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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谁失谁得

                何清涟

  改革23年来,谁在改革中获利,谁是改革的失益者,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清楚的事实了。

  对中国改革得失的一种算法是计算改革是什么人得益,什么人受损。得到的是什么样的利益。中国这一批富起来的人是依靠什么手段掠夺国有资产和掠夺人民积累权致富,我的《中国现代化的陷阱》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作。

  我一直强调的就是理解权力资本化,权力作为一种分配资本的基础资源是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把钥匙。我根据1995-1998年统计数据,写了那篇《当前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分析到底是谁在改革中得利,这些得利者占中国社会人口的多少,这篇文章就受到×国政府打击,最后导致我不得不离开中国。

  中国大概占总人口(就业总人口)1%的是由国家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包括省、地、中央的这批人,国有大银行、国有大企业,包括一些官商结合的企业的负责人构成。4%的人地位略次於上面这些人,收入也略比他们低一点。我把他们划为中、上层,还有11.4% 的中产階級,由大学教师、中小学教师、干部、新闻从业人员,还有技术人员构成;在城市里有一份工作,在农村还有地种,或在乡镇企业工作的人,他们组成了69% 的下层人;此外,14% 多属边缘化阶层,城市里的失去工作的下岗工人、农村流入城市找工作没有工作的农民,伦为社会的最底层。

  到现在,从我刚才说的人口构成来说,中国社会构成实际上是金子塔形的社会。金字塔的庞大底座是边缘化阶层和下层人民。那么高踞金字塔顶端的是5%可以利用权势抢钱的权势分子。这样的社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社会结构。政府在面对这种社会结构,它採取的措施不是改善这种社会结构,而是近几年来从99年开始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倾斜表明了它的立场。

  第一个标志是1999年5 月19日《人民日报》动员全国人民到股市里炒股。目的是因为中国的银行已经债台高筑,非常危险。银行的烂帐到什么程度呢,戴相龙在公开场合始终不肯承认是12% ,但据说最内部的数据达到了60% 。为了转嫁银行风险,就由政府出面号召全国人民炒股,这在世界政治史上×国政府是首创。其结果是许多机构大户与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得到内部消息,不断地赚钱,中小散户就不断地亏损。前年我在国内时听到一位政府官员很高兴地说“我们已经通过股市转嫁了5 万亿的风险出去。”

  第二个标志是政府为了给这些经济利益集团的人政治上的合法地位。1999年修宪的时候在宪法中间承认了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承认了私有财产的地位。到了去年,( 江澤民) “七一”讲话又进一步让私营企业主入黨,从政治上为私营企业主开了一条非常合法的通道。我不是反对私营企业家入黨,也不是反对给他们政治地位,但是你要和后面的几个政策联系起来就可以看出现在这个政府履行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个标志政府提出了教育产业化的政策。近几年高等院校的收费,师范院校基本是以每年38% 的幅度已连续长了三年了,那么清华北大的上涨幅度高达50%以上,这样一来中国的下等阶层和贫困人口就没办法读书了。这些政策表明中国政府到现在为止已经放弃了自己的基本的伦理责任。

  第四是加强了社会控制。一方面表现在对待下层人民要求自己利益的各种活动的镇压方面。中国人民如果受到这些种种盘剥不作声沉默的时候,他还是人民,只要他们起来聚会抗议说我们要吃饭,我们要工作,那么立刻就成了敌人。从1995年以来每年500 人以上的小规模骚乱大概都是5000起以上,去年高达8000多起。

  那么到现在为止有人要我描绘中国社会前景,我说这幅前景我大概若干年前已经描绘出来了,就是中国社会正在朝着拉美化的道路,也就是印度化、印度尼西亚的道路走。

  这些社会有几个基本特徵,第一个特徵,就是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其特点是各级政府再也无力执行自己的法律,各级官员谋取利益正好是以破坏这个国家的法律为前提,每年大概在这个时候我都要阅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检查院”两院的报告,就发现一个事实:贪污腐败的官员数量越来越大,级别越来越高,贪污的数额也越来越多。

  第二个特徵,就是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的边缘,构成了社会治安的极大问题,也成了犯罪的后备军。现在的问题是要给这几亿中国农民造饭碗。但随着科技的进步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中国九亿农民没有受过教育也没有受过技能训练,在科技发展的今天,他们找工作越来越困难。

  第三个特徵,地下经济高度氾滥。我知道大家有一个戏谑的说法说中国现在是五色经济:一、蓝色经济是走私;二、黄色经济是娼妓;三、黑色经济是贪污腐败;四、白色经济是毒品;五、灰色经济是介乎於合法和不合法之间的很多经济部门的活动。那么最后一点政府与黑社会以及黑白合流现在已经非常明显了。

  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再加上外国资本三者形成了寡头统治,这一点我想就是中国未来的统治格局。

发布日期:二○○二年十月九日

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陈丹青

一走了之,走不干净

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请谈谈你辞职的想法和前后经过。

陈丹青:教员辞职,国外无日无之。民国年间实亦司空见惯。1980年代初多有辞职单干的例,后来市场机制起来,饭碗随即紧俏,尤其高校。但聘用制早已试行,自亦会有解聘、辞职之类,不致诧怪。我今意兴阑珊,毕竟私事,结果议论纷纷,可见辞职仍算一件事———大学有问题,于此不难窥见。

    念头是早有了。第一,浪费光阴;第二,土插队洋插队总共26年,野惯了。第三,SARS那年满五十岁,望见六十,要想画布上再扑腾,快走开。

     可是课业在身,不能随便撂挑子。合约2005年元月到期,根据其中“双方任一方有变,须提前90天知会对方”的条款,熬到2004年10月,提交辞呈,并批评教育体制附件若干,俾便说明原因,计5份,分别递交院书记、院外办、清华外办、清华书记,及当年引荐我的袁运甫教授。

     递交翌日,院书记与副院长立即约谈挽留,稍后,清华书记也带话过来,请一定别走,情辞恳切。我知道走不干净,因我主持的研究室还有两名博士、4名研究生,2006、2007年方才全部毕业,关键是不能再招,否则一届届进来,走不了。领导当即同意免我招生,不带本科,我则应承担本研究室教学,并继续担任春秋两季各十余钟点的“大课”,给各系学生通讲,于是续签两年。

记者:你为什么在自己的新书里收录了辞职报告?

陈丹青:其一,记存五年来的文字与行状。其二,国中于人之去留喜作揣测,以讹传讹,于公于私,均非妥善,故特加按语,说明清华挽留及续签情事。

    然风声不免散出,11月初,即有数家媒体要来采访,以“中青报”为最先———辞职私事,公诸媒体不免有声张渲染之嫌,自忖《退步集》已作交代,所以拖延不见。然记者紧追不舍,隔周来电话,某日忽起一念:中青报乃我团报,品相端正,应该没事吧,遂于今年3月接受采访。

     见报后,报道略去“续签”一节,外间以为事情才刚发生,我已走人。更不料媒体及网络纷起议论,可见书的影响远不及报刊。近日婉谢廿余家媒体采访,仍难平复。上海《文汇报》记者采访不成,竟擅自致电本院院办,一位接听电话的老师称不知我辞职一事,记者乃以“经清华权威人士证实,陈并未提出辞职”为题见报,变得此事子虚乌有,是我在欺世……

     斗胆禀告媒体,采集事相,审慎一点,用词用语克制一点。对媒体,我克制而审慎的批评是:个别记者的语文水准,还得把把关——各报的形容词,也真看得我心惊肉跳:“拂袖而去”,那要古人的宽袖这才拂得起来;“拍案而起”,则我与领导接谈此事,彼此笑眯眯,谁也不红脸,国中单位的情面礼数,大家应该知道的。

记者:当年,你为什么会选择到清华教书?

陈丹青:我没有资格“选择”清华,是清华大学选择了中央工艺美院,兼及于我:老教授袁运甫及几位老师热情举荐,我都不知情,等我接到长途电话邀请参与合并后纯绘画教学,此事的前期工作已经做了。所以要说当年受聘是为“美谈”,实在是清华与工美的美谈。

     我尊敬清华,亲见校长书记居然骑着旧自行车上班;我也感谢工艺美院,院内上下都对我非常友善礼遇———我与这两所学校毫无渊源,却得此聘用和重用。5年来,校方院方从不干涉我的教学和言行,更无有人事不悦,这情状,装是装不出来的,诸位可以到学校问问。此亦所以我至今心里惭愧。今舆论滔滔,我诚不愿外间对清华及院方有误解———辞职是私事,教育是公事,我所批评者,是招生与考试政策,是学术行政化,不是哪所学校。

记者:有人说你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也有人说你在“作秀”,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评价?

陈丹青:我的胆子与天真哪及得那孩儿———自我回国上几回媒体,“作秀”之讥不曾断过。人要说你,便请说吧。

记者:你个人的特长和你的博士生方向专业设置上是否存在错位的问题?

陈丹青:有错位。但不是我要当博导,是被抬举安排当这份差。我只会画画,或许也能教人画画。我几次公开说,以现在的专业定义及定位,我不懂,也不配,辞职的部分原因就是要摆脱这错位,但不便明说,因有假“谦虚”或说反话之嫌。

事实上,这类错位成千上万———那么多职业人士去当官,那么多当官的同时又是“学者”与“专家”,到位还是错位?

摆设好了有饭吃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陈丹青:以我的观察,国内人文艺术教育——不论基础教育还是高等研究——有两点从不说出的清晰目标,并完全达到了。一、好好维持这一摆设。二、摆设好了,大家有饭吃。我在一些机关看见庞大的食堂,在学院财务科看见层层叠叠的工资表格,顿时豁然开朗,对啊!这就是今日的人文艺术教育。

记者:国外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艺术基础教育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和效果?

