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6年2月21日


郎顾之争”的实质是什么?

没有什么更好的词来描述由郎咸平引发的这场争论,它已经演变成这样一种状态:公众对经济学家从动机到学术能力的全面怀疑,以及经济学家认为公众非理性。当然,这仍然不能准确地描述这场争论,因为有一些经济学家并不站在“经济学家”这一方,而有一些公众也并不同意“公众”的观点。要准确地描述这场争论是困难的,我只好用“郎顾之争”来代表这场争论的全部内容,希望不要引起误解。

简单的回顾

这场争论,是从学术圈内开始的,发生在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家之间。经济学家郎咸平通过分析具体的样本,得出一个结论,认为“国企改制”普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并提出停止“国企改制”的建议。他的研究结论虽然也得到了一部分经济学家的认同,但却不被经济学“主流”所认同。对于“主流”而言,郎咸平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原因有两个,第一,郎咸平辛辛苦苦地研究得出的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结论:“国有资产流失”。既然结果大家早就知道,研究再辛苦也没有意义。第二。郎咸平提出“国企改制”应该停止的建议,在逻辑上就不被认可,因为“主流”的逻辑早已设定:“流失”谁都知道,但“改制”必须进行。

“国有资产流失”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主流”讳莫如深,大家都不说,只希望在这个炸弹引爆之前,尽快将国企交到私人手中。虽然时有怀疑之声出现,但“主流”都还可以搪塞,“这是前进中的问题”。如果郎咸平不是用最严格的经济学方法提出这个问题,“主流”的搪塞还可以继续下去。所以郎咸平对自己有一个评价:我是那个说了实话的孩子。

郎咸平捅破了一层窗户纸,“国有资产流失”由公开的秘密变成一个显问题。舆论哗然。“主流”非常清楚这个问题的破坏性,马上下重手企图扭转舆论:“这是反对改革!”阶级斗争工具重现江湖。在后来对公众的指责中,有一条是说公众用了阶级斗争手法,“主流”忘记了,很可能他们自己也使用了阶级斗争手法,只是效果非常不好。

“主流”的主张是明确的:即使存在“国有资产流失”,国企改制也要继续。他们对自己的这个主张非常有把握。但替代了郎咸平成为“主流”争论对手的公众却不接受这个主张,公众的主张实际上是这样的:甭管国企改制是否应该继续,必须先解决“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这两种主张没有办法找到交集,其中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个残酷的现实:“主流”竟然找不到一种方法,既可以继续改制,又保证没有“国有资产流失”。如果存在一种方法,可以在国企改制的同时在制度层面杜绝“国有资产流失”的发生,将这种方法交给公众评价,事情就可以解决了,因为公众绝不会像有些“主流”想象的那样不讲道理。可惜,“主流”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一种可供公众评价的改制方法,或者叫做改制程序。于是,争论就成了关于“是否允许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争论,这样的争论,正方显然先天地处于不利地位。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主流”的战术是试图将争论的焦点转移到“是否应该继续改革”这个问题上来,但公众并不反对改革,公众仅仅是不同意“允许存在国有资产流失”。

“即使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也要继续改制”,这种主张缺乏说服力。为了增加说服力,“主流”引入了一个辅助概念,叫做“长远利益”或者“根本利益”,他们试图说服公众,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国企改制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作为经济学家,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使用这个概念的,因为在经济学理论中,根本不存在“长远利益”的概念,甚至根本不允许存在“长远利益”的概念。“主流”丝毫没有意识到,当他们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他们自己也参与了将争论带离学术范围的行动,埋下了自己的阵线崩溃的伏笔。

“长远利益”或者“根本利益”是一个与动机有关的概念,它一方面表示主张长远利益的人没有自私的动机,而另一方面表示接受长远利益的人应该克服眼前利益的冲动,当“主流”使用这个概念的时候,已经将动机引入到争论之中,他们只是到后来才发现,他们正是被“动机”所彻底击垮。

