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这次群众性斗争的直接原因是正在推进中的无锡商业大厦“国有企业改制”。

  无锡商业大厦有着本已复杂的权属关系:一方面,有一个A股上市公司“无锡商业大厦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潘霄燕,该公司的每股收益达到0.5元左右;另一方面,这个上市公司又有个母公司,该公司的核心资产正是国有的无锡商业大厦本身。国有的无锡商业经营得并不坏,无锡商业集团是当地百货零售业的龙头企业,2004年完成销售额40亿元,利税1.65亿元。

  可就是这样一个经营得很好的国有控股企业,却恰好成了当权者的眼中钉。按照他们“靓女先嫁”的逻辑,为了消灭公有制企业,这是非得“枪打”不可的“出头鸟”。也正是这种“靓女先嫁”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引发了群众性的反抗斗争。

  引发无锡商业大厦职工不满的是,无锡市政府2003年8月提出《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战略重组预案》,要对90%的国有股进行“改制”,而著名的家族制私营企业均瑶集团则有意收购无锡商业大厦。均瑶集团的创始人王均瑶在世时,均瑶集团就决定收购无锡商业大厦,王均瑶去世后均瑶集团董事长变为王均金,但均瑶集团的收购意愿已经变成了收购行动。

  2004年12月均瑶集团正式介入无锡商业大厦改制,但到2005年3月此事才被正式告知广大职工。向职工传达改制精神时,只是强调10%的国有股,而始终回避谈控股权。职工中风传,对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商业大厦集团有限公司”,改制的结果是均瑶集团控股90%,大厦10%;还有一种说法是“采用国有法人股变更的办法达到大厦集团56.88%的股权”;甚至有人怀疑,这次改制是变相的MBO。

  无锡商业大厦的职工之所以这样强烈地反对“改制”,是因为他们感到改制方案本身就侵害了自己的利益。

  在所有的“国企改制”中,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改变国有企业职工身份”,通过“买断工龄”来“理顺劳动关系”。据传在无锡商业大厦的改制方案中,为职工买断工龄所付的补偿是:40岁以上职工每年为1850元,40岁以下职工每年1500元。在以这样的补偿“理顺劳动关系”后,原来的国有企业职工就随时都可以解雇了。

  无锡商业大厦的职工们认为这样的经济补偿太低。无锡商业大厦的效益这样好,改制的各种经济补偿还不如普通小企业;他们要求企业补发过去政府政策有规定、本企业扣住不发的物价补贴、住房补贴等福利金;他们还怀疑均瑶集团能否真正支付这些补偿,质疑均瑶集团是否支付了全额现金,因为均瑶集团在对待职工方面的声誉并不好,由于发不出工资而发生了很多投诉。他们为反对这样改制而静坐示威,而一些路人则表示理解甚至支持。据传有路人说:“这年头转制只有老百姓吃亏”;一位中年女性听完了一位女员工解释静坐的原因后,讲起自己单位不久前也“改制”了,感同身受,竟然与那位女员工抱头痛哭。

  职工们宣称,他们“只想要一份安定的工作,一份固定的收入”。在职工们静坐3天之后,大厦总经理当众宣布:暂时停止“改制”和“理顺劳动关系”,要员工们返回工作岗位分组讨论,商定新的改制政策。

  无锡商业大厦职工的这场反“改制”斗争,完全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

  来自无锡的消息说,“在商业大厦上班一直是被许多人非常羡慕的”,这表明无锡商业大厦职工在工资、工作条件等方面的待遇很好。而正因为他们的待遇好,就成了想由“企业家”变“资本家”的人所必须整治的对象:懂经济分析的人都知道,这种“人人都想干”的工作岗位上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必定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压低产品中的工资成本的潜力大得很。只要将职工待遇降到社会平均水平,就可以大幅度降低单位产品的工资成本,企业的利润就可以大幅上升。