陈丹青:恕我无知,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艺术基础教育的目标”这一说。你采访我,我赶紧去电话采访女儿,她8岁移民纽约,上完小学、初高中、大学,可是她怎么也想不起老师向他们宣传过“教育目标”。

    美国高中生将届毕业,会收到许多大学寄来的广告册,吸引招考。各大学有自己的校史、传统、主张。例如女儿大二转学纽约“新派大学”(Newschool of University),那是二战后由一群左翼自由知识分子创办,旨在教授二战后新的文化与政治理念,并开放给二战或越战退役的青年士兵,及意识形态比较自由激进的人。而哥大、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老牌名校则宣传各自悠久的教学宗旨。要之,高等教育没有国家规定而划一的所谓“教育目标”。

    反而是对国立小学及初高中,美国相当看重。多少非法移民进入美国,爹妈身份还黑着,小孩立即被要求就学,不然家长论罪。去过纽约的朋友应该看见,学生一半以上是各少数族裔,纯白人很有限。

记者:国内现有的艺术基础教育的教育方式合理吗?如果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咱不谈“艺术基础教育目标”,就谈幼儿及小学教育吧———在周海婴回忆鲁迅的书中,附海婴成绩单。幼稚园时期的要求依次如下。

智力方面,理解、想象、观察、审美、记忆。

学习方面,音乐、故事、常识、游戏、工作。

品格方面,习惯、礼貌、态度、感情、体格。

    小学成绩单依次包括以下项目:公民、读法、作文、写字、说话、自然、算术、历史、地理、卫生、英语、劳作、美术、音乐、游唱、体育、常识。

    学生行为标准栏依次如下:爱国爱群、勇敢果断、整齐清洁、快乐活泼、遵守纪律、诚实不欺、勤勉好学、工作耐劳。

    评价则分“甲乙丙丁”、“优良中差”,特别好的,以“超”字打分。

    我珍视这份小小的文件,民国的孩子,也就是我们的父祖辈,是这样地开始了所谓“基础教育”。它可能是西来的,有别于清代之前的教育价值,也有别于我辈1950年代孩子接受的教育模式。今日小孩与少年的成绩单,是哪些要求呢?或许有类似的字眼,一定也有很多当年没有的字眼,顺序也必不同———我不是教育学专家,专家们有兴趣查对比较,做做研究吗?

    我不敢小看这份文件。教育价值观的一切差异及后果,便在其中。我曾读到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自述,当然他是西方人,当被问到平生最是有教于他的是什么,他想了半天,说是幼稚园:专注、礼貌、诚实……

    每年我留心当今大学“新鲜人”,他们好学,但是茫然;可爱,但缺礼数;清纯,但和我这一代一样,先天熟谙人前一套,人后一套,考试一套,生活又是一套……譬如两课考试吧,多少单纯透顶的孩子对我说:那是考试呀!背呀!没办法呀!

记者:国外的学校在艺术基础教育上采取的是什么样的教育方式?国外的艺术基础教育目前处于什么现状?它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再以纽约为例,我在以下方面看见他们的“艺术基础教育”:

第一,纽约是美术馆重镇,从睁开双眼的婴儿到年迈老人,只要愿意,都在美术馆看见人类各文明自古及今的文物艺术。纽约又是所谓文化艺术重镇,音乐戏剧舞蹈节目无日无之,许多为老人与少儿预备的票价,便宜得惊人,更有大量免费节目四季推出,品质一流。

第二,美国没有中国式的“美院附中”、“音乐学院附中”之类……但纽约有两所规模甚大设备精良的“艺术与设计高中”,专为喜欢艺术的孩子建立,历史很长,培育出许多国际声誉艺术家,好莱坞几位天王巨星便是该校学生。二战前建立时,教学功能相当于我们的“技术中专”,因那时上得起大学的人数有限,这类艺术高中便培养相关专业技能,使学生早早出外求职谋生,教学品质既高且严。1970年代后大学普及,这类学校教学质量与投资反而下降。女儿上了其中一所,演话剧,弄服装,玩影像,也画画,毕业后上了纽约视觉艺术学院。

第三,美国艺术学院大抵私立,各自招生,没有全国划一规定。女儿上大学的所谓考试,就是写一篇散文,题目任选其一,“陈述对你有影响的一本书或一部电影、描述你的一个梦”(文章就在家里自己写完寄出),然后通知面试,带几幅平时涂抹,看看聊聊,就算录取了———我甚至不觉得那是录取:有录取,便有落榜,个别例子有,比方名校竞争,自然择优录取,于是落榜,但其他选择很多,绝没有中国式的落榜。

第四,美国许多艺术学院不颁学位,招生没有年龄限制,只是兴趣教育。有些艺术学院挤满中老年人,尤其是妇女。艺术面前人人平等,我亲眼看见了。你喜欢吗?交钱、上课,如此而已。

     以上情形,不知算不算“艺术基础教育”?其中第二项,略近我们这里成千上万的考前班,但人家那里正规多了,比我们一所综合艺术学院高级。第三、四项,中国还没有类似学院,社会上喜爱艺术的中老年,终生无缘接受艺术教育。

    至于第一项,说来痛心疾首——中国近百年艺术教育,起码的前提至今空白,即没有美术馆固定收藏(在《退步集》中已再三陈述),没有东西看,视觉艺术教育的品质和依据,永远是虚悬的,假定的,存疑的,任意的。因此,在美术馆功能长期缺席的状况中,国内艺术教育的职能、资源、环境、氛围,统统由学院负荷、从学院聚散,此所以中国艺术学院功能太绝对,形制太庞大,更兼学位制及种种考试铁律,以至问题大到等于没有问题。

    目前中国各大艺术学院的硬体、规模与生源,雄居世界第一,古今中外,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样超规模的艺术学院,效果如何呢?“我们的社会基本没有美术这一块”,这是王朔四年前一篇文章的标题,结果美术界不开心,有文章反驳它,其实是大实话:如此世界第一的艺术学院群,除了超规模招生、发放学位,事实上为全社会的“美育”,作出什么翻天覆地的贡献吗?

记者:从现实来看,国内的艺术基础教育处于什么现状?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这些问题?

陈丹青:以上便是问题。以我直接与艺术学生交流,他们的感受是:没有受到教育,深刻地不信任教育。优异生也对教育反感。其悖论是,一方面,年轻人接受教育的惟一出路是大学,一方面,我几乎听不到对教育的感激之情。

    至于如何解决,许多专家比我说得专业,因我不懂教育学。我只是看见大量问题。

学院顶重要,学生最最次要

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有效运转的后果是: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

记者:以你的观察来看,国内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陈丹青:法律要严密、有为,学问要宽阔、无为。中国艺术教育的问题,就出在定“目标”,一定目标,一入功利,即变形变态。譬如“培养人才”一说,目标算得好听煞。那怎样算是人才呢?于是划定种种标准,变成尺子,削进划出,细细剪裁,先给弄得不像人样子,没有人味道,还谈什么人才?

记者:国外艺术高等教育的目标是什么?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式?目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

陈丹青:美国艺术教育,各校有各校的传统。耶鲁大学、纽约大学、罗德岛艺术学院、加州艺术学院、设计艺术中心学院……均有重量级艺术教学,彼此间未有统一招生法,教学传统与招数更是南辕北辙,因主事者群体的观念与渊源太不一样。巴黎美术学院,老牌名校。1970年代仅存一所绘画工作室教授绘画,老师还是南斯拉夫人。到去年,我听说该校正式关闭最后一间绘画工作室。

    死心眼热爱绘画的家伙怎么办呢?进卢浮宫,进绘画材料店,自己玩,自己开心,弄出名堂,画廊有的是,还不称心,远渡重洋,到纽约闯天下。以我所见,纽约多有欧洲来的艺术学子,欧洲也多有美国去的艺术学子。艺术学院、艺术教育,只是年轻人呆一呆的地方。美国教育也问题成堆,也在衰落,也茫然,但它让一切发生,由规律支配,没有成规、成见、成法。艺术学院不是年轻人的进阶之所,更不是身家性命,哪里像我们一朝进美院,俨然定终生。

    或曰,1950年代学苏联艺术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不也成就大批人才吗?很对,可前提是社会文化状况必须还原到1950年代,方才奏效。今天的社会现实与文化状况,何似当年?而当年可贵可学的一套,都给废了,譬如择优录取,业务尖子,便是教学良策,虽遭“文革”批判,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也还走老路,立马生效,问题出在1990年代,说来话长了。

记者:从现实来看,目前国内的艺术高等教育处于什么状况?存在哪些具体的问题?它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应该怎样解决?

陈丹青:我所说的问题,全在太阳底下,无非是学术行政化、考试标准化与教育产业化的庞大机器及有效运转。其后果:学院顶重要,教育次要,艺术更次要,学生最最次要。而最最次要的学生,构成学院最重要的经济来源,近年学费翻倍,势不可挡,供求关系,畸形而失衡,今年各艺术院校数万考生,景象壮观,连夜排队的图片与报道,已成国际新闻。

记者:如果高等教育的教育方式不合理,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陈丹青:有的是好方式:西方、日本、民国、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艺术教育攒着无数好办法好经验,可一旦学术行政化,绝对变质。

记者:在国内的大学里,与理科相比,文科往往是最穷的,国外的情况如何?