经过二十年的努力,经济学家已经成功地使公众接受了一个概念,即每个人的行为都有个人动机。当他们用经济学理论分析国有企业的弊病的时候,其中一个核心论点就是企业代理人的个人动机与企业利益相冲突,而国有企业的体制决定了这种代理人个人动机与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所以国有企业必须改制。就在国企改制的这场争论发生之后,“主流”仍然在继续这种有关动机的普及工作。结果,公众以“主流”之矛攻击“主流”之盾,提出一个“主流”无法回答的问题:你们的个人动机是什么?“主流”辩解说自己的动机是国家的富强以及人民的长远利益,他们的意思等于说,国有企业管理者一定有个人动机,而经济学家没有个人动机,这样的解释几乎没有任何说服力。更不幸的是,公众发现了“主流”在改制以后的企业里领取“车马费”,“主流”忧国忧民的辩解立即成了自吹自擂的笑话。动机,是经济学最有力的工具,同时它也成了“主流”经济学家最大的敌人。当动机都受到怀疑的时候,“主流”最后的底线—-学术,也就必然会失守。在“主流”背上放上这最后一棵稻草的是丁学良。这种最不可接受的论战方式之所以可以发生,完全是因为“主流”已经失去了全部的信誉,不要说继续关于“国企改制”的争论,他们连自辩的信誉都没有了。

在这个过程中,“主流”曾经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们明明知道改制过程中存在“国有资产流失”,但他们仍然轻率地站出来为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担保”。他们将支持私有化和支持一个具体的私有企业主混为一谈的时候,忘记了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既然改制的程序不可公开评价,其中必然存在黑箱操作;既然存在黑箱操作,就必然存在违背市场原则的违法行为。“主流”为自己轻信某个资本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解读争论

对这个争论的过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将这场争论简单的总结为公众的一次不负责任的情绪发泄本身就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我们必须看到,虽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非理性的语言,但这种非理性的语言双方都有使用;有时双方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在阶级斗争时出现的语言,但这并不是这场争论的主流。整体而言,争论仍然是基本理性的。解读这场争论,第一,它不是一场破坏改革的邪恶爆发;第二、它不是无知公众的无理取闹;第三,它也不是一次失落情绪的发泄。它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都必然会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在一个市场经济的社会里,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会引起类似的争论,只不过我们的经济学家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来推动公共政策的实施,对一个市场经济社会必然会出现的社会现象,缺乏心理上的准备,所以他们会以为有邪恶势力要发动无知的公众置他们这些改革先驱于死地。从他们在争论中的行为以及他们对争论的评价来看,他们对社会的认识几乎还停留在几十年前没有任何变化,他们似乎不明白,中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公众早已不接受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公众关心的是权利的分配。

“主流”将这种对权利的诉求单纯地理解为“仇富”心态,这是一种偏见,或者至少是一种误解。公众,或者说公众中的主流,并不“仇富”,经过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公众十分平静地接受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公众不仅接受部分人通过市场“先富起来”,他们甚至将这种人视为英雄并当作自己的榜样;令公众不可接受的,是有些人通过非市场的手段“先富起来”。由于中国的法制建设和市场开放并不同步,通过非市场手段“先富起来”的大有人在,这些人,受到了社会的普遍谴责,公众虽然也参与到这种谴责之中,但他们表现出了充分的理性和耐心,他们寄希望于政府以及学界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令这种现象越来越少。而“改制”是这样一个过程,它使有一部分地位特殊的人可以通过“改制”先富起来,这是公众绝对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这种现象的本来还应该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切学者。公众区分得非常清楚,他们并不“仇富”,他们只问致富的过程。应该比公众更清楚的经济学家们在这个时候却糊涂了,将反对“非市场致富”说成是不分青红皂白的“仇富”。如果这不是有意制造混乱,就一定是经济学家自己混乱了。

指责争论“不学术”是意义的,因为争论本来就不是学术争论。更糟糕的是,这种指责的后果极其严重,它肯定导致学术受到伤害。在这场争论中,“主流”从一开始就在指责公众“不学术”。这种指责对解决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只会毒化争论的环境和气氛。公众所争并非学术问题。经济学有很多学术问题,在学术范围内争得不亦乐乎,公众从来没有参与过,也没有打算参与。学术是经济学家的事,与公众没有关系;但公共政策就不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事,它与公众有关,公众不仅可以参与,而且应该参与,经济学家不应该将学术问题与公共政策问题混淆起来。“主流”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使用“学术”做武器,打破了学术与公共政策之间的界限。这种界限一旦打破,最后受伤害的一定是学术,是学术的独立性。

