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的五一,一种名叫SARS的病毒在京城肆虐,那时让人们担惊受怕的是接连上涨的疑似病例人数;三年后的五一,流行着一种比SARS更让人不安,传播更广泛的“疾病———“购房恐惧症,“疾病的征兆就是涨声一片的房价和购房人忐忑不安的心理。

  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投资的或者自住的,都运动性地投身到这场注定混乱的房屋运动中来。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结果只能是———生存正在变成一件越来越昂贵的事。

  房子,房子……它就那么让我们魂牵梦萦、甚至魂不守舍?“房奴就是我们的宿命?

  为了有个家,中国人可以说竭尽全力。

  自古以来,安居乐业就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想,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太平、能否长治久安的标准。要乐业,先要安居。安居就是有一个安宁的家庭。而“家,在最早的甲骨文中,就是用一个屋顶下有一只猪来表示;“安,就是用一个屋顶下有一个女人来表示。不管是表示食物或财富的猪,还是表示伴侣或婚姻的女人,都是在屋顶下,也就是说,安居是以拥有一套房子为前提的。几千年过去了,这一点并没有什么变化,现代人要结婚安家,仍然首先要有一套房子。

  从现实看,当前中国人对房产的需求也是建立在一系列中国现实国情基础上的,如人多地少、人口继续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严重,家庭规模化小型化趋势加快、负债消费意识全面集中形成的。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发挥作用,导致需求膨胀,而且具有相当的刚性。

  当前,一个人把自己、父母全家的积蓄加上贷款,买下了一处住房,身体安顿下来,精神却从此再也轻松不起来了:每天一睁眼就欠银行几十元上百元债务,几十年就要这样天天度过。曾经过白领生活的,之后立刻就降低了生活质量,游玩、购物与吃饭都变得精打细算;曾经气冲牛斗、特立独行的,从此在老板面前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过去幻想和恋人享受情调生活的,现在则回到家熬粥就咸菜了。

  有人将这种状态称为“被房价挟持的生活。人生已经简化成为了一套房子,再加上一部车子而生存。

  有人为此发出了这样愤激的声音:为什么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无法用来孝敬父母,无法用来与妻儿一起享受人间美好,无法用来善待他人,而只能拚命往房地产商手里送,而这一切仅仅是为了一套有名无实的住房?!

  在指责政府、房产商的同时,我们也许也该反问自己:自己对于房产的需求是否过于贪婪?

  余华在《兄弟》的后记里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的事情,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回到房子问题上来,1998年才启动的房产市场化改革到今天才不过8年,而目前中国约80%的(城镇)家庭已经拥有自有住宅,而有百余年房产市场化历史的美国才68%,英国为67%,德国为42%。世界经验证明,任何社会中,一部分家庭是肯定买不起房的,在大部分欧洲国家,租房租住率甚至超过50%。而反观我们,一个月薪三四千、家境一般的年轻人总在为动辄百万的房产忧心,有必要吗?

  在香港,60平米以下的房子占整个房产市场的72%以下,90平米以上的“大房子只占10%,而我们的房子则是越大越好卖、越贵越好卖,对于一个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没几年的国家,市场上供应的基本都是100平米以上的房子,这正常吗?

  不可否认,中国正处于一个财富“注水的旺盛时期,大量来路不明的资金在市场上流通,导致如此高涨的房价还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接受的,但我相信普通人还是大多数,这么多普通人卷入了这样一场玩不起,或者说不值当的危险游戏之中,悲哀。

  而这种悲哀恰恰是房产商、地方政府以及银行愿意看到的,只要这场游戏没有“翻车的危险,它们就可以借助这种混乱的气氛牟取暴利,而我们的普通大众,只能成为牺牲品。

  有人会说,市场经济不是可以激发每个人的创富能力吗?没错,市场经济是一个可以自主选择的经济,但不要忘记,市场经济更是一个理性的经济,在做出每一个选择之前,要根据自身的条件、禀赋做出理性的选择,自不量力的选择注定要受罪。

  住房消费同样有其理性的规律,应该遵循“租小房-租中房-买小房-买大房的过程,而当今中国许多年轻人本该租房子,却也加入了购房大军;本该买一居室、60平米,却非要在市中心买个两居室、120平米的房子,患上“购房恐惧症,只能说是作茧自缚。

  宽敞、舒适的大房子固然是我们的梦想,但比梦想更高贵的,是拒绝幻想,勇于面对现实,做出更符合现实的选择。居者有其屋不等于居者买其屋,更不等于居者买新屋、买大屋,作为消费者,拒绝贪婪,更多地把目光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租房租住、小居室或者二手房,让“迫不得已的买房者有第二、第三个选择,这样,我们最起码可以远离“购房恐惧症,睡个安稳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