陈丹青:美国投资文科的钱,也比理科少得多。以上说了,人文艺术学院多是私立,钱自己想办法。但美国密密麻麻的私人基金会,在俗称美国“第二政府”的媒体之后,忝为“第三政府”。我女儿许多穷同学常年靠教育基金上学生活,有的长达十数年,成人后慢慢还。她一初中同学,父母离异,15岁上母亲死去,孤身一人,今25岁,全靠奖学金在纽约大学表演专业毕业,已接拍电影。美国人文艺术教育也算穷的,但那种穷法,怕是比我们这里最大的政府拨款还要多。

    中国文科教育,穷只是问题之一。你去看看西南联大当年那付穷相,教授摆地摊卖家当,自己种菜养猪。台湾的殷海光,大陆的沈从文,留美的杨振宁李政道,都是西南联大穷学生穷老师啊。

    美国的爱伦坡之流,穷死。福克纳说:给我纸、笔、面包、水,我就给你文学。海明威战后给毕加索送礼物,什么呢?一箱手榴弹!

孩子是考试的连体婴儿

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

记者:你在书里有过判断,国内的艺术教育考试的结果是劣胜优汰,国外的大学是怎样方式、过程录取学生的?包含了哪些课目的考试?

陈丹青:美国“高考”必须通过的统一考试似乎是“SAT”,即语文和数学(跟中国一样,把孩子们圈起来考,仅三小时左右),但录取与否,“SAT”成绩只占三分之一左右,其余方面考察,各州、各地区、各校,依据自己的标准,名目繁多,其中一项,是特别看重学生校外经历,譬如是否有点特长,会点外语,是否有出国(如去第三世界当义工)经历,是否单独弄过什么作品(有的美国高中生自己拍过电影,早早开始创作)等等。

    美国考研究生,统考项目是“GRE”,仍是语言与数学,但要求当然高多了。注意,艺术专业,表演、舞蹈、美术、影视、文学,不考“GRE”。如前述,各艺术学院招考标准不同。老牌名校难考一点,因竞争者较多,择优录取。

    美国是天然的英语霸权国家,大学不重视外语(如法语、德语之类)常被外界批评,而名校对懂外语的学生择优录取,因投考哈佛耶鲁多富家子弟,美国又是移民国家,不少孩子高中前后即因家庭背景及社交范围,而具备多种语言能力。但绝对没有外语和政治考试。

记者:你在国内给本科生上课,对他们满意吗?他们和国外的本科生有什么不同?

陈丹青:我不愿说年轻人。孩子都是无辜的。今日大学生在入学前已经被中学小学及整个教育体制所扭曲,这种扭曲折回家庭,家庭成为扭曲的合作者。今天的孩子个个是考试的“连体婴儿”,既想挣脱对方,又必须与对方同呼吸。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考试也颇激烈而扭曲,但少年们真的是以生命、智力与考试拼搏,但并未“连体”。高分竞争是所有后进国家及亚洲地区的常态,但港台地区、日本东南亚已经陆续走出这种历史阴影。

    西方的本科生边学边玩,边玩边学,成绩并不是成长,成长不仅靠成绩。顶要紧一条,没人逼他,他于是不自逼。但美国的一些罪恶,是太自由闹出来的,譬如校园枪击、校园色情等等。

记者:艺术教育对考生的基本功、天赋、感觉、素养、个性,有它的特殊性,在保证考试公平的同时,高校怎么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

陈丹青:当你说“高校怎样才能够录取到它想要的人”,已是高校立场,而不是“人”的立场。这句话透露出划一标准思维。标准一旦划一,一旦成为行政措施,任何“殊异”先已失去了存在、开展、发育的前提———真实的命题是,如何使各色各样的“人”进入他想要进入、他应该进入、他能够进入的高校。所谓教育,“人”第一位!

    我们这里是表格第一位,我们的学校领导曾在会上反复强调,大家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啊!我就说,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呀!

    一定会有意见说,考试绝对必要,不然全乱套。没错!又有意见说,放权给教授独立招生,营私舞弊怎么办?没错!事到如今,真是样样动不得———我的大部分同事都有二十几年教龄,大家正派辛勤,郑重其事,确如党所一贯强调———“绝大多数同志是好的!”可是今日教育的问题,远甚于营私舞弊,远甚于“乱套”,而是太绝对、太森严、太没商量、太无情———于是暗渡人情,阴损规矩,你绝对要管,我绝对有招,结果便是有道而无德,屡禁而不止。你防堵舞弊,但不能漠视人性,你设置规章,但不能罔顾规律。

    今日艺术教育的所有招法,照北京土话,全给弄“拧巴”了;你非要严考,自然条条杠杠;你非要量化,必定排课填表;你非要论文,只好挖空心思到处找书抄……别考那么严,我反撒得开;别管那么死,我倒要自强。人的性命,创作的欲望,如种如茁如泉涌,不是开关,不是自来水。

记者:当国外的高校遇到你在招博士生出现的问题时,比如语言或者其他课目不及格、差几分的时候,它们会怎样处理?有哪些具体的办法?

陈丹青:国内问题一出国,便不是问题;国外高校的问题,我们也没有。譬如早先有种族隔离问题,晚近有校园暴力问题、吸毒问题、枪击问题等等,这类问题引发美国无数次教育辩论、斗争、立法、甚至社会运动。

    至于入学的麻烦,举个小例。我女儿上初中时因有同学间相处不愉快,要我给她转到教会学校,下午陪她去,女校长自己出来,领她进屋考起码的英语数学,半小时出来,回家后电话打过来,叫她明天去上学。

    清华有一真事,当年国学研究院招生,四川一位18岁考生错过报名期限,独来京城求见梁启超与王国维,梁、王居然出见,略略问过来历,梁就想要他,王则引他进里屋考高中语文数理,约一小时半。翌日电话招那学生,即请门房将行李搬入宿舍,上课如仪。这往事,便是这考生老来亲自撰写回忆的。

    再说北大旧闻,当年蔡元培办公室“门虽设而常开”,学生随时进入要求某事,凡能当即解决者,蔡老无有二话,吩咐下面,着即办理。

     我就任之初,清华书记请吃饭,席间笑谈清华好传统,列举钱锺书数学不及格,吴晗数学零分……这类神话,今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反驳——那时人口少啊,制度松啊,今天要是这么做,麻烦大啦,家长告啊,学校难啊……没错,没错,我真心同情今日的当家人,你请来哈佛校长管,保管他抱头鼠窜,没奈何。

    怎么会弄成这副局面呢?国情是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千古奇观,我称之为“药症同体之效”——标准考试久病,病根在你,药又是你开,药是你开,必惹你的病,于是药添其病,病助其药,如此循环到今日,已是病里有药,药里有病,分不清哪儿用药,哪儿是病……健康自有规律,病灶、病征、病体、病变,规律也严密得很呢。

     例如你规定某落后地区考分、名额要照顾,我就把孩子移民该区,此“移民考生”是也;又譬如你规定“交费”也可录取,于是这边交钱,那边进人。凡此种种无比精致的应对招法,简直剔透玲珑,无所不用其极。今日各大美院周边上百所考前班,本科生据说到二年级就逃课出外,纷纷去考前班教学赚钱,等孩子考上了,再去教考前班赚钱。山东是美术考试大省,成群辅导,大批赴考,浩浩荡荡上北京……考上清华美院的孩子,辅导老师奖金论万,能不拼命教?

     有位办私立大学的热心人弄了十余年,大败而回,总结国中五十余年教育史,精辟之至———六七十年代,政治控制;1980年代及部分1990年代,分数成绩控制;近十余年,利益控制。此颇堪玩味,哪种最厉害呢?显然最后一种。连二年级学生都分得利益,这机制你动得了吗?外语教育,更是一庞大产业链。

     至于学术行政化、大学国有化、教育产业化,严丝合缝,变本加厉,更动不得,处处动不得,好,各种并发症冒出来,您就下药吧。

记者:英语在人文艺术教育中应该占什么位置?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英语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陈丹青:我的问题是,今日中文教育占什么位置?扮什么角色?中文教育的尺度、边界在哪里?

    关于外语教育,贵报去年有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长文《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又有今年清华大学退休外语教授孙复初长文《标准化考试可以休矣》,都谈得比我专业太多了。前者雄辩透辟,结论清晰——外语学习目的,学不致用;外语学习内容,不切实际;外语学习效果,得不偿失。最重要的是,他首次提出,独尊外语,于法无据。后者教了48年外语,痛陈今日外语教育之重重弊端,他回顾道,四五十年代的外语教育十分合理奏效,高中生多已熟练掌握并应用英语,读写听说均过关,上大学后就是应用与提升,他指出,“大学英语”一说纯属今日畸形外语考试及教育的“怪胎”。

    我父亲与孙先生同辈,1940年代高中生,上大学前,掌握读写听说,1948年考入上海海关大学,教师多为英美人,上课没问题。1970年代末恢复出版英文报纸,其时父亲外语已荒废三十余年,照样拿起报纸就读,翻给我听。

    孙先生慨叹,当他这辈人退出教学,全国外语教员都是标准考试培养出来的,他们再不知道此外还有什么别的教育方法。而文章开首他就语重心长———教育问题和“三农”问题、经济问题一样,是严峻的问题啊!

    父亲最近给我寄来上海一份报纸,也谈外语教育,其中教育部副部长出面说明,教育部从未规定大学考试必须以四六级外语成绩作取舍标准。

所以更严峻的问题是,这样的文章、说法,登是登出来了,有用吗?

万峰,男,研究生毕业,浙江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频道《伊甸园信箱》节目主持人。最牛的地方就是把一档子枯燥乏味中规中矩的性教育节目办成了愤世嫉俗超级搞笑的娱乐节目,算是广播界一大牛人。

问:考完了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去玩的,可是爸爸妈妈一定要先估分再去玩,我不想估,我怕影响心情,我该怎么对付父母呢?

万峰:这怎么说呢,你还是直接和父母开诚布公地说啊,人这一辈子总要想开点啊。要是你父母非要逼你,那就说明他们不讲道理,你就把分高估一点,谁要他们没点自知之明。对不对?