任何公共政策,背后都有学术背景,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取舍,没有必要知道政策背后的理论在学术上有多正确,对经济学一无所知,也要对公共政策发表意见,他们和学富五车的经济学家处于完全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经济学家应该熟悉却有不太熟悉的政治学规律。一个对于学术来说非常重要的界限是,当公众反对并选择放弃一项公共政策的时候,对于这个公共政策背后的理论来说,它在学术上的地位不受任何影响,这就是学术的独立性。反过来的道理是一样的,经济学家不能因为自己坚信自己的理论是正确的,就指责公共政策的反方“不学术”。如果将“是否学术”用作公共政策讨论的武器,那么这个武器双方都可以使用,当公众也拿起这个武器、指责“主流”“不学术”的时候,“主流”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只好退回到自己的小圈子里相互安慰:“他们不学术、他们不学术”。公众本来就不打算参与学术,你又何必以“学术”惧之?

将“是否学术”引入到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之中,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它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后果:由于公共政策的取舍而影响到理论的学术地位;它还有可能产生另外的后果:使学者与社会之间应该有的相互信任荡然无存。

从纯粹学术的角度出发,你真的可以肯定你的理论就那么正确吗?从关于理论的哲学出发,答案是“不一定”。尤其是主张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更应该坚信这个答案。

对于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来说,有关公共政策的争论随时都会发生,环顾其它的市场经济社会,类似是争论也时有发生,在美国的电力企业管理效率与公共用电保障之间的争论、在英国的铁路管理效率与行车安全之间的争论、在香港的公屋管理效率与公屋用户福利之间的争论,与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争论其实十分相似,虽然那里的经济学家也参与了这样的争论,但他们从来没有指责对方“不学术”,原因很简单,这不是学术争论,不能用“是否学术”作为武器。

这不是一场学术争论,也不是一次“阶级斗争”。虽然双方都使用了一些中国人民非常熟悉的阶级斗争术语,但那都只是“阶级斗争”年代遗留下来的语言工具,与这场争论的本质无关。继续带着“阶级斗争”有色眼睛观察这场争论,只会使争论环境更加恶化,没有任何积极意义。

这场争论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公共政策的争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任何公共政策的出台,都必然地对不同利益集团有不同的影响,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之间引起不同的评价,这种不同的评价就形成针对公共政策的争论,这是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个基本的、正常的社会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举个经济学家熟悉的例子,经济学有足够的理论,得出一个非常学术的结论:累进税制会对市场的效率有负面影响。手里掌握了这个理论的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面对相关公共政策的争论呢?类似是例子太多了,类似的公共政策太多了,类似的争论太多了。市场经济社会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基本上不存在举国赞成的公共政策。公众对公共政策的取舍,与和公共政策相关的理论在学术上的正确与否基本无关。而这场争论实际上向我们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随着中国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完善,社会将出现多元化,从现在开始,今后无论什么公共政策出台,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的人群,必然会有完全不同的评价。作为公共政策咨询人的经济学家,对此必须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公众诉求的实质

经销商的展销厅里有一辆最新款的奔驰汽车,每一个人都想把它开回家去,但真正把它开回家的是张三。每一个没有得到这辆汽车的人都会提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是张三而不是我得到了这辆汽车?张三的回答非常简单,那是因为我支付了足够的代价,如果任何人支付相同的代价,他都可以将同样是汽车开回家。这个理由足够充分地解决任何人的疑问,市场中的每一个人都接受这样的原理,无论是得到了汽车的人还是没有得到汽车的人都认可汽车的这种分配方式,不会引起争执。这就是市场降低交易成本的原理,也是市场之所以有效率的根本原因。即使你只需要一把葱,钱少了人家也不卖,怎么吵架都没有用。

而国企改制的情况如何呢?根据改制理论,国有企业的股份应该交给私人拥有,这个大家基本上都同意,争论中公众并不反对国有企业改制就是这个意思。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的股份应该交给哪些私人拥有。李四因为改制获得了国有企业的股份,每一个没有获得股份的人都会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李四而不是我获得了这个股份?李四如何回答?

