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更重大的历史文献记载比之于闪耀着人文光辉的艺术创造激情,也要懂得谦逊。例如有的学者反复论证苏东坡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写错了地方,因为赤壁之战是在另一个地方打的。我设想,如果这个信息倒转回去,被诸葛亮、周瑜听到了,他们一定会异口同声地说:“还是我们换一个地方打吧,因为那首词比那个仗重要,苏东坡比我们重要。”
  这不是容忍苏东坡的错误,而是承认“创造”这个概念所引领的,是另一个更精彩的世界。
●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
  这些年中国教育事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由此也产生了一种广泛的误会,以为一个人的学历,特别是名校学历,可以决定他的文化形象,因此也可以开创他一辈子的前途。
  为此,很多家长和教师为了子女和学生的升学所付出的辛劳,几乎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地步。更严重的是,这个误会进一步无限扩大,很多官员把教育事业当作文化事业的重心,甚至把它看得远远高于社会文化事业。我在电视中说到这个问题后,曾经收到过北京师范大学一位教授的来信,说到十几年前一些不错的作家纷纷到大学中文系补文凭,而为这些作家上课的那些教师前些天还是这些作家的虔诚研究者;这些年不少优秀书画家、作曲家和演员也不得不到学校混学位,而那些教师在专业水平上根本无法与这些学生相提并论,大家都在假戏真做。这位教授说,由于学校的作用被极度夸大,结果反而把真正的社会文化创造贬低了。
 
  现代科学文化的创造者们到学校里打一个基础是必要的,但再好的学校也只能提供一个最简单、最通用、最常识化的基础,主要的事业是在走出校门之后才开始的。如果把二十多岁就完成的学历一直当成终身的荣耀,只能证明这些毕业生进入社会后一直没有太大出息。爱因斯坦说:"真正的教育成果,就是在学校里学的知识全部忘光之后还能留下的那部分东西。"这句话值得大家深思。  
  我认为,越是杰出的创造者,越是与自己早年所受的教育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必须在叛逆和突破中才能迈出创造的步伐。为此,我不太愿意看到过于热烈的校庆,而更愿意看到学校根据学生们毕业后的种种艰难遭遇来调整自己的教育结构。德国洪堡大学只敢把与自己学校有关的29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照片小小地、悄悄地贴在走廊一角,分明包含着一种不敢贪功的收敛。对于学生,学校总是既有功劳也有失误的,所以有一年教师节,我曾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在中央电视台建议全国同行一起反思:是否误人子弟又一年?
  有一个比喻:渔船返港,伤痕累累,一半记录着暴风雨的印痕,一半记录着造船者的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