问:我读高三的时候就和男朋友分开了,说好了大家一起为了考试努力。不知道为什么,考试前面那几天我就特别想他,现在我很想马上去找他,可不知道他会怎么想,因为当时分手是我提出来的,我知道有一段时间他很痛苦,而且我也不知道他这次考得好不好,我该不该主动去找他呢?

万峰:我说你们这些少男少女啊,这么小去谈什么恋爱!我早就说过:小青年的恋爱本来就是不确定的,我就吃过这个亏。你现在想他了,都什么时候了,火烧眉毛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你现在去找他?找他干什么?刺激一下他,你也不看看什么时候了!

(怯生生地)问:我是问考完以后该不该去找他?

万峰:哦,考完了啊,那爱干嘛干嘛。你们这些小青年,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又不好了。不说了,下一个问题。

问:我和女朋友是一个班的,都学理科,成绩也都很好,我们约好一起考浙大的。可是她好像考得不太好,现在连我的电话也不接了,我很担心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万峰:电话不接,还可以写信啊。邮局总没关门吧,邮局不是还开门的啊。

你们这些毛娃娃,你怎么就知道现在的女朋友就一定是你以后的老婆?别说高中生了,就是大学里谈恋爱也不一定就成功,何况你们这些毛都没长齐的中学生了。我在节目里早就说过了,你现在啊就是一只在井底的蛤蟆,只看到身边的这一只蛤蟆。等有一天你爬上来了,看到更好的蛤蟆了,你就不会想着这只蛤蟆了。外面的蛤蟆多的是,干吗老缠着一只蛤蟆!

我当年毕业分配到青海,在长江源头,就是沱沱河,1969年又上了可可西里,呆了将近两年,别说女的,连棵树都没见到。单位里全是男的,都是光头对光头。我还被派到一个露天煤矿去过,那里除了我还有个老头,30多岁。30多岁就不是老头了?在我看来他就是一老头!我们每天都大眼瞪小眼,要不就坐在山头看看藏羚羊,还有老鹰,个子比我还高。

不同年龄阶段都有不同的择偶标准,年轻人有冲动有热情,等到年龄越大就越挑剔,反而找不到了。我有个远房亲戚,长得歪瓜裂枣,小工人一个,我给他介绍了好多个姑娘,他挑三拣四的,到现在还打光棍呢,活他娘的该!

问:我的男朋友是个在读研究生,比我大很多。他对我很好,我高考的这段时间一直支持我。考完那天我到他的实验室去玩,他又对我提出了那种要求。以前他也提过,不过我说等我考上大学再说。可他说高考都已经考完了,我已经是个大人了。我虽然没有答应他可是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不是很想要,但是也很好奇,而且我不想他不高兴。万峰老师,我该怎么办呢?

万峰:拒绝他!扯淡!

在现在这个社会,你要是观念绝对超前,绝对只想玩酷,那你可以去尝试。但性这个东西,你玩得不好就是一种很大的伤害。

尤其是性这个问题上,男的一般都比较主动,你看有些小男孩就喜欢看些乱七八糟的书。而女的要被动一些,好多时候就半推半就了。

嗯?女的还在念高中啊?那就更不应该了。我不希望你以后在节目里问我处女膜破了该到哪里去补?该吃几号避孕药?千万别去受男的蛊惑。

我就一直反对,包括那些小打工的,我说你就不能不谈恋爱?谁规定了你一出门就要谈恋爱?

问:考完那天我和一帮原来初中里的同学去酒吧玩。这些人里就我一个人读重高的,他们在我读高三的时候也很少找我。可我和他们在一起疯的时候也不怎么兴奋,觉得考完了反而更无聊。有什么东西刺激一点的?我想去试试。

万峰:我觉得这涉及一个生活教育问题,我也不知道现在年轻人在想什么,就想找刺激,够呛!我小时候就喜欢看看古典诗词、《人民日报》副刊啊什么的,上大学还有政治辅导员,我们那会儿还想着为亚非拉人民的幸福奋斗,一会儿支援这个一会儿支援那个,多充实啊。

现在的小青年首先学学怎么洗臭袜子,什么都让家长给包办了,上大学都一直服务到学校。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自己坐火车去的,那时候还很不方便,要转好多次车,从厦门到鹰潭,鹰潭到杭州,杭州到上海,上海到济南,济南到北京,一路上全吃的鸡蛋、面包,到杭州转车的时候我在面馆里吃了一碗鸡丝面,那个香啊;到济南的时候吃了一份炒面,太硬了,把我太阳穴都咯痛了。

问:考完了我和我女朋友都很开心,我和她都考得不错。我们一帮同学一起去外地玩,也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特地安排的,把我和她关在一间房间里。一开始我们以为他们开玩笑就一起看电视,可是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真的很兴奋,我和她就那样了,她还哭了。我现在心里又很兴奋又很害怕。兴奋的是我是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我终于拥有了我的女人。可我也怕她出事,我知道有一种药可以避孕,可我不敢去买,真的不敢去买。我一个有经验的同学说第一次肯定不会有事的。是不是啊?

万峰:所以说,所以说,你看你看!我都说了好多遍,千万不能把少男少女放一个屋里,这不,又出事了!

你的那个同学也是胡说八道,什么第一次就不会有事啊,给他两个大嘴巴,他懂什么!

上次节目里就有个女大学生打来电话,她始终坚持不和男朋友那个。但有一天,就那么一次就怀孕了。一旦出了这样的事,男的最多就是害怕、内疚,但女的受伤就大了,而且很可能影响终生幸福。

问:我老妈让我考本地的大学,可我女朋友(最喜欢的女孩子)却填报了外地的大学,我该怎么办呢?

万峰:我就不明白,怎么老是有那么多的人就在误区里转悠。你担心的岂止是女朋友填什么学校,你能不能考上还是个问题呢,该填哪里就填哪里,幼稚不成熟!

问:万峰老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考大学啊?你看社会上很多大款不就小学文化吗?不是照样也混得人五人六的?

万峰:废话!我又没叫你去考大学,谁叫你考的找谁去!

我有个小学同学,连高中都没上,阴差阳错地就成了大款,成了大款又怎么样?每天麻将打到夜里两三点钟,他老婆比他还能战斗,打到四五点钟,还说是为了在麻桌上获得商业信息,有那个必要吗?

前几天报纸上登的上海的富豪周正毅不就出事了,不出事才怪!老婆的戒指要11克拉,那得多大的钻石啊,还开拉法利,不,法拉利。真是没法说啊。

即使你文化程度低一点,那也没关系,但你要会用人,要善于学习。就像朱元璋,文盲一个,但他手下的“部门经理”都很得力啊。

问:高考的日子都不是人过的日子,熬过了那段悲惨岁月,万峰老师,我们该怎样放松自己?

万峰:放松不是胡吃海喝,要有点爱好。现在的学生好像就只知道应付考试,一下子考完了,没人管了就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现在学生的学习乐趣都被考试给淹没了,我看有的小家伙喜欢琢磨汽车、武器、音响什么的,有点爱好人生才有点意思。唉,教育体制要改。

问:我有这样一个毛病。老是会怕别人知道我在家干了什么,前几天同学借了黄片给我看,我看完了就怕别人知道我在家看了黄片,老是想这个问题,大大影响我学习,我该怎么办呢?

万峰:糊涂啊,有些人恨不得在马路上看到喜欢的就拉回家,真是没法说。

人家美国也有什么换妻俱乐部、杂交俱乐部、社交俱乐部等,这都是乱七八糟的,但都是私下的,你要敢公开我就收拾你,任何社会都有游戏规则。《泰坦尼克号》沉船前有多少男人把生的希望让出来,慈悲、怜悯和同情弱者应该是一个人起码的教育。

现在的语文教育也是注重分析什么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反而把最美的意境欣赏给忽略了。现在的娱乐节目更是狗屁,像台湾的那些下三滥节目,尽拿肉麻当有趣。

问:女生考前吃避孕药好不好啊?我的很多同学都在吃,据说是为了推迟月经不影响考试,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万峰:不好不好,千万千万不要乱吃啊。除非你痛经痛到支撑不住了,不要擅自用这些激素类的药物。而且避孕药有好多种,没有医生的指导,你知道吃哪一种啊?

以前有个听众给我提供了一个推迟经期的偏方,是把上好的黑木耳煮熟,提前一周每天吃一片。有没有效果?我怎么知道,我又没法实验。再说不灵就不灵,黑木耳是好东西,吃了也没坏处。来了就来了呗,我又没骗你什么。

问:考试之后我老是梦遗,是不是对肾不好啊?有什么补药可以吃的吗?

万峰:什么叫老是梦遗啊?一个男孩子一个月遗七八次是正常的,你再怎么遗也不能一个月31天都梦遗啊,又不是水龙头,说有就有的。

几年前在杭州读书时,就听过这个万峰的节目。熄灯后,寝室里的兄弟们把收音机调的很大声,就为听这老小子教训别人。基本上,在杭州读过书的GGDD,都应该听过他的午夜性节目的。当然,什么样的节目要是一成不变的话,是会让人厌倦的。这家伙的风格就一直没改过。当时风传正因为他的风格,该节目一度被上级部门要求限期整改。而我们,也听厌倦了。……在相当一段时间之后,室友偶尔把收音机再次调到了那个波段,听到这个万峰的声音,寝室里也再次哗然。

1.

某日节目中,有听众打进热线询问阴虱事宜,以下为对话记录

(“万”即万峰,“听”即听众)

听:万……万峰老师,我有一个问题要问。

万:(不耐烦地)说吧。

听:我长了阴虱,怎么办?

万:怎么办?你还敢来问我?你有没有不洁性行为啊?