“主流”帮李四回答说,因为李四有贡献,所以他可以获得股份。但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学里面没有这样的理论;市场中的公众反应告诉我们,市场也不接受这样的解释。“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在市场中,要素的贡献是无法区分的。没有人知道资本的贡献有多大,劳动的贡献有多大,企业家的贡献有多大。在不知道贡献的时候,要素的回报如何决定呢?用事先的契约决定,而不是事后的“自报公议”来决定。企业已经做好了你要分一份,似乎是合理的,但事先你有承诺做不好你应该负什么责任吗?企业确实有用股份来奖励企业家的制度,但没有那出那么股份多来“奖励企业家”的制度。

市场制度的原理是这样的,它用自愿交换消弭了关于权利主张的争议,降低了交易成本,所以市场有效率。如果没有自愿交换这个最基本的原则,争议就一定发生。大家都喜欢有自己的汽车,但没有人为汽车的归属天天吵架,因为那是自愿交换的结果。国有企业股份的归属,违背了自愿交换的原则,所以引起争议。所谓自愿交换,并不是买卖双方躲在一边你情我愿,这不叫自愿交换,这叫私下交易,黑箱操作。自愿交换必须是自愿成交与自愿放弃同时发生。市场原则是,任何权利,“出价高者得”,出价低的人自愿放弃出价,所以对权利的归属没有异议,市场就是这样降低交易成本的。国有企业股份的归属,出价者的范围被限制在一个极小的圈子里面,公众根本没有出价的机会,于是也就没有自愿放弃出价的机会,必然发生争议,这就是国企改制所产生的交易成本。每天在课堂上教授交易成本的经济学家恐怕低估了这个交易成本的巨大程度。

有这样一类公共政策,它们的目的是对社会的财富进行某种形式的再分配。我们虽然都接受市场的自愿交换原则,但对这个原则的后果却有不同的评价。这个原则有两个后果,一个是财富的增长,一个是财富的分布。虽然接受市场原则已经是社会的共识,对财富必须进行再分配也已经是社会共识,但问题的关键不在是否再分配,而在如何再分配。由于对再分配的程度有不同看法,这种不同看法就构成了对此类公共政策的争论或者讨论,这是市场经济社会再正常不过的社会现象。财富的再分配不是根据市场原则来分配的,解决这种争议的办法也是制度,但它不是市场制度,它叫做民主制度。

国有企业改制,还不是这种公共政策,它并不是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它是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笔财富的分配。这种财富的分配,不适合在“效率与公平”的语境下进行讨论,因为“效率与公平”只适合用来讨论财富的再分配。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不是对财富的再分配,而是对财富的分配。历史遗留的财富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归国家所有,比如文物;另一种是将其私有化,比如国有企业。而私有化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平均分配,另一种是“出价高者得”。如果不是这两种方法,必然引起社会中的个人关于财产权利的争议。这就是在这次争论中公众诉求的实质,它们是关于财产权利的诉求,是市场中最基本最纯洁的诉求。理解这种诉求,本来应该是经济学家的天职,可惜却被经济学家忽略了。

有经济学家说只有经济学家研究市场的效率,这话确实不错,因为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如果发生了对财产权利的争议,用什么办法解决才最有效率;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只有通过市场手段分配财富,市场中才不会出现争议。可惜的是,“只有经济学家才知道”并不意味着你是个“经济学家”就知道。

经济学家的责任

经济学家是有社会责任的。

有人以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站在大众的立场说话,错了。谁是大众?当大众分为利益集团的时候,站在什么利益集团的立场才算大众的立场?也有人以为,经济学家是责任是站在穷人的立场说话,否则就是没有良心,这也错了,经济学不是穷人的理论,它也不是富人的理论,经济学就是经济学。经济学本身是不分穷人和富人的。经济学是一回事,经济学家的人道关怀是另一回事。

站在社会中哪一个利益集团的立场上说话,没有人可以干涉,也没有人可以指责,这是经济学家的自由,而不是他们的社会责任。

也有人认为,经济学家的责任是效率。很多经济学家将在中国实现私有化视为自己的责任,这是非常值得怀疑的看法。企业是私人所有比企业的国家所有效率要高一些,这是经济学家研究了多年的学术结论,当他们得出这个结论之后对中国仍然有这么多国有企业存在感到非常着急,总觉得自己有责任改变这一状况,于是就在中国推动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一旦有知识的人在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的知识之后,将用自己的知识来改造世界作为自己的责任的时候,有一个巨大的危险他们没有察觉,这个危险就是,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很可能根本不能用来改造世界。

