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最大的灾难莫过于人格灾难。

——《兴亡象牙白》

●很多邪恶行为往往躲在“民族”和“国家”的旗幡后面,我们应该撩开这些旗幡,把那些反人类、反社会、反生命、反秩序、反理智的庞大暗流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墓地荒荒》

●灾难的脚印总是由伪装道义的脚步留下。

——《布拉格残稿》

●我们都曾从那里走过。
    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
    我们能自己开路吗?问题是向哪里开?目标何在?
    没有目标的路,不能叫路。因此,只能暂时有一条从众的路,无奈的路,探底的路,练步的路,暖身的路,然后,思虑定当,开辟新路。

——《布拉格残稿》

●伪装道义的脚步在哪里最先露出破绽?当它们要以道义的名义践踏他人的时候。

——《布拉格残稿》

●当践踏他人的事端一旦开始,脚步里渗出血迹,而背后又紧跟着密集的脚步声,那么,灾难就开始了。
    能在这个时候阻止吗?很难,因为脚步正形成节奏,道义的旗帜正越举越高,追随者的队伍正越来越大。
    灾难的脚步,必然连成深深的沟壑,任何转向或改道的可能,已渐渐失去。
    倘若天佑大地,走出沟壑,那也应该是在长远之后。

——《布拉格残稿》

●哈维尔说,只有生过病的人才知道健康的重要。
    他是在说一种不良的政治制度对人的启迪,由我们中国人听来,仅一步之遥。
    我们终于经过搏斗而获得健康,有人却要我们为当年的生病而检讨。
    天下没有一个健康人,要自己或别人成为当年病毒的代表。
    因此,应该赶快为他们治疗。

——《布拉格残稿》

●我的青春,和灾难相伴。
    我的搏斗,堪称英勇,并把搏斗的脚印留在那块土地。
    这是我骄傲的履历。
    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脚印留在灾难的土地上?于是他们疑窦重重地勘探起三十几年前的脚印。
    他们自己似乎是“飞”过灾难的,因此与脚印无关,与灾难无关。
    与灾难无关的人也与中国无关。
    没有离开中国却与中国无关,实在值得同情。

——《布拉格残稿》

●历史上许多罪名,是不正常人对正常人的宣判,而不正常人总会以超强度的道义亢奋,来掩饰自己的毛病。

——《请回乔伊斯》

●当负面声浪围绕四周时,立即回想自己有没有真的做错什么。如果没有,那么就应该明白,这是对自己重要性的肯定,对自己以全新生态构成对众人挑战的肯定,对自己生命优越性的肯定。
    对肯定,有什么可声辩的呢?
    谦虚地领受吧,把骄傲藏在心底。
    全部表情是:微笑着,又像是没笑。

——《塔尔寺留笔》

●面对诬陷,不可暴跳,也不可隐忍。
    如果不去法院,则不必陈述真相,因为社会并无裁判,纠缠反生混乱。唯一要做的事是:指出这是诬陷,其余留给时间。

——《塔尔寺留笔》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这种英雄气概,未必是指征战,也未必是在山道间。

——《在济南市的演讲》

●一位老人这样说——
    别人骂了你,十年间,他们除了骂你再没写出什么。
    你被骂了,十年间,除了没有回骂之外你写完了一切。
    有了这份笔墨账,不必再做其他裁判。