听:没……没有。

万:没有(语气尖刻)!那你爱人,也就是你老婆有没有啊?

听:也没有。

万:也没有?胡说!!你老婆没有乱搞,你也没有乱搞,那不老实?那你说你的阴虱是那里来的?空降兵!

 

2.

还有一次,听众问万峰,口交卫生吗?

万峰答道,你想想看,大便小便一块出来的地方,能不脏吗?

(我是学医的,我想不学医的也知道,不管男的还是女的,大便小便好象都不是一块出来吗。当然,个别有生理或者病理的畸形的不算。)

 

3.

我没听过几次,但有一个我印象深刻:

听众:万风老师,我射精无力啊!

万:射精无力?!你想射多远??非洲有种鱼,能把树上的虫子射下来……

后来我给衍生了一个:

听众:万风老师,我阴毛很少啊!

万:阴毛少?!你想有多少??非洲有种大猩猩……

 

4.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人确实让人气愤,因为他实在是太封建了,认为一提到性就是该脸红,谁一有相关的毛病不是乱搞就是想乱搞。但他在我的大学时光里留下了快乐的一笔。

当年,万峰到医大来讲座。那真的是万人空巷,大家都想看看这个什么都不懂的性学专家长什么样。

他说:“当年在新疆,我和一个20岁的姑娘在一个空房子里呆了三天三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同学们,有人要问,你忍的了吗?我说,现在的年轻人太差,我那个时候意志力很强的,什么都能忍住。…这有什么忍不住的,

我就觉得奇怪…..”

 

5.

听:我女朋友怀孕了……

万:又是一个女朋友怀孕的,现在的年轻人太不负责!你们不采取预防措施么?

听:太急,忘了。

万:这个有什么急的,这点时间总有的。

听:是第一次,没有什么经验。

万:第一次?心里就不是第一次了吧。你肯定准备了很长时间了,老想着要把你女朋友怎么样,是不是?

听:……

万:现在出了事情怎么办?啊?真是小改不了吃,老想着这些事……

听:你个卖比儿子……(被掐断)

万:这个听众……(骂人)

 

6.

听:万峰老师,我明天要结婚了! (兴奋状)

万:这个小伙子,结婚了还打什么电话。

听:我和我女朋友还没有那个过,万峰老师,我想问你,第一次我该怎么做比较好?我现在很紧张。

万:是么!这个年轻人要表扬!现在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有毅力!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你!

听:谢谢!您说我该怎么办?我很紧张,我女朋友也很紧张。

万:这个吗,你难道一点都不懂么?可以到书店里去翻翻书吗,也可以买碟片学习的吗。 不要紧张。 在这里讲这个好象不是很合适,有很多人在听的。今天就不讲了,好不 好?       

听:哪里有我……

万:其实吗,你只要等勃起以后…… 

接着他就把整个过程在广播里讲了一遍,不带停的。

口淫……

 

7.

经典的老段子:

听众:万老师,老听您的节目,真的是很长见识。可听您节目老听您阴茎……阴茎的叫,觉得好别扭,能不能……

(…话未完,被打断)

万:不叫阴茎叫什么?难道要我叫八叼,马巧儿啊……

 

8.

有次一个女的打电话进去问“万峰老师我看到一个露阴僻,我好害怕。怎么办”

答:“害怕,害什么怕,你只要大喊一声—–耍流氓(万峰高音)!”

 

9.

前两天刚听来的。

女:我和我男朋友分手了,可是我还是很爱他,怎么办?

万:分手了就分手了呗。

女:可是我还是很爱他啊。

万:你现在啊就是一只在井底的蛤蟆,只看到身边的这一只蛤蟆。等有一天你爬上来了,看到更好的蛤蟆了,你就不会想着这只蛤蟆了。外面的蛤蟆多的是,干吗老缠着一只蛤蟆?

我们寝室的都笑晕了。怎么用蛤蟆来比喻人家一个MM啊。好歹也是青蛙嘛。

 

10.

他里面说话,和外面矛盾的。  

万:欢迎收听伊甸园,我是万峰。我们在杭州xxxxx……欢迎听众朋友拨答热线。讨论有关性.健康和情感方面的事。

男:万老师。我发现我下面不舒服……

万:阿什么?什么下面?说清楚……你的腿阿,脚阿,都是下面……

男:……就是……就是……生殖器……

万:……你有没不洁性行为阿?有没有乱搞?我们说啊……(此处省略)

男:那你说……

万:去医院哪!……好好的医院放着不去..……我这里有不医院,我又不是大夫……

 

11.

女:万峰老师……

万:啊……你好。不要叫我老师嘛。

女:我和我男朋友……(没说完)

万:哎呀……我们说啊……你们小小年纪不学好……找什么急……

女:不是不是……我们没……我们感情有点问题……但我还爱他……你说怎么办啊?

万:啊?……这事你们自己解决好不好?关键看你了。问我有什么用。

好像我们时间差不多到了……欢迎收听伊甸园信箱……

 

12.

听:“万峰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见到我的女朋友阴茎就会勃起怎么办?”

万:“怎么办!你个年轻人思想那么复杂干什么?老是勃起象举着个手枪一样干吗? 抓特务啊?

 

13.

某女:“嘻嘻……” 

万:“乐什么?有什么好乐的?” 

某女:“是万锋老师吗?” 

万:“我是万锋,请说!” 

某女:“是这样……我老公早上醒来不勃起来……” 

万:“干吗要勃起来?没事老硬着干吗?” 

某女:“他们说早上要勃的……” 

万:“谁跟你说的,没事勃起来,老勃着,硬堂堂呆梆梆的,那是病!!没事勃上10分钟,赶快要去检查、割掉……” 

某女:“啊……他们说这样好……” 

万:“不要他们说,他们说!!晨勃是有,但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你早上憋泡尿,想不硬都不行!!哧!好不好?……我们说……”

 

14.

有一回一个电话打进来说:是万峰老师吗??

然后他说:是啊!!

一个说:哦,你就是啊!万峰啊,我大B 。

万(卡电话):什么啊!什么啊!!如果我没听错?啊!!

然后就是放录音:妈妈我是从哪里来的啊!!专家呼吁性教育从零岁开始!!

 

15.

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进去,

问:是万峰老师吗

答:是啊!!

问:我和我女朋友发生了关系,结果,到现在她还没来月经,我们现在很担心!!!

答: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真的怀孕了,另一种就是在你快来月经的时候,被你自己被吓了一吓,被吓进去了!!

问……这种能吓进去

 

16.

男生:“哦,我和我女朋友明天要结婚了,我不知道新婚之夜怎么过,请问……?”

万疯:“唉??这种事情你问我?问你父母去啊………他们不是有经验吗,啊?”

 

17.

万:这位听众……

听:万老师啊,我的阴茎不是很直,请问有没有问题啊……

万:你要那么直干什么,又不是当尺子来用!

 

18.

这厮也不知道是怎么进电台的,晕。还记的初中时的一段:

听:万疯老虱啊?

万:请说?

听:我觉的自己的阴茎很短啊……

万:短,你怎么知道短?

听:我不勃起是只有……CM……

万:那你怎么就知道自己的比别人短?

听:……

万:啊!我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动不动就说自己的阴茎短啊。只有经过医生确诊的才是病,才学要手术。啊曾经看到过一篇报道,说是科学家在非洲发现某原始部落,男性的阴茎在不勃起的情况下也有30-40公分,平时劳动时都要用一根绳子寄在腰间……啊你说你带那么个大家伙很碍事地……

哪来这么大地八叼,估计也就只有这厮才有!

 

19.

听众:万峰老师,我在晚上10点去一家招待所,结果被保安关起来盘问,我被他们毒打。

万:哦,这种事每天都有发生,没什么的。

听众:但是,他们太不讲道理了,这是违法的。

万:这种事情你不要和我说,真的想说的话,找公安局去。我们这里管不了的。

听众:但是我觉得很委屈。

万:好了好了,那你为什么要那么晚出去呢?晚上在家里不就没事了吗?

 

20.

某日深夜坐出租车,收音机正在播放这厮的节目……

听众:……我……我的几个女朋友,都说我……下面那个……有点大(话音未落被打断)……

万:大?你以为你大就了不起了?有驴大、有马大吗?……

听众:……(无语)……(挂断)(faint)司机笑得方向都顾不上打了,差点害俺一命。

近日感冒,嚏涕交加,泡杯热茶,又得给“交谈版”按期写字了。今次是我末一回在这栏目上胡说,索性借这小小的版面,谈论艺术教育。年内至少有十几封来信指责今日的艺术教育,而我目前的角色正是一名教员。教员又怎样呢,就我所知,关于教育的批评必定无效的,我也不过空谈,唯其空谈,但愿不致被删除吧,以下摘录四位读者的意见——

青岛市一位称我“伯伯”的麟麟说:现在的美术学院高考是不公平的,是一种模式,流水线制造人才,误人子弟。许多启蒙者关注这一问题,但难改中庸,仅是“关注”。湖北的李青雷说:最愤恨的是中国的艺术教育,一边说艺术如何如何,一边又不改革!江苏的立人说:小生不才,承蒙现有的优越的教育制度所赐,暂且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福建的吴晓帆说:我为中国的艺术教育感到悲哀与愤怒。有天才的人总是被那可叹的分数拒之门外。想象力是无法培养的,而艺术最最需要的想象力早已被我们“伟大”的“应试教育”扼杀光了,那些考试真正公平吗?考生中有几个真正钟爱艺术?这个时代的人缺乏梦想与追求,找个好大学,找个配偶,生孩子,再让孩子接受应试教育,浑浑噩噩过一生……学院的教条主义培养出一拨拨所谓美术工作者,但谁是艺术家?