  对一个国有企业,这样增加的利润变作了全民的财富,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是现行的“企业改制”的奥秘正在于,通过原国有企业员工的“身份转变”把他们全都变为可以任意解雇的劳动力,从而可以大幅度地降低他们的单位有效劳动工资,并把这样增加的利润全变成极少数个人的财富。那种让“经营者持大股”的“改制”使这样增加的利润流入国有企业原经营者的私人钱袋;而“引进战略投资者”(这种战略投资者必须最终是私人大资本家)则把这样增加的利润送给企业外的少数私人大资本家甚至骗子“企业家”。这是一种以多数人变得更穷为代价而使极少数人暴富的“制度变迁”。

  无锡商业大厦的“改制”看来属于后一种类型,它引进了私人家族企业均瑶集团来作控股“战略投资者”。无锡商业大厦的职工们已经清楚地预见到了这样的“改制”意味着什么:他们将被置于由家族企业的老板任意摆布的地位;私营老板会利用可以任意解雇职工的权力来尽可能压低他们的工资待遇,而由此节省的成本全都会化作家族企业老板的利润,使他们那本已惊人的财富增大到一个新的层次。面对这样赤裸裸地抢走多数人收入给个别人以使其致富的“制度变迁”,被抢的多数人要是不作一点反抗,那他们才是脑袋真有毛病了。

  无锡商业大厦职工们对“改制”后果的预见有充分的根据,这根据就是前些年企业“改制”特别是浙江和苏南“企业改制”的事实。

  前些年“企业改制”的一个最明显后果,就是它确实大幅度降低了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

  早就有一系列详尽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各地的改制企业中职工地位普遍下降;劳动时间大幅度延长、劳动强度增大、劳动条件恶化几乎成了百分之百的现象。浙江的原国有企业老职工更是抱怨说,企业一“改制”,国家规定的每个劳动日工作8小时就变成了12小时,每星期的休息日也被取消。

  即使月工资不变,这样增加实际的有效劳动也会显著降低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何况在许多情况下月工资还会下降。恰恰是在无锡商业大厦所在的苏南地区,这种情况特别明显。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就经常谈起这样一个亲眼见到的事实:他弟弟所在的国有企业改制后,他弟弟的工资就由每月8百元降到了4百元。显然,正是由于看到、听到了太多这样的事实,才使无锡商业大厦的职工们如此激烈地反对“国有企业改制”。

  更为恶劣的是,国有企业的“改制”还增加了对企业员工生命的伤害。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私营企业大都是员工的劳动条件极差、几乎没有劳动保护,使员工在工作中的伤亡率极高。而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改制”使员工的工作条件向私营企业看齐,这势必增大工作中企业员工所受到的伤害。

  这一点在煤矿业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的私营煤矿历来为赚钱不顾井下员工死活,为省钱而不采取各种生产安全措施,甚至逼迫员工冒着瓦斯爆炸和透水的极大危险下井采煤,使中国煤矿业的死亡率成了世界之最。而煤矿业的国有企业“改制”却使原来的国有煤矿也变成了这样的私营煤矿。

  2005年2月辽宁阜新国有的孙家湾煤矿发生特大矿难之后,我就专门撰文指出,这是辽宁的地方政府最近几年“学浙江”、将国有煤矿变成实际上由私人经营所造成的典型恶果。而最近又发生特大矿难的河北承德和广东兴宁的煤矿,更是由原来的国有煤矿“改制”私有化而来的。毫无疑问,这样的国有煤矿“改制”再进行下去,必定会大幅度增加矿工们的伤亡。而媒体在报道广东兴宁等地的矿难时,却回避这个关键问题,不愿提及发生矿难煤矿的“改制”背景。这很令人惊异。其实企业“改制”在增加矿难方面的作用,无异于谋财害命。