“主流经济学家”所知道的经济学理论有一个基本的、非常关键的特征,这个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而且有些解释相当完美;但是,这个理论却不具备任何改造世界的功能。“国企改制”就是一个例子,经济学理论可以非常完美地解释国有企业的效率为什么比私有企业低,但经济学理论却没有说如何才可以将国有企业私有化。根据“改制”的理论,除非采取非市场的手段,否则国有企业是不可私有化的,其中的根本原因正是与造成国有企业效率低的根本原因完全相同。为什么国有企业的效率低下?经济学理论说,那是因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不可转让,或者叫做不可交易。解释非常完美,但如何将“不可转让”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呢?经济学理论无能为力。

所以,改造世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那么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是什么呢?是说真话,是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取向而随意解释经济学理论,是不要因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随意向公众隐瞒一部分经济学结论。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咨询,他们的社会责任要求他们将公共政策甲的全部经济学后果如实地告知公众或者决策者,同时将公共政策乙的全部经济学后果也如实地告诉公众或者决策者,至于公众或者决策者选择公共政策甲还是乙,这已经不是经济学家的事了,他们作为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已经完成,剩下的是完成公民的社会责任的问题了。如果公众恰巧不赞成某个经济学家热爱的政策选项,该经济学家是没有任何理由指责公众的。平静地接受公众的选择,在政策上放弃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在学术上继续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这也是经济学家的责任。经济学家,特别是有学术地位的经济学家,绝不可以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来推行经济政策,这也是学术独立的一个重要内容。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人,法律都应该同等对待,穷人不能因为穷就受到忽视;富人不能因为富就受到苛责。保证这一根本原则能够得到落实的是法律对程序的规定。即使是“为民除害”,也不能违反法律对程序的规定;任何伟大的目标,都不能构成违反法律程序的理由。法律保护一切财产权利,说的是无论什么样的财产权利法律都同等对待,私有财产不能因为“自私”而被剥夺,公有财产也不能因为它“没有效率”而被剥夺。保护财产权利的方法依然是程序。法律对财产权利的转移有一系列的程序规定,违反这些法律程序的,就叫“侵犯”财产权利,为宪法所禁止。法律为保护财产权利所规定的程序中,有一个核心的程序,那就是,任何财产权利的转移必须符合财产权利人的真实意愿,一个辅助的程序是,权利代理人必须在权利所有人的授权范围内行动。即使是“改革”,也不能违反法律对财产权利转移的程序规定;任何伟大的目标,都不能构成违反法律程序的理由。坚持这个原理,是一切知识分子,包括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在没有找到国有资产的所有人之前,经济学家不应该主张转移这些财产,这才应该是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经济学家有为资本辩护的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只为一个局部的资本辩护,这个自由就有被滥用的危险。国企改制,社会资本并没有被赋予平等参与的机会。反对如此“改制”的“公众”中应该还包括这些被剥夺了参与机会的资本。经济学家有为“企业家”代言的自由。但是,如果仅仅只为部分“企业家”代言,这个自由也有被滥用的危险。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只是企业家的一部分,而“改制”企业又只是国有企业中的一部分。这些“企业家”通过“改制”,可以无偿[1]获得企业股份的比例和理由可以适用于为私人企业工作的“企业家”的身上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私人企业的所有人绝对不会同意。同样的比例和理由,国有企业的所有人估计也不会同意。

当经济学家为某一个具体的企业或者具体的“企业家”代言的时候,代言自由的滥用危险就变成了现实的危险,“主流”曾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学家并不具备为某个企业辩护的专业知识,具备这种专业知识的人叫做律师。

经济学家不仅有为资本代言的自由,而且有做独立董事的自由,同时还有对公共政策发表看法的自由。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将个人利益与个人的行为联系起来,是经济学教给公众的看问题的方法。当有个人利益牵涉其中,公信力就必然下降。无论你如何坚信自己公私分明,“公”众不“信”,何来“公信”力?当然,这个问题与社会责任无关,仅仅与个人做人的原则有关。

结论

如何看待经济学家自己,如何看待公众;如何看待经济学家的知识,又如何看待公众的诉求;如何区分学术立场和社会责任,如何区分个人角色和社会角色;如何认清社会已经多元化,又如何在多元化的社会中自处。这场争论给我们提出的问题,远远超过争论本身,也远远超过经济学的范畴。