这几位读者显然都是少年,青春大好,前途无量:“无缘接受高等教育”的立人,电脑来信工整清洁,自称是高中生的吴晓凡,钢笔字相当漂亮,落款加签的英文“YOUR FRIEND”,更是龙飞凤舞,比美国孩子的英文书写还要风流……偏是这样的岁数,总要叫喊“悲哀”、“愤怒”,“不公平”。他们说得对不对?那是落榜者的怨言吗?他们的际遇能否代表其他人?假如有哪位好学生出面反驳,为当前艺术教育描绘另一幅美好图景,我极愿倾听,但我同情我与各地艺术院校校内校外交谈过的许许多多年轻人。回国教学以来,我的感受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的教育,远不如八十年代,远不如“文革”前十七年,甚至远不如艺术学院全部关闭,但艺术教学并未窒息的“文革”十年——在那些年代,我们对学院无比向往,对艺术满怀信念。中国自“五四”前后创办艺术学院迄今,八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的艺术学院从未像今天这样臃肿庞大,像今天这样充斥办学的教条。

许多人士,许多专著,都在诊断中国当代教育的大病,去年北京教育学家杨东平先生送我一本他所编辑的书《我们有话要说》,所有篇幅均对当代教育的种种错失与斑斑恶果,剀切痛陈。然而大病既久,仿佛无病:我确定,那些文字在目下空前“繁荣”,高叫“改革”的教育大局面前,只是风中的杂音。别的科目、大学究竟怎样,我不清楚,以我任教的见闻,现行教育政策强加于艺术学院的种种规章制度,只在变本加厉。变本加厉是为了什么呢,当然,是为了“加速教育改革”、“完善教学管理”、“振兴人文教育”……我猜,杨先生的书,应该更名为《我们无话可说》。

我们无话可说。百年来中国最优秀的艺术家倘若活在今天,正当就学年龄,将会怎样挣扎?——天生下湖南安徽的齐白石、黄宾虹,必须在今日“考前班”通过愚蠢的石膏素描与水粉画测试才能获得“国画”本科生准考证;天生下我们的徐悲鸿林风眠,必须呈交超过所谓四级或六级外语考试分数,才能在中国境内报考油画专业——且慢,连潘天寿、傅抱石、梅兰芳、于是之、刘诗昆、侯宝林、常香玉、李连杰之流要是在今天想要求师收徒,好!管你是画国画唱京戏演话剧弹钢琴,还是说相声敲大鼓翻筋斗,统统必须考外语!他们的朝气、性情、才华与想象力,是在就学期间不断填满各种学时学分,预备日后的“考研”、“考博”,否则不可能以本科学历换饭吃。徐悲鸿著名的人生信条不是“一意孤行”吗,我们且看他将怎样被今天的现实击得头破血流: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他们必须交付至少五到十年的青春,编一份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专业履历,明里暗里疏通无数关节人事,有心无心耍弄许多实出无奈的上策下策,才可能混到个“助理”、“副高”、“正高”,住进一居室、二居室、三居室,揣着附有头衔的名片,混得像个人样子。以他们的天资,很可能通过节节考试,但哪来时间专心致志发奋作画?以他们的毅力,很可能照样作品迭出,但所谓“量化管理”要的是表格,不是艺术;以他们的才华,很可能发财致富,但恐怕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境界;以他们的抱负,或许在行政地位上脱颖而出,但休想对我们口口声声“中华民族”的艺术、乃至文化有所作为;以他们的性格,必定不甘受制,那么,我们试来设想他们在今天会被置于怎样的处境?

所幸都是假设:这些前辈从未身受这等奇罪,别说他们,今天,凡在艺术圈混得开,坐得稳,多多少少有点成就的艺术家,扪心自问,仔细算算,没有一位是九十年代艺术学院荒谬森严的教条钳制下出了道而成了功。可怜今天十七八岁的少年儿郎,校门在前,关卡重重,怎么办?!

当今艺术教育的诸多顽疾,罄竹难书。仅就招收新生、录用才俊、晋升教职而不分青红皂白一律考核外语并作裁判依据这一制度论,便是艺术教育的死症——其根由,与什么外语、知识、学问、教育,均不相干,因说来话长,不说也罢,此处余皆不论,单来看看此一死症的乖谬与后果:

据说,推行外语教育是为便于同所谓国际“接轨”。以人文艺术学科论,此乃大谬,不值细说。日本与中国,均普及外语教育,日本的“国际地位”有目共睹,然据留日十余年归国任教的设计家陆志诚介绍,日本已经废除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再看天津美院青年教师马树清一例,他说,十年前投考慕尼黑艺术学院时,教授问及德语程度,他只能用德语回答一句:“我不会说德语”,语出,遂当即录取。相似案例,在出国艺术学生中不胜枚举。而英美德法诸国青年若是投考本国艺术学院而非得通过“中文”考核尔后始得录取,将成何体统?

据说,掌握外语将有利于同“世界先进学术信息”进行“交流”。此说于理工医科等专业迄无疑义,但证之艺术专业的知识结构与修习规律,则纯属神话,迹近谎言。各门类艺术自有丰富的专业“交流”方式,天生其才,即便文盲或聋哑也竟无妨。古今中外,未曾接受学院教育,甚至丧失某种官能而卓然有成的大艺术家,多不胜数。音韵旋律造型色彩形体舞姿等等,根本就是无国界的“世界语言”,此乃常识,个别艺术家或可借外语略尽辅助之效,但仅属极次要的工具之一,殊不足道。才思敏锐言语犀利如毕加索,毕生不能背全26个字母;而在欧陆各大语系中,通晓数国语言原为常态,并非异能。俄国人纳博科夫以英语写作,捷克人昆德拉以法语写作,钢琴家鲁宾斯坦可说五国语言,但其成就必在文才超迈技艺过人,不在掌握语种的多寡,因天下没有一位艺术家凭借外语而能全其天份,成其业绩,此亦毋庸置言的常识.

理工医科等专项外语的语意和语义,规范精确,通行世界,各国学生习而用之,其必要,其效能,无可置疑。然文、史、哲及艺术门类词语,在各国母语中最是难以把握,仅以“艺术”(ART)一词为例,即在欧陆各语系中,因地因时有过多种定义、歧义与变化,译成他国词语后,迄今误解不止,争论不休。中国语文深奥精微,无论文言文白话文还是当今翻译体文字的传授与应用,也以文史哲及艺术类词语为最难,莫说从事创作实践的艺术学生,便是文史专家怕也错谬累累,殊难精而通之,如此,竟苛求千千万万艺术学生以外语作“学术研究”之用,岂非说梦?而国外艺术的大量信息,自有国家高等外语专才专事译介,外语教育若假设艺术家可凭修习外语而直接解读浩如烟海的外语文本,其昧于常理,尤甚于政策制定者的无知。

外语考试制的另一理由倒是出于纯粹“中国国情”。据说国内教育界“关系学”猖獗,有鉴于此,乃特设外语难关遏止之,以正“学术尊严”云。惜乎此举貌似上策,实属下策:如所周知,“国情”历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外语考试制的严厉实施,无非继续催生更恶劣更精致的应景对付与弄虚作假,亦必先为教条之辈、功利之徒所舞弄。最近北大教授揭一丑闻:该校外语试题制定者的苛酷,达于病态,以至测试美国学生,也竟难倒,译成中文,同样无法解答……而因外语分数是艺术学院考研、考博的最佳敲门砖,全程通行证,多少年纪轻轻的机会主义者索性与外语巧修“关系学”,独以外语高分昂然入学翩然毕业者,在艺术学院司空见惯:“学术”既因“关系学”贬值,又遭投机者公然戏耍,何“尊严”之有?

要之: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流弊,非在外语教育,而在政策的依据与制定。回看外语教育的历史,清末民国实属正常而优异,惟尔后独尊俄语,继之一概废除,再是八十年代三令五申全面推广,此一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乃发为我们民族忽亢忽卑或拒或从的文化心理併发症。我们且旁看奉英语为“国文”的美国,尚且因各族裔团体持续反对“英语霸权”,至今未敢在国会悍然通过全国统一的英语教材。未来,中国的中小学生却可能拜普及外语教育之赐而朗朗上口说外语,其“学贯中西”之状,或犹胜于殖民时期吧,然而殖民者何曾稍作语言同化之梦,以外语教育作教育大纲之一,强加中国人文艺术学院的炎黄子孙?外语教育的定位,终取决于人文教育的整体,中国人文教育百年劫难,已有公论,而今外语教育的政策思路,依然是人文教育迭遭污损的后遗症综合症之一端,其病根,即行政掌管学术,罔顾教育规律,其恶果,是人文状况将继续承受压抑,难以振拔。五十年来,我们有导弹飞弹原子弹,我们的文化巨擘在那里?