  培养大富翁的企业“改制”使某些原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变得比私营企业的老板还专横。我就听人谈到他的亲身经历:辽宁的某大型国有企业“改制”后,原厂长变成了名义上持有3%股份(实际持有多少不得而知)的“第一大私人股东”。奇怪的是这“第一大资本家”竟然身兼企业的党委书记,经常在企业职工大会上大叫大骂,教训职工们说:“放明白点,你们现在是给资本家干活”,要职工们老实听话,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任何借口”。他这样公然压迫职工,物质待遇上当然也不客气,只顾延长劳动时间、压低职工工资,逼得技术人才纷纷跳槽,企业招不到扩大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员和技工。

  就是这个“改制后的资本家—企业家”典型,还要为自己的专横跋扈寻找依据,买了那本名叫《没有任何借口》的盗版书发给全厂职工学习。也正是在这些人动用公款的集团购买下,《没有任何借口》这一类叫人作资本家忠实奴隶的盗版书籍竟然能够极为“畅销”!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已经不仅是在复辟资本主义,而且是在中国推行奴隶制,它已经把任何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得不承认的“人权”和“人性”毁灭无余。

  使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能忍受的是,多数原国有企业职工劳动条件的恶化、工资的下降甚至生命的丧失,只是使少数所谓的“企业家”极大幅度地增加了他们个人的利润“收入”,从而很快积聚起天文数字的个人财富。这是典型地靠使多数人变得更坏来使极少数人变好。这样的“改制”和“制度变迁”,践踏蹂躏了人类要求的最起码的“公平”,必然造成最高程度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有统计分析,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又有急剧上升,使中国进入了世界上的最不平等国家之列,其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企业改制”。

  因为这样的“改制”制造了极大的社会不公平,它必定会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抗。无锡商业大厦职工们的群众性斗争,就是反抗的一例。仅就我们近两年的所见所闻,这样的反抗事例就有许许多多。而且即使是在百货行业中,也早就有类似的反抗斗争。听我的一位老朋友讲,两三年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政府企图让温州私人资本参股效益很好的国有企业哈尔滨第一百货商场,受到职工们的群起抵制,他们打出标语“小商小贩滚出去”,嘲笑温州商人只是些“小商小贩”。那时当地政府也紧张得很,派军警包围群众、封锁消息、派工作组进驻“作工作”,后来怎样了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我敢肯定:继续这样“改制”下去,不仅不能保持社会稳定,而且还会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稳定,最终造成严重的社会冲突和动乱。

  权贵私有化的鼓吹者们到处散布说,这样的“企业改制”提高了效率。其实这也是地道的谎言。在去年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中,就有人在互联网上的论坛中质问:谁能举得出实际例子证明“改制”将企业搞好了?这个质问极有道理。

  私有化的鼓吹者们把企业“改制”提高了企业效率说成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他们能够举出的最“有力”证据,不过是某些人作的一个计量回归,它表明企业的私有股权比例越高,“全要素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就越高。这一类回归之所以不可靠,我在《不要轻信那些统计分析和计量回归》一文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这里只须强调一点:这些回归中所使用的劳动投入数字,其实都是企业使用的劳动力数量,它们不能把企业所有制不同所导致的每人有效劳动数量的不同考虑进去。而实际的人均有效劳动数量不同,企业的产量当然就不同。以这样的数据虽然可以回归出“企业改制”提高效率的结论,但是这样的结论根本就不可信。

  在这里,最恰当的是引用我的老同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黄速建的论点。在2004年《读书》杂志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黄速建明确表示不同意郎咸平对“国企改制”的批评,与张文魁一样强调“不应否定国企改革的大方向”。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说国企产权改革提高了企业效率,这个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这样说的人没有考虑到,国企改制以后,工人的工资不变,劳动时间却明显增加,增加劳动时间当然会使产量增加,单位产品成本降低。黄速建到底不愧是专门研究企业经营的,他也质问道:靠不增加工资而增加工人劳动来降低成本、提高产量,这怎么能算是提高了企业效率呢?