——《在济南市的演讲》

●武士最大的风采,出现在剑戟丛中。
    剑戟锈蚀了,英雄也就萎谢了。
    因此,一听剑戟声在身后响起,就会满心喜悦地自问:这是不是英雄交响乐的序曲?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在这平庸的年代,有谁能享受千军万马向自己奔来的荣耀?
    千军万马不可能让一个人受伤。找不到方向的队伍呼喊着一个人的名字胡乱冲撞。
    这种呼喊,不管开始是不是捉拿声,到最后,必然成为欢呼声。他们把他拥戴成了坐标。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坊间有“余古之争”、“余金之争”、“二余之争”、“三余之争”……据说其中一“余”指的是我,而我却不知道有这种争论,甚至不知道争论的对方是谁。
    当一个碗要冒充两个碗相撞,它必须先要把自己敲碎。为了引人注意,它要敲得很响,因此碎得彻底。
    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眼前一片瓦砾。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千万不要与他们辩论。
    原因是,辩题是他们出的,陷阱是他们挖的,又不存在真正的裁判。这就像,硬被拉到他们家的后院,去进行一场“篮球赛”。
    找不到合乎规格的球场,就不存在比赛。
    许多善良的人总是在别人家的后院一次次败下阵来。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恶言脏语是不可忍受的。
    问题是:谁让你忍受了?
    喊着你的名字并不是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集市间的小贩拉住了你的衣袖,你可以抽袖而走,快步离去。
    冲着你的脸面也并不一定要让你忍受,就像排污口喷出一股异味,你不必停下脚步来细细品尝。
    恶言脏语的功用,九成是自贬自辱,只有一成留给被攻击者消受。但是,又有几个被攻击者真的去消受了呢?难道里边有你一个?
    世上总有垃圾。对垃圾,我们只处理,不消受。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无道义的媒体,是一个虚假的战场。
    没有明确的正方反方,没有真正的公平的搏斗,只为热闹而喷发烟雾,只为刺激而实施爆炸,只为哄动而伤及无辜……当一种公权力被滥用,这个虚假的战场只能大规模地制造邪恶。
    不能企求它自建道义,而必须争取公民社会对公权力的监督和惩处。
    在这之前,不要过多地理会,却要警惕地关注。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我一生遇到最多的灾难,是公权力冒充代表弱者,欺侮真正的弱者。结果,被公权力“代表”的弱者,全都成了批判者,批判的对象,就是被称为“公众人物”的假强者、真弱者。“文革”灾难因此而形成,并延祸到今天。

——《在中山大学的演讲》

●中国有幸,终于到了这个时代,谁也可以不理会那些拦路诘问者。
    他们说你背上有疤,你难道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当众脱衣服给他们看吗?
    须知,当众脱衣的举动,比背上有疤更其严重,因为这妨碍了他人,有违于公德。
    而那些中国人,看了你脱上衣,还会看上你的裤子……
    还好,中国有幸,到了今天这个时代。

——《在岳麓书院的演讲》

●古人云,虽有百疵,不及一恶,恶中之恶,为毁人也。
    因此,找世间巨恶,除杀人、制毒、抢劫者外,必是揭发者和批判者。
    这后两者,主要集中在文人间。

——《答记者问》

●除了不可抗拒的自然原因外,人间灾难的核心便是人整人。
    在灾难时代跟着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便不再整人的人,是一个介乎好人、坏人之间的庸人;
    在灾难时代从不伤害他人的人,是上等的好人;
    在灾难时代整人,在灾难过去之后还在整人的人,当然是坏人;
    在灾难过去之后以清算灾难的名义伤害他人的人,则是顶级坏人。

——《答记者问》

●批判——一个多么珍贵的人文命题。中国本应凭着批判精神获得理性重建和历史反思,谁知它却被历次政治运动和整人事件屡屡冒用,更被“文革”大批判全盘败坏,至今尚未修复形象。其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年来的“大批判文化”已经虚假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更遑论让它去改正以往了。

——《借我一生》

●年轻的你们,使我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同样是二十岁,你们在各方面都比我优越。只有一点我比你们优越,而且你们很难追赶,那就是,灾难使我对善良特别敏感。
    我在极度饥饿中向周围的朋友求借饭票,伸手接取的时候会迅捷地注意一下对方的眼神,我能辨识出眼神角落哪怕一丝的勉强。
    于是,我也彻底明白了善良的本体和边角。
    当然,灾难更使我敏感真正的邪恶。

——《在云南大学的演讲》

●陈瑞献先生告诉我:“我这一拳出去,非常慈悲!”
    他的拳,打向邪恶。
    我的拳,打向灾难。
    阿弥陀佛!

——《南洋札记》

●我对当代中国文明的一大贡献,是凭着我的蔑视,摧毁了好几个伪法庭。
    他们已经摆好了审判的架势,布置了法庭的外形:历史问题的法庭、强迫忏悔的法庭、咬文嚼字的法庭……
    我如果开口一辩,法庭也就成立了。于是始终不辩,连几个伪法官的名字也从不提起。
    对于伪造的辩词,仍然不辩。结果,伪法庭再难撑持,只有那几个神经分明已经失常的伪法官,继续在地下室里伪装审判。

——《南洋札记》

●蔑视是一把无声的扫帚,使大地干净了许多。

——《南洋札记》

●骂骂咧咧的寄生虫,其行可鄙,其情可悯。

——《埃武拉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