阶层”失业,商业活动还不足平时的6成,有1400家银行已经在头一年倒闭,商品价格大跌至最低却仍然卖不出去,全国笼罩在一片绝望情绪之中。
  罗斯福竞选时并没怎么强调经济问题,但上台之后,迅速地采取有力对策,以对付经济大萧条。从金融、信贷,到农业、工业、电力、运输等业,很快地就“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法令,经济的形势很快改观。在此特别值得提到的是,罗斯福总统的劳工政策和工会组织的复兴。和现今的情况一样,经济灾难总是首先落在贫穷的劳动者头上,大萧条引起的失业是影响社会安定最可怕的因素。当时罗斯福采取了三方面的政策,第一,最迫切的是“救济失业”,使失业工人得以活下去而不至被饥饿吞没;第二,通过失业保险、老年保险等和其他的方法改善“工薪者”的经济安全;第三,加强了工会组织在美国经济制度中的地位,这是在西方国家中保障工人阶级利益的有效途径。
  罗斯福对于失业问题异常重视,他刚一就职,就立刻着手处理失业问题。他制订了一个法令,授权总统可雇用失业青年组成一个“平民保持队”去进行造林、防洪和各种市政工程,总统对于森林有特别的热情。在头一年,该队就达到30万人规模。一二个月后政府通过《紧急救济法令》,成立了一个联邦紧急救济总署,又设立了一个市政工程总署、工程计划署等,前后拨了100多亿美元从事就业与再就业的工作,解决了数百万失业者的就业问题。人们认为,罗斯福的失业救济政策,是基于人类应有“工作的权利”这样一个根本的信念,他认为最好是让大家都有工作而不是靠救济金度日。但是这个计划当时在美国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专家指责它浪费和缺乏效率。此外,罗斯福总统还通过立法、以各种法律来保障劳工(工资收入者)的经济安全,如《全国就业服务法令》、《铁路员工退休法令》、《瓦尔希—赫莱政府合同法令》、《公平劳动标准法令》等。法令规定了最低工资和最高工作时数,例如凡和政府签订1万美元以上合同的商人所雇用的工人每日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每周工作不得超过40小时;不得雇用16岁以下的男工和18岁以下的女工。
  “新政”时期,美国的工会权利得到了很大加强。《全国工业复兴法令》规定,职工有权“组织起来,并且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去向资本家集体地争议工资,而且在选派这些代表或自行组织工会时不受雇主或他们的代理人的干涉、限制或强迫”;而雇主不得强迫职工加入“公司联合会”或是限制他们加入自己选择的工会作为受雇的条件;雇主必须遵守该工业法规上有关劳工问题的规定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美国工人阶级来说,好像是获得了新的“自由宪章”,工会会员人数迅速增长。当然,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这项法规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后来,为了在工资争议时劳资双方能够有平等的权利,1935年又颁布了《全国劳动关系法令》,禁止雇主:1.在工人行使集体争议工资的权利时进行干涉、限制或强迫;2.拒绝工人集体争议工资;3.对组织工会或工会的行政加以干涉或操纵,或在雇用工人和工作时间方面用区别对待的办法对工人加入工会进行干涉。后来,美国最高法院认可并通过了这项法令。美国参加工会的劳工人数,从1933年的不到300万增加到1947年的1500余万人。
  罗斯福“新政”对于工人权利的确认、对于工会有向资方“争议”工资的平等权利的确认,有着伟大的历史意义。一方面,从人权意义上讲,工人地位的改善使人权状况获得阶级意义上的改善。另一方面,由于工人集体“争议工资”权利的确认,使得“剩余价值率”在实际上有所降低,工人工资的提高,提高了全社会的总购买力,增加了全社会的“总需求”,使得“生产过剩”的危机得以缓解,这对于全社会(包括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起了决定性的良好作用。
  显然,“新政”已含有和“老资本主义”不同的气息,对先前的资本主义制度做了很大的改良;当然,人们并不能叫它“社会主义”,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总之,罗斯福总统以他的“新政”和抗击法西斯的卓越历史功勋,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是惟一任期超过两届而四次当选的美国总统。
  就好像“新资本主义”的实践需要理论似的,就在罗斯福总统开始“新政”后不久,在大西洋彼岸,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了他的最为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我国,历来称他为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对其学说持批判的态度。但在西方经济学中,他的确一反“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传统,提出了新的“宏观”经济学,被不少西方人称之为“凯恩斯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