  实际上,黄速建对“改制”后工人状况的恶化了解得并不充分。他是浙江东部人,说“国企改制”后工人工资没有降低,这可能只是他家乡那一带的情况。有大量的事例表明,某些地方国有企业“改制”之后工人的货币收入还明显下降。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教授就经常说,他弟弟在国有企业“改制”后工资从8百元降到了4百元。这种情况在江苏绝不是个别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喜欢引用黄速建的话。正因为黄速建反对郎咸平,坚持“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方向正确”的观点,由他这种人之口说“没有证据表明国企改制提高了效率”,才最有说服力。其实熟悉企业经营的人都知道,在让国有企业实行“经营者持大股”之前,私营企业老板在配置资源、安排生产上一般都比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水平低,因而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通常都是私营企业的效率低于国有企业。就是在今天,私营企业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效率也并不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中国的私营企业相对于国营企业所具有的低成本优势,其实根本就不在真正的资源配置方面,而在于它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将单位有效劳动的工资压得大大低于国有企业。中国的私营企业之所以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似乎比国有企业“有效率”,其秘密也就在这里。正如前边列举的那些事例所表明的,国有企业“改制”的后果突出地证明了,私营企业的所谓“低成本优势”,主要来自它能够将企业员工的各方面待遇压到极低,这样压低员工的待遇当然可以大大降低每单位产品的成本。

  当然,私营企业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将产品成本降得比国有企业更低,那就是降低产品的质量和性能。中国近20年来假冒伪劣产品泛滥,其主要原因就是私营企业力图通过降低产品质量和性能来降低成本。这样降低产品质量和性能的习惯已经蔓延到航空产业:少数几个小型“民营航空公司”之一的“春秋航空公司”为了能够降低其航班票价,竟然要大幅度减少提供给顾客的服务项目,不给乘坐其航班的顾客提供免费的饮食和由廊桥登机的服务!这个春秋航空公司真是为赚钱太无顾忌,竟然用这样大肆宣扬的经营行为来败坏“民营企业”的声誉:它这种减少服务项目的行为等于告诉全社会,私营企业其实并没有什么降低成本的高招,它们降低成本靠的是通过降低其产品质量和性能来“算计消费者”!

  在“改革开放”初期的20世纪80年代,河北的一个名叫马胜利的国有企业领导曾经名噪一时,成了著名的“企业改革家”。马胜利当时把他的改革经验主要概括为“不算计消费者,不算计职工”。那时我虽然佩服马胜利信守这一原则的好意,同时却十分怀疑他能否遵守这一原则而成功实行“企业改革”。因为据我的观察,当时遵守这一原则而大幅度改善国有企业经营的余地已经非常之小。

  马胜利不久之后就因为经营失败而销声匿迹。在我看来,马胜利式的改革之所以失败,主要原因并不在于“国有企业无法改革好”,而在于比当时的国有企业利润率更高的企业不是在“算计消费者”,就是在 “算计职工”,不“算计” 消费者和职工就没法经营得更好。事实上,从那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几乎都是靠“算计消费者”和“算计职工”才在竞争中取胜。而由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企业如果在生产和利润上有什么改进,也无非是通过“算计消费者”和“算计职工”,当然更要加上算计国家这一手。

     打着“改革”旗号的私有化发展到今天,那些“改革者”们已经形成了顽固的思维定式:一看到国有企业职工的工资比社会平均水平高了一点就有气,就非要把它降到社会平均水平,并以此为理由而鼓吹让少数人暴富的私有化,要把国有企业职工高出的那一块工资都化作个别“企业家”的利润,变成他们的私人财富。

     毫无疑问,这样的“改制”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既不能提高效率,又践踏了社会最起码的公平准则,不仅应当立即停止,而且应当进行清算,惩罚那些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的人。但是正如无锡商业大厦的改制冲突所表明的,许多地方政府不仅还在推行这样的私有化“改制”,甚至还在以运动的方式进行“改制”。