外语教育不等于人文水准,已如上述,而艺术学院外语考试的酷政实施有年,贻害众生,实已积重难返:其一,十多年前,教育界人士即直指我们的考试制度是一项“汰优制度”,人文艺术学科外语考试制尤使此一“劣胜优败”的过程行之有效:前三名前五名优秀考生因外语落榜者,届届有之,无校无之,“择优录取”既难落实,“精英培育”自亦空谈,在校生专业品质连年下降,“博”不如“硕”,“硕”不如“本”,已是各院校公认的事态;其二,可造之才别无出路,惟搁置专业苦攻外语,及至通过,艺技荒疏。我认识几位投靠五至八九次而因外语分数落榜的“老生”,其境遇较之吴敬梓笔下的范进,尤为可哀,因范进毕竟考得是中文;其三,为外语考试制所逼,硕士博士名额索性听任外语学院次等生滥竽充数、顶替冒充者,无校无之,此亦中国式“政策”与“对策”闹剧的绝佳双簧。然以上症状虽也难堪,尚可维持各校门面,其遗患艺术教育致深且巨者,犹在以下方面:其一,为外语过关,学生从成年到而立之岁,光阴耗费,精力涣散,智能受挫,内心惧憎,学院的办学宗旨,学生的求学意志,为之不伦不类:艺术,已削弱为艺术学院次要而暧昧的点缀。其二,外语教育贻误殃及的学业之一,正是外语,当初制定政策的那点刚愎之心与良好目标,为之淹没,因外语的工具性蜕变为升学的工具,外语,不折不扣成为交还校方以备上报的一纸学分。至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修养究竟是否因此提升,无人过问,因所有教条的实质,无非向上负责。其三,尤有甚者,不少院校对外语落榜者网开一面的筹码,是交付数倍的高额学费,近年已窜升到五六万元之谱:既是收钱,何谈考试权威?收钱,又何必非考外语?教育产业与学术招牌造成赤裸裸的利益交换,使“外语”早就沦为“应试”和“过关”的同义词。其四,中国种种考试积弊久已生成畸形的“考试文化”、“考试人格”,在我到过的十多所全国或各省市重点艺术学院,不曾遇到一位外语和艺术相得益彰,同样优异,并对二者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学生,满目所见,是不知所从而不得不从的集体表情,那是被考试怪兽过度强奸后的“无表情”。吴晓帆说:“你知道吗?有人说今天的艺术学院是白痴收容所!”不,校园青苗绝不是白痴,今日艺术教育倒仿佛存心要将活蹦乱跳的生命一个个养成“白痴”:说来也是常识,外语水准的高下,必取决于中文的良好根基,我在各校讲演中收到的数百张字条,十之八九文理不通,随处出现常用词语的错别字,无论是书写还是言说,中文,正在大专院校全面沦丧,中文教育,才是迫在眉睫而追之已晚的头等大事!外语考试制还想继续盘剥、离间、侵蚀新青年起码的中文思维与表达方式么?有一天,这外语考试制阳谋若是果然逼出艺术学生普遍的外语水准——天晓得那是怎样的怪物:一群在中国本土满口英文或日语的中国艺术家?——那绝不是中国文化的福音,而是一场荒诞剧。但我不相信那是可能实现的胜景:教条的果实,只能是教条,今之国家的专业中文与外文本尚且错误百出,艺术学生的外语水准可想而知,至于怎样对付四方八面包围而来的“世界”,希望或在于中小学乃至幼稚园的外语教育,艺术学院,则招生规模倒是越来越大,收取学费越来越高,更兼以上教条的捆绑勒紧之效,艺术学院的学位,艺术学院的艺术,艺术学院的声誉,已经大幅度贬值,并将继续贬值。

呜呼!三十年前的“文革”,“中央五七艺校”明令三代工农出身者始得入学;三十年后,炎黄子孙必须拿出六级外语分数才能上榜……吴晓帆在长达四页的信中最后问道:“我爱一切的美,我该如何自学?”说实话:我不知道,空话倒有一句,但也是大实话:“美”,不收你银钱,不考你外语,你“爱一切的美”,这“爱”,就会激励并引导你如何自学。我们古代的大画家王冕同志少年时穷得只能放牛,有一天,他在牛背上看见雨后美丽的晚霞,大为感动,从此画起画来——在我们五千年艺术史灿烂辉煌的记忆中,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所谓“艺术学院”。

以上所说,只是当今教育机体的局部“溃疡”:何必认真!我们的国家正在富强,国运,真是挡不住的好。人文教育艺术教育怎么办呢,不必惊怪:那是我们上百年文化命运天灾人祸的总报应——今日的所谓人文艺术学科,只是国家教育事业的摆设与点缀,竞起高楼的艺术学院,说破了,只是众人的饭碗。惭愧,我也正在混这碗饭吃,我该时常提醒自己:何必认真。

(方舟子按:3月27日我将中新网报道“学雷锋学汉语成为美国西点军校新时尚”译成英文寄给美国西点军校公共关系办公室,要求他们做出评论。第二天收到其来函)

    谢谢您对美国军事学院感兴趣。

    那篇文章中关于雷锋的信息是不准确的。在本军事学院,没有雷锋的塑像或画像。雷锋语录没有被印在任何正式的学员出版物中。虽然历史课和中文课也许会讨论雷锋,但军事学院并不赞赏他或其哲学。

    我希望这能澄清该问题并回答你的关注。

克里斯蒂娜·安克拉姆
公共关系办公室
美国军事学院
西点,纽约

Thank you for your inter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article below pertaining to Lei Feng is inaccurate.  There are no statues or pictures of Lei Feng at the Academy.
Quotations from Lei Feng are not printed in the any official cadet publication.  While Lei Feng may be discussed in history and Chinese
language classes, neither he nor his philosophy are endorsed by the Academy.

I hope this clarifies the information and answers your concerns.

Kristina Anklam
Public Affairs Offic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NY  10996-1788
845-938-4261  fax:  845-446-5820
yk3047@exmail.usma.army.mil

女士们、先生们:

  这次获得"长江读书奖"的读者著作奖,本人深感荣幸。对我来说,今年是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对于这一特殊时刻所获的这一荣誉,我将永远铭记在心。我由衷地感谢全国广大读者对我的厚爱,并将把这份厚爱当作一种真诚的道义鼓励。

  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那些在《现代化的陷阱》的出版过程中给予了种种帮助的朋友们,正是他们的真诚帮助使我深深感到,在这条研究道路上,我不是孤军奋战。在此我要特别感谢两位人士,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刘吉先生,他在本书出版过程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另一位则是今日中国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黄隽青先生,当年多家出版社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我的著作抱持观望态度的时候,是他想办法将这本书送到了刘吉先生案头。他在这本书的出版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与眼光,尤其是那种坚韧的努力,说明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出版者。没有他的艰苦努力,《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可能至今还不为广大国人所知。

  《现代化的陷阱》一书阐述的不是纯粹的"理论理性",而只是坚持了时下中国的"常识理性"。作者借助于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分析解构了自改革以来的中国社会现状,它的切入点是权力市场化这一在中国谁也不能否认的社会现实。正是权力的高度市场化,使得中国社会转型过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精英转换的连续性与利益转移的稳蔽性。可以说,中国现阶段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政治利益集团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完全是以权力市场化作为起始点。

  十二年前我初到深圳这座城市,就发现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现实:私人利益得到满足是以公共利益受损为前提,而贿赂则是私人获取最大利益的必经桥梁。在受贿者看来,别人进贡的钱物只不过是别人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巨大利润中的一小部分回馈;在行贿者看来,这些贿赂却是保证他们能够得到优待的必要条件。人们普遍认为,与其忍受官员们的百般刁难,还不如花钱买方便。从个别部门看来,贿赂似乎能提高效率,促成办事速度加快。但是从社会宏观层面以及长远效果来看,系统性的腐败却很少能够产生正面效果。腐败行为促使政府官员在偏袒少数精英的同时危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

  腐败在中国的产生有其历史根源,但从根本上来说还是源于现存体制。从其效果来说,腐败在公共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引入了低效与不公平,最终也不能有效地引导私人利益。如果政府容许某些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为自己赚取超量的收益,那么政府的合法性就会遭到破坏。仅仅依靠刑罚手段对腐败分子进行惩罚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做固然可以争取公众对政府的支持,但却无法解决那些引起腐败的内在的问题。一个对反腐败持严肃认真态度的国家,应该深入细致地去研究腐败的各种类型,并对症下药地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

  让我吃惊的是知识界部分人士对腐败的态度。在一个充斥着文盲与半文盲的国度,知识精英们本应承担起社会批判的重任,引导社会良性发展。但却有少数学者在不断撰写学术论文,努力论证腐败在现阶段是促使社会转型"成本最小,效益最大"的方式。这种论证不管表面上有着如何漂亮的理论外衣,但却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常识:贪污腐败已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毒瘤,破坏了人民与政府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并加重了我国社会生活中固有的两个关键性的弱点:一是政治势力与经济势力之间不光彩的联姻;二是政府的软政权化,即无力实施自己的法律与法规。此外,还有一种对中国问题极不认真的研究态度,其典型就是所谓"后现代主义",这一主义的主张者将各种令人眩晕的概念、术语堆砌起来,对所谓的"中国问题"进行分析。这种分析既有立论者为图名利进行商业化炒作的因素,也有来自对全球化阴影的恐惧。这里其实涉及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究竟是"前现代"的专制造成的不平等与不自由与过大的贫富差距,还是"现代性"造成的异化、失落与精神危机?

