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是智者,就会为这个民族产生一种对书的企盼。他们懂得,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的火种。

——《风雨天一阁》

●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没有这种东西,他就不可能如此矢志不移,轻常人之所重,重常人之所轻。

——《风雨天一阁》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画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阳关雪》

●可惜,群体性的文化人格在中国历史上日趋黯淡。春去秋来,梅凋鹤老,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上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样,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

——《西湖梦》

●不能把志向实现于社会,便躲进一个自然小天地自娱自耗。他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了志向。安贫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

——《西湖梦》

●社会污浊中也会隐伏着人性的大合理,而这种大合理的实现方式又常常怪异到正常的人们所难以容忍。反之,社会的大光亮,又常常以牺牲人本体的许多重要命题为代价。单向完满的理想状态,多是梦境。人类难以挣脱的一大悲哀,便在这里。

——《西湖梦》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的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笔墨祭》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笔墨祭》

●灾难,对常人来说也就是灾难而已,但对知识分子来说就不一样了。当灾难初临之时,他们比一般人更紧张,更痛苦,更缺少应付的能耐;但是当这一个关口渡过之后,他们中部分人的文化意识又会重新苏醒,开始与灾难周旋,在灾难中洗刷掉那些只有走运时才会追慕的虚浮层面,去寻求生命的底蕴。

——《流放者的土地》

●部分文人之所以能在流放的苦难中显现人性、创建文明,本源于他们内心的高贵。他们的外部身份和遭遇可以一变再变,但内心的高贵却未曾全然消蚀,这正像不管有的人如何追赶潮流或身居高位却总也掩盖不住内心的卑贱一样。

——《流放者的土地》

●一个风云数百年的朝代,总是以一群强者英武的雄姿开头,而打下最后一个句点的,却常常是一些文质彬彬的凄怨灵魂。

——《一个王朝的背影》

●知识分子总是不同寻常,他们总要在政治、军事的折腾之后表现出长久的文化韧性。文化变成了他们的生命,只有靠生命来拥抱文化了,别无他途。

——《一个王朝的背影》

●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才华才从朝报奏折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夏文明,才不致全然黯淡。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这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柳侯祠》

●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企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

——《庐山》

●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即便是对于隐逸之圣陶渊明,中国文人也愿意他有两个在文化层次上比较接近的朋友交往交往,发出朗笑阵阵。

——《庐山》

●一次次地上山,又一次次地下山,山又高,路又窄,气力似乎又已经耗尽,后来完全是麻木地抬腿放腿、抬腿放腿。山峰无穷无尽地一个个排列过去,内心已无数次地产生了此行的后悔,终于连后悔的力气也没有了,只得在默不作声中磕磕绊绊地行进。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突然与古代文人产生了深切的认同。是的,凡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人物,总不会以轻慢浮滑的态度来面对天地造化,他们不相信人类已经可以盛气凌人地来君临山水,因此总是以极度的虔诚、极度的劳累把自己的生命与山水熔铸在一起。

——《庐山》

●……在人类面对如此密集的难题时,我企盼有更多的智者承担起真正的文化责任,不管有多少掷石唾骂,仍能保持一个坚贞不渝的群体。暴徒可以刺杀甘地和拉宾,但天地间毕竟留下了他们的声音。

——《行者无疆·自序》

●唐伯虎是好是坏我们且不去论他。无论如何,他为中国增添了几页非官方文化。人品、艺品的平衡木实在让人走得太累,他有权利躲在桃花丛中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中国这么大,历史这么长,有几个才子型、浪子型的艺术家怕什么?深紫的色彩层层涂抹,够沉重了,涂几笔浅红淡绿,加了几分俏皮洒泼,才有活气,才有活活泼泼的中国文化。

——《白发苏州》

●真正的艺术家之间可以互不服气,可以心存芥蒂,但一到作品之前,大多能尽释前嫌。这并不仅仅是艺术功力的征服,而是一种被提炼成审美形式的高贵生命内质,构建了互相确认。