     在最近七八年中,私营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百分比低一点的各省地方政府几乎都在一窝蜂式地“学浙江”发展私营经济,其主要手段就是进行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已经站到了完全与国有企业职工为敌的立场上,竟然将国有企业看成反革命的堡垒,发出所谓进行“国企改革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他们纷纷下死命令,要求开展“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运动,在两年或三年中消灭本地的国有企业,或者国有企业所占比重要降到某个极低的份额以下,残存的国家参股企业中,国有持股也要降到某个极低的比例以下。

  他们使用的“攻坚”一词倒确实形象地说明了这种运动式“改制”的本质:那就是把所有想掠夺人民财产的人都动员到一起,向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国有企业职工发动不顾一切的进攻。这种进攻当然不会不引起国有企业职工的反抗,而“攻坚”者们则不惜动用武力来镇压一切反抗。无锡商业大厦围绕着“改制”所发生的冲突,还只是这场斗争中比较文明的一幕。

     去年由郎咸平掀起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给了以“改制”为名掠夺人民财产的官员和“企业家”们一次沉重的打击。当时正在进行消灭国有企业“三年攻坚”的南京市政府官员们就曾经为此焦躁万分,有人甚至紧紧盯住了左大培的动向,以致左大培头一天在互联网上发表一篇文章,第二天这些官员们就知道了“左大培又说了些什么”。

  但是那些决心消灭国家和人民的财产权利的政府官员们并没有善罢甘休。他们一方面不得不在实行“经营者持大股”和MBO上有所收敛,另一方面却变本加厉地利用手中篡夺的权力,下发各种“文件”,以“鼓励民营经济发展”为名来继续进行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

     最近又得到可靠消息:现在至少还有辽宁、北京和海南等地在强行推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命令当地的国有企业限期完成“改制”。在这些地方政府进行的运动式“改制”中,辽宁省政府的所作所为是最恶劣的。

  据《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7月14日第7版报道,辽宁省省长张文岳在某次“改革研讨会”上宣布,辽宁省政府决心“实现国有企业改革的新突破”:辽宁要“放开地方国有大企业的股权比例限制,鼓励国有大企业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中小企业中的国有资本原则上以全退为宜;大型企业中的国有资本不宜全退,除极少数必须控股外,大多数企业应退至国有参股为宜。我们的设想是经过两三年的努力,基本完成地方国有大企业股份制改造”。

  张文岳在这里使用了中国私有化进程中发明的特殊术语:所谓“引进国内外战略投资者”就是把国有大企业的部分股权让予国内外的私人股东,这种让予的价格通常包含着极高的赠与成分;所谓“国有资本全部退出中小企业”,就是将辽宁的中小国有企业全部私有化;所谓“大多数大企业退至国有参股”,就是让私人资本家或外国私人投资者对辽宁的大企业实行控股。

  张文岳提出的这一方案可谓恶毒已极。辽宁是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在全国的国有企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辽宁省政府提出的这样一个消灭辽宁国有企业的方案,必将对全体人民的财产和辽宁的职工群众造成巨大的伤害。我在前不久才听说,辽宁省大连市又重新启动了限期在两年内完成“企业改制”的强制性改制运动,现在看来其根源就在辽宁省政府的这一强行改制命令。

  辽宁省政府的这一强行改制方案之所以必定损害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广大职工群众,是因为辽宁省现在还能生存的企业本来有着足够的活力。

  辽宁省在1998年前后就对中小型国有企业普遍实行了“一元钱卖国企”的“改制”,一个企业一元钱的卖价当然只能是象征性的收费,这种“改制”其实就是向少数人白送全体人民的财产。经过了那一轮浩劫之后生存下来的少数辽宁的中小国有企业,本来都是在市场经济中有足够生存能力的。我在辽宁就亲眼见过这样生机勃勃的中小型国有商业企业。