权利主张是市场效率的最终动力,财产权利一定要争,“不争论”就没有市场效率了。平息权利争议的手段只有制度,市场是这样的制度,法律也是这样的制度,民主还是这样的制度。用非市场、非法律、非民主的方法解决有关财产权利的争议,叫做专制。如果今天可以将公有财产分了再说,明天也可以将私有财产分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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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无偿”的意思是说,他们没有支付足够的市场代价 。

首先肯定每个国家都是有自己的气数的,中国的气数在哪里?什么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能开始放缓?根据美国经济界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在2015年达到顶峰,之后劳动力供应将骤然下降。

目前,中国的产业还主要是劳动密集型,或者是改造密集型,等到劳动力资源减少后,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吸引力就会减少,相应产业可能会迁往印度(印度的劳动力供应期限刚好比中国延迟20年,可以接中国的班)、越南等地,再加上同期中国的福利负担加大,中国的经济速度将会放缓。(如果还不转型)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可能只能维持十多年,而且社会福利消耗会越来越大,会抵消掉大部分新创造的物质财富。

所以,大家应该有出现经济recession的心里准备,按照西方国家的经验,那时候有很多贷款买房的人会破产。

动态规划,基本上就是说:

你追一个MM的时候,需要对该MM身边的各闺中密友都好,这样你追MM这个问题就分解为对其MM朋友的问题,只有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最终你才能追到MM。
因此,该问题适用于聪明的MM,懂得“看一个人,不是看他如何对你,而是看他如何对他人。”的道理,并且对付这样的MM总能得到最优解。但确定是开销较大,因为每个子问题都要好好对待。。。。

贪心法,基本上就是:

你追一个MM的时候,从相识到相知,每次都采用最aggresive的方式,进攻进攻再进攻!从不采用迂回战术或是欲擒故纵之法!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确立两人关系。

该法优点是代价小,速度快,但缺点是不是每次都能得到最优解。。。。。

回溯算法,基本上就是:

追一个MM,但也许你还是情窦初开的新手,不知道如何才能讨得MM的欢心,于是你只好一条路一条路的试,MM不开心了,你就回溯回去换另一种方式。当然其间你也许会从某些途径得到一些经验,能够判断哪些路径不好,会剪枝(这就是分支估界了)。你也可以随机选择一些路径来实施,说不定能立杆见影(这就是回溯的优化了)但总的来说,你都需要一场持久战。。。。

该算法一般也能得到最优解,因为大多数MM会感动滴!!但其缺点是开销大!
除非你是非要谈一场恋爱不可,否则不推荐使用。特别是你可能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比如学习,比如事业。。。。

NP完全问题:

呵呵,那你为什么那么贱,非要去追呢?记住:“天涯何处无芳草!”
不过如果你“非如此不可”的话,建议升级你的硬件,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加强实力,人到中年的时候也许你能解开NP难。。。。

昨天参加了一位女导演的婚礼,这是我的老朋友,彼此相识已经十多年了。今年五十岁的她嫁的是一位比自己小十多岁的年轻的音乐人,在现场好多玫瑰花的陪伴下,我所认识的平日里干炼的她显得格外娇羞妩媚,真是让我觉得,有了爱情滋润的女人才是最漂亮的。

 

巧合的是,去参加婚礼的路上听到一段广播文摘,一位四川女孩写了一篇文章—-<<要嫁就嫁闵正浩>>,大意是说闵正浩这样的男人才是完美的男人,此生得嫁足矣。我想,真正能够滋润你的生活的,并不是一个完美的男人,而是一个彻底给你一份爱的人。如果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和女人都认定爱情就是去寻找完美的另外一个人,那么爱情就成了天方夜谭。其实爱情的令人感动之处,正是在于我们每个人都并不完美,却情愿为自己的真爱付出一份毫无保留的感情。

 

这也正是昨天的婚礼的动人之处,我在整个过程中都非常感动,有几次几乎都要落泪—-其实女人需要的无非是一份真挚的感情,至于年龄,在真情面前,完全成了不相干的话题。

 

祝福所有相爱的人!