  中国知识分子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因为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弄清楚解决问题的途径到底何在。《现代化的陷阱》一书即为此而作。

  作为一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我有幸地经历了三个时代:文革前、文革以及后文革的改革时期。这三个时代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范畴,但无论是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还是实际上起作用的社会意识其实都很不相同。我认为,这样一个丰富多变的社会转型期对任何一个学科的学者来说,都提供了内涵无限丰富的研究对象。我所做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出于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向受过教育的人们讲述当代最重大的现实问题。

  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知识分子都用三种方式在对社会进行批判:一是技术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是立足于理想主义的基本前提,也不是以光明的未来作为基础。这种批判者一般设身处地的为统治者着想,所提的对策大都立足于减轻现行统治的罪恶。二是道德的批判。这种批判是以"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以"社会本来是怎样的"作为批判的出发点。三是意识形态或历史的批判。这种批判以未来社会为名,攻击现存的社会它把一切违背人的良心的不义都归结为现存秩序的本质,同时它还规划出一个宏伟的社会蓝图。这三种批判每一种都有它自己的功能,具有高贵性,然而也有迷误的地方。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知识分子都倾向于一种或两种批判方式的结合。

  对于中国来说,整个20世纪充满了无边无际的忧患与苦难,这种民族的苦难,造就了这100多年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知识人格。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批判态度相对要复杂得多,这种复杂源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历程的复杂性。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像中国那样为自己的历史与文化感到深深的骄傲,但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直到20世纪,也再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遭受如此铭心刻骨的屈辱。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日渐边缘化的同时,其精英阶层也一直以"学者兼战士"的身份出现,承担着社会批判的重任。在这一群体中,一直鼓荡坚韧的道德理想担当,承担着把意见转变为理论的社会责任,他们将自己的生存意义定位于不仅是求得个人生活的满足,而是思考国家与民族的命运。随着时代条件的变化,每一时期的批判方法有变,20世纪前半时期主要以意识形态(即历史的)批判为主,从50年代开始,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微弱,直至80年代以后,才又开始了以技术批判为主、道德批判为辅的社会批判。而真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历史的)批判,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都不会出现。而社会批判的严重缺位,大大延缓了社会进步。令人稍感安慰的是不管社会条件如何变化,在知识分子的精英中间,这种批判精神的血脉却一直顽强存在,即使在惨绝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一血脉还以非常惨厉的形式延续下来。如顾准就是一位"窃天火,煮自己的肉"的思想者,我们今天思想的权利,正是顾准、遇罗克、张志新、黎九莲这些敢于质疑现实并进行批判的思想者在我们前头承担了牺牲和不幸,用他们的生命为我们争取来的,我们没有理由不珍视这份权利并加以善用。但近年以来,随着知识分子的利益集团化,这种批判精神正在逐渐减弱,这固然与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立场及道德勇气有关,但还有一个批判能力日益弱化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待重新寻找思想资源。令人感到安慰的是,目前正有一部分具有道德理想担当的知识精英在做着这些非常艰苦的工作。他们胸中鼓荡的批判精神,来源于对公平、正义等人类基本原则的信仰。这种知识人格使得他们在深信某种制度是违背正义公平等人类原则的时候,可以超越"成本-收益"的个人计较,为试图改变这种制度结构而竭尽绵薄。

  我写《现代化的陷阱》一书的动机,以及我这些年来的思想历程,在书的"作者后记:追寻学者生命的真谛"一文中已有简单清楚的说明。作为一个转轨时期问题的分析家,我当然懂得一个学者应当在与现实保持一定距离的同时,对现实作批判性的审视与检验。但我也确实非常清楚这种批判的限度,因为我知道经济学的边界在哪里,也知道自己的学问功力的边界在何处:经济学只能告诉人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佳配置,财富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增长,即便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也只能在财富的分配上倾注公平正义思想。而哲学家才能理解人追求什么,并赋予人生以价值;历史学家才能告诉人们,人在过去发现了什么,以及未来或许会发生什么。而要认识中国现代化的一切问题,就必须重新认识中国近现代史,将社会批判上升到历史亦即意识形态的批判。这些工作需要一代知识精英们长期不懈的共同艰苦努力。

最后,我借用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的一段话献给中国思想界的朋友们:

  "我们决心在自由政治中建立一个公正的标准,今后它不仅仅关系到自尊,而且关系到准确说出我们的意欲和我们的思想的必要性。如果需要,对于那些不管在其它方面多么有资格,却向政治巧言屈服的人,对于那些在诺言和实际间有差距的人,我们都将反对他们。"

  愿以此与思想界的朋友们共勉。

主持人:各位朋友大家好, 在被删去数万被认为是敏感的文字后,终於以《现代化的陷阱》为名在中国大陆出版. 此书一经出版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极大反响, 上至官员下至工人争相阅读,使它成为学术着作中罕见的畅销书. 在今天《《奇书共赏》栏目中, 我们请这本书的作者, 着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为我们介绍这本改变了她一生命运的书.

何清涟: 这是一本分析中国改革开放, 尤其是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 给中国造成了一种什么样负面后果的书。 它就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几大改革措施, 股份制, 股票市场的开放, 还有房地产开发, 我书中把它叫做“圈地运动”, 还有国有企业改革这几大经济改革入手, 分析它怎么样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贪污腐败高发的“寻租社会”, 还有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是在怎么样的一个腐败不断推进的过程中, 怎么样出现了一种道德彻底沦落的局面。

记者: 感到好像您这本书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着作是吗?

何清涟: 至少是它对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一种社会结构的变动, 还有就是在未来二十年内将起作用的那种结构性力量, 做了一个分析。 我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呢? 是因为我发现了我们中国这些年来, 尤其是共产党建政的五十多年, 其实是一个社会发生极大变化的时候, 但是几乎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没有当时人写的当时的历史,都是事后的回忆。 但是这个回忆有一点失真, 因为每个人都是根据现在的需要去想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我就觉得我要写一本所谓 “改革史”, 而且不是共产党写的 “改革史”, 它是另外一种叙说。 所以这本书出来以后, 有人说它是代表了中国改革的良心, 就是对改革进行伦理追问。

记者:那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改革开放, 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近几年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

何清涟:我觉得中国社会这五年确实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这个变化恰好是朝向更 坏的方面发展。 第一就是贪污腐败已经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在我写书的时候, 我当时涉及过这个问题, 但是当时由於在国内要出版, 也不是太好说得非常直白。 但是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总体性分析》里面, 我就直指中国的腐败是制度性腐败。

应该说**以前中国是一个改革的理想主义时期, 那个时候政府也声称他是为了人民, 为了国家的前途, 民族的前途进行这场改革, 全国人民也相信。 因为当时在文化大革命被折腾的太痛苦了, 所以当时大家确实是万众一心, 从上到下都支援中央搞改革, 邓小平也在那个时候获得了最高的声誉。 改革原来在农村里开始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 分田到户, 确实是让农民有了田, 就是在农民和土地之间重新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

我觉得改革困难是在哪里呢? 就是进入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就困难重重, 因为资源原来都是由国家掌控, 一切资源都在他手里, 改革开放以后实际上就是把这个资源从国家掌控的那里慢慢放出来一点。 所以我说中国改革开放实际上是沿着两条路进行, 第一条就是把改革开放以前的那种第二经济, 以前我们叫做 “投机倒把” , 就是异地贩运, 就是不在政府控制的范围内,叫投机倒把,抓起来要判刑的。 就把第二经济合法化, 再就是权力市场化, 就是政府不断的把土地, 还有很多国家掌控的资源拿出来。

对八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一个价格双轨制。 原来的一切物资供应都是在政府手里, 比如钢材、 煤炭、 木材等等, 包括棉花。 后来就是大家要生产, 要买生产资料。 因为计画供应就等於商品有限, 在这个情况下政府就开了一个口子, 就容许有计画外(商品)。 计画外跟计画内的差别在哪里呢? 计画外同样的商品, 价格比计画内有指标的(商品)要高很多。 有时候甚至是一倍多, 两倍多。 这个时候谁能拿到批条, 就是计画内的批条, 然后把它拿到市场上去卖指标, 都能够赚钱。 所以当时出现一个名词叫作“官倒”。 谁能够拿到指标呢? 实际上就是这些高干子弟和掌握权力的人。 所以中国的腐败基本上是在八十年的中后期开始出现苗头,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以后就一波接一波, 我是用三个“越来越”来概括这些腐败的。 就是贪污腐败的数额越来越大, 贪污腐败的官员级别越来越高, 贪污腐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中国改革就是以权力市场化为起点, 就是放纵权力进入市场, 而中国的权力与此相应, 又没有进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 权力是处於不受任何监督的状态。 我在我这个书里面把腐败的几个高发领域, 还有用什么形式, 还有造成恶劣后果都进行了很详细的分析。

记者:有人说贪污腐败是改革不可避免的, 就是你要改革就一定会遇到贪污腐败这样的问题,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何清涟:八十年代是有这么一种理论, 当时很多人引经据典的论述, 美国在建国初期

在工业化时期也有好几十年贪污腐败, 还有就是哪些国家又如何如何. 我其实觉得他们混淆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确实很多国家都出现过贪污腐败的现象, 但是他们的权力结构和我们不一样. 就像美国是三权分立.你要说美国没有贪污腐败是不可能的, 但是他只要发生了贪污腐败, 媒体可以曝光, 在野党可以批评他.所谓民主就是一个互相监督的过程, 互相监督就是互相抓对方的小辫子啦, 不好的东西啦, 然后就曝光啦.

那么我们中国就不是这样, 我们中国第一呢,权力几乎全部都是在党那里. 就像这场经济改革, 共产党既是这场经济改革的发动者, 又是这场经济改革项目的参与者, 同时他又还是裁判者, 所以说他一身三任, 要他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遏止和制约, 我觉得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贪污腐败几乎处於一种不可能受制约的状况.

记者:您这本书资料的来源, 这些数据的来源都是从哪里来的呢?

何清涟:主要是中国的报刊杂志, 还有中国国家统计局历年颁布的数据.

记者:据我们所知中国官方的统计数据, 有很多是不真实的, 或者说有很多水分, 那你是怎么辨别, 哪一些您能够运用它? 哪一些不真实?

何清涟:一般的资料我就不说了, 我只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确实是不真实, 但是你要去找这些数据需要两点常识, 第一个就是Common Sense, 就是常识, 你要能够凭常识了解哪些可能接近真实, 哪些可能你根本不能用. 第二点就是专业知识, 我基本上是靠这两样东西. 还有一个, 中国习惯上有一个”报喜不报忧”. 那么他讲好的那些数据你可以不去理会, 但是他如果讲差的, 你就应该去想实际情况比他讲的可能还要糟糕很多倍. 所以呢, 我就用他讲的那些差的东西来描绘中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