  辽宁省政府的任务,本来应当是对这些硕果仅存的中小国有企业倍加爱护,精心地保护和培植。这才是真正地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维护全体人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现在辽宁省政府却要对这些中小企业实行“全部退出”即全部消灭,这真是对人民的犯罪。不要说全部消灭这些有生命力的中小国有企业,就是消灭一个,也是严重伤害全体人民的利益。

  至于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并让他们控股,则更是荒唐之极。让外国的“战略投资者”控制大型国有企业,是把中国的经济命脉交到外国人手中,把中国变成外国的经济殖民地,这将是一条导向亡国之路。我依据印度的教训写过一篇“外商控制下的出口导向经济开始了殖民地化进程”,讲得就是这个道理。而让中国的私人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来控制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也将把那些尚能生存下去的国有企业引向灭亡。

  中国的私人资本家历来居有的文化特征,就是极端的自利性和经营上的独裁作风。他们从来不会也不能容忍与他人平等地合作。在他们控制的企业内部,他们一方面专横独断,另一方面则只考虑自己个人财产的增值,而不管企业的长远发展。专横独断导致经常发生决策失误,而且这种决策失误往往给企业以致命打击;只考虑自己个人财产的增值使私人资本家偏好挪用企业资金于自己需要的方向,而不顾这样给企业经营造成的恶劣后果。这样的私人资本家入主尚有现金收益的国有大型企业,必然的后果就是私人控股大股东挪用企业资金,导致企业由于缺乏流动资金而停产。

  而“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国有企业改制方式,却给这些惯于玩弄金融骗术的“私人企业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正是这样的“国有企业改制”让大骗子张海控制了广东三水的健力宝,让顾雏军控制了制冷业的巨头科龙。张海和顾雏军也真就毫不客气地掏空健力宝和科龙,将它们的周转资金挪用去收购其它的企业和事业。于是健力宝在去年冬天停产,而科龙则在今年春天停产。20年前兴起的两个著名的国有企业,在所谓“没有效率”的国有体制下能够蓬勃发展,却由于改制为私人大股东控股而没落。这就是“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改制给国有企业带来的悲惨后果!

  张海搞垮健力宝、顾雏军搞垮科龙的事例具有代表性。亲眼看到这样的惨剧之后,我们终于可以理解俄罗斯的私有化为什么会摧毁那么多的大企业、给经济造成那么大的打击。俄罗斯那些暴富的金融寡头正是使用与张海和顾雏军同样的手段掏空国有企业,一边自己聚敛了惊人的财富,一边就毁灭了国有的大企业和国家的生产力。这样的“私人战略投资者”就像蝗虫一样,他们掠过之处将寸草不留,他们控制过的企业将连片倒下,就像在德隆系、健力宝、科龙所发生过的那样。

  我郑重地警告所有那些想在大型国有企业中“引进私人战略投资者”的人:这种做法已经葬送了健力宝和科龙这两个著名的大型企业,全中国还有多少这样的大型企业可供葬送?再这样一意孤行地“改制”下去,俄罗斯经济崩溃的前途在等着中国!

  辽宁要搞的运动式“改制”不仅损害全体人民的财产和国有企业员工,而且已经和正在给中国的银行业制造新的大量坏账,加大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银行方面的消息表明,目前辽宁和吉林两省正在大规模地利用“国企改制”之机逃废银行债务,给银行留下大量坏账。其实在过去10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各地的地方政府就一直在与少数企业领导勾结以各种方式逃废银行债务,而这样造成的银行坏账养肥的却是控制了改制企业的新生资本家。现在的许多由“改制”产生的大富翁,其财产其实来源于改制中逃废的银行债务。辽宁还要搞运动式的“改制”,显然是还想再来一回掏空银行资产以制造少数富翁。

     前些年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之所以能在中国大行其道,其根本的原因是那些有权有势者想借此合谋掠夺人民的财产。而使他们能够这样作的外部条件,则是私有化神话在社会上的流行。这种私有化神话相信“一私就灵,一外就灵”,迷信企业的私人股东特别是外国的私人股东。其实千千万万经验事实证明了的是,对中国的大中型企业,“私”也不灵,“外”也不灵;真正灵的是严格而科学的管理,是人民群众对国有资产运营的民主监督。