    IT这个行业有许多优点可以被各行各业借鉴,尤其是教育行业,而教育行业中大学又是一块广阔而坚实的阵地,因此IT业的许多优点如果能在大学里面实施,对教育工作而言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首先,IT行业是一个年轻的行业,年轻就意味着思潮泛滥,互相融合,其实在思潮融合的年代是非常容易出新知,出成果的,诸子百家就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出了许多治国的方针还有哲学的意识形态,虽然后来许多都湮灭了,但是对当时的经济政治以及后世的历史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铺垫作用和促进作用。目前的IT行业也是这样一种氛围,各种行业的汇聚使互联网这个本来透明的平台具有了各种颜色,而且IT技术在各行业的应用也使得整个人类生活发生了改变。所以大学中应当鼓励各种思潮的涌现,而且应该奖励思潮的丰富和完善,奖励思潮的创新和发展,这也同大学这种教育机构的原始功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有着惊人的默契。那么应该如何来实现这种思潮的发展呢?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讲。第一,大学里的制度是大学生活的基础,但目前的制度并不完善,而且还有些令人很不满意的地方,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思潮应该出现在对自身的反思上,如何适应大学的制度,如何认识大学的制度,如何改善大学的制度是应该首要面对的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所有的大学老师和同学都要参与,要想出好的办法,拿出好的建议,甚至可以试运行,以打破原有的模式化教育,创造出适应社会的具有多种综合能力的独一无二的人才,而不是现在千人一面的毕业生。第二,应该善于改变模式,许多东西都有固有的模式,比如论文,比如学生会,比如奖学金,比如挂课重修,但是这些模式的结果是否如模式建立者初衷一样实现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呢,事实上许多时候是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学生因为这样的模式受到了伤害,而学校也没有受益多少,那么从这个角度讲又该如何作呢,好像IT的发展模式丰富多样,为什么学校中的模式就是那么僵化呢,考试满分是人才,考试不及格就一定是坏学生么?从这个角度出发,许多问题都得以解释,有些学生的专业选择是不得以,那么是不是可以让他有一个更宽松的环境来融入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创造自己熟悉的文化,也许这样与原学科汇聚还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古往今来,边缘学科都不是在常规状态下产生的。这仅仅是讲述对于学科学习的模式,那么是否所有模式都可以打破固化的传统呢,答案是肯定的,任何模式都是由人来创立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改变的话就会限制发展,这个是与人来发展不符的。第三,组织结构的约束让许多学生和老师都感觉到教育教学的吃力和乏力,为什么会这样,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有什么不合适的,但是大学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进入大学的学生基本已经成人,对许多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甚至有的时候因为天赋使然,有些学生对一些学科的理解甚至比自己的老师还要深,这就让双方感觉到非常尴尬,那这个问题又该怎么解决呢?在这里仅举一例,其他留待实行人揣摩。一个学生的父亲是哲学系博导,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再加上自己本身的天分,使其很小的年纪对哲学就有着深厚的认识,但是上了大学之后因为自己的哲学老师同自己有些原则性的问题的意见不统一,造成消极应付,最后这门课没有通过。在这个角度,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个方式去看待问题呢?当然可以,这个学生的研究从某种角度上讲已经超过的他的代课老师,但是老师却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那么学生可不可以跟该老师共同来讲授哲学这门课呢,那么学生最后的成绩勿庸置疑,不会是未通过,而且通过合作,学生们也对哲学从多个角度有了认识,而这位老师既完成了老师的责任而且在学科上了领略到了不同的东西,应该是个大团圆结局。古人云,三人行必有我师,那么大学这种思维火花的集中地,此师彼师不都是正常的么?

    其次,大学是一个知识汇聚容器,而IT业因为自身的服务和平台性质,也是一种资源的聚合领域。那么大学能否将知识或者资源象IT一样糅合到一起,是成是败都是需要考验的。IT业的软,硬,网都在大学里有自己的活动空间,甚至IT的融合和边缘也都在大学里曾经概念过,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未经过风浪就放弃掉自己的梦想。首先,从技术上讲,目前IT业的热点,在学校中基本都查无踪迹,除了有些互联网的平台在学校中还算有些市场,但也都是娱乐或者休闲,并没有真正实现信息和资源的传递与融合。比如软件工程的讲授就没有真正围绕软件工程学去实现,仅仅是书本的概念会让学生与实用脱节,而操作系统的讲述也没有根据目前主流操作系统的运行方式以及区别来回扣书籍,这样会让没有经历过计算机起始阶段的学生感到晦涩难懂,联系到厂商参与实验