——《大师与小人》

●除了少数逃罪人员和受骗人员,正常意义上的远行者总是人世间比较优秀的群落。他们如果没有特别健康的情志和体魄,何以脱离早已调适了的生命温室去领受漫长而陌生的时空折磨?天天都可能遭遇意外,时时都需要面对未知,许多难题超越精神贮备,大量考验关乎生死安危,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健全的人格,只能半途而返。

——《流浪的本义》

●一个处于创造过程中的天才人物有无限的生命潜力,一个敏于感受的智者可以从自己有限的生活经历中领悟辽阔的时空。

——《奇怪的日子》

●最有意义的旅游,不是寻找文化,而是冶炼生命。我们要明白,人类的所作所为,比之于茫茫自然界,是小而又小的;人类的几千年文明史,比之于地球的形成、生命的出现,是短而又短的;人类对于自身生存环境的理解能力,是弱而又弱的。因此,我们理应更谦虚、更收敛一点。在群峰插天、洪涛卷地的伟大景象前,我们如果不知惊惧、不知沉默,只是一味叽叽喳喳地谈文化, 实在有点要不得。如果这算是什么“大散文”,那宁肯不要。

——《更谦虚一点》

●兴盛的是术,寂寞的是道,因此就出现了学者的责任。但是弘道的学者也永远是少数,历来正是由少数人维持着上层文明。

——《伏羲睡了》

●中国急需真正的精英文化,好弥补我们在终极关怀、人文精神、高层思辨、准确论证、专业学理、创新实验等方面的一系列历史性缺损。但是,这些年随处速成、随意自封的伪精英文化,以褊狭替代高度,以生涩冒充深刻,把无聊扮成风雅,把肉麻当作有趣,使中国人离真正的精英文化更远了。

——《借我一生》

●在历史上,蒙昧和野蛮战胜文明的事,屡见不鲜,对于人们的辨别能力和选择能力也不能评价太高。为此,文明的力量就需要焕发一种人格道义和牺牲精神,知识分子的高贵之处主要也表现在这里。

——《访谈录(三)》

●在充满战争狂热的土地上,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坦克里,或者捧着炸药躲在街角,而是那些冒充轻呼和平的人。

——《写三遍和平》

●在李白时代,中华民族还不太沉闷,这么些诗人在这块土地上来来去去,并不像今天那样觉得是件怪事。他们的身上并不带有政务和商情,只带着一双锐眼、一腔诗情,在山水间周旋,与大地结亲。写出一排排毫无实用价值的诗句,在朋友间传观吟唱,已是心满意足。他们很把这种行端当作一件正事,为之而不怕风餐露宿,长途苦旅。结果,站在盛唐的中心地位的,不是帝王,不是贵妃,不是将军,而是这些诗人。

——《三峡》

●历代中国人哪怕是最优秀的,都与权力构架密切相连,即便是逃遁和叛逆,也是一种密切的反向联结。因此,他们的“入世”言行则表现出一种故意,虽有性灵巧思却难成大气。直到今天,中国文人仍然在政客式的热闹和书蠹式的寂寥间徘徊,两方面都不到位,都带有自欺欺人的虚假。

——《借我一生》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概念不是被政治化了,就是被技术化了。我们从小就听到的有关理想和知识分子标准的所谓“又红又专”,正是政治化和技术化这两端的拼接,恰恰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个称号的真实本位。

——《借我一生》

●这些在生命的边界线上艰难跋涉的人物,似乎为整部中国文化史做了某种悲剧性的人格奠基。他们追慕宁静而浑身焦灼,他们力求圆通而处处分裂,他们以昂贵的生命代价,第一次标志出一种自觉的文化人格。在他们的血统系列上,未必有直接的传代者,但中国的审美文化从他们的精神酷刑中开始屹然自立。

——《遥远的绝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