  实际上,在最近20年中,辽宁一直不乏经营成功的国有企业。东北制药、大连冰山等企业都能从逆境中冲出,它们才是振兴东北的方向。这些企业的经营者积累了经营国有资本的丰富经验,应当一方面给予他们足够的物质奖励(薪金和少量的股份期权,但绝不是任何企业的控股权),另一方面委以在政府机构严格监督下掌握国有资产支配权的重任。让这些成功的国有企业经营者支配国有资产,就是让他们领导大型国有资本经营机构去履行国有企业出资人的职能,这些大型国有资本经营机构才是真正可靠的国有企业战略投资者。辽宁需要的是打造大型的国有资本经营机构来作国有企业的战略投资者,应当在这方面成为全国的典范,而不应当去强行引进什么“私人战略投资者”来盗窃全民的财产。

  最近回了两趟辽宁,所到之处,听到的都是人民群众对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的怨恨之声。

  在火车上碰到了与我素不相识的一对夫妻,他们声称自己已经离开了国有企业而独立谋生。听他们打手机与人谈生意的架式,显然是在自己作着什么小买卖。他们主动对我谈起了辽宁的“改制”私有化,言谈中一片愤慨之情:那些国有企业都卖给私人了。生产“黄海”大客车的那个企业,多挣钱的厂子,说卖就卖给私人了!我们沈阳的某某工厂,是生产军工产品的,一个亿的国有资产,只要七千万就卖给了广东的一个私人老板。人家把厂子搬到了郊区,还生产军工产品,那赚钱多稳当!

  这一对夫妻看来还不知道全国国有企业“改制”的普遍行市:一亿帐面资产的国有企业卖了七千万,这已经是国有财产好得惊人的卖价了。全国的普遍情况是,帐面资产一亿的国有企业只作价一千万到两千万就卖了出去。当然,我可以判断,那个广东老板之所以肯出比平均情况“高”得多的价格把那个企业买去,是因为这个企业有军工订货,军工订货有稳定的利润可赚。但是反过来说,这样有稳定军工订货的企业因为有稳定的利润,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改制”私有化的对象!

  我在沈阳和大连都有许多老朋友,他们都指名道姓地谈到了当地的某个“改制”的企业,而且情况也出奇地相似:都是“改制”以后企业也没有搞好,都是“改制”时买下企业的老板又以十倍的价格把“企业”卖了出去。企业并没有搞好,“改制”产生的私人资本家却发了大财;而他们以高价卖出去的,实际上往往是“改制”企业那块非常值钱的土地,这种土地的高额级差地租和地价,本来应当全部化为国家的即全民的收入!

  我的这些朋友自己都经商,甚至开了十几年的私营企业。他们都有足够的经营经验,能够对经济问题作出正确的判断。我相信他们所说,而不相信官方和所谓的“经济学家”们对企业“改制”的任何称颂之词。我的这些朋友愤愤不平地对辽宁的企业“改制”所下的结论是:这种改制根本没有提高效率,却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掠夺了人民的财产,是极不公平的。

  可就是这样极不公平的国有企业“改制”,辽宁省政府却偏偏要进一步推进,真不知到底是因为决策者水平太低、根本不了解实际情况呢,还是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我能够说清的只是,人民群众的忍耐是有限度的;运动式的私有化“改制”已经造成民怨沸腾,再推行下去将导致中国经济的崩溃和社会的动乱。无锡商业大厦的冲突,只不过是大规模冲突的一个预告。为了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和福利,为了维护国家的稳定,我们现在最需要作的是:

     立即停止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立即着手开始对前些年各地的国有企业“改制”进行清查和清算,严惩那些强行推行运动式的国有企业改制而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财产和利益的贪官污吏。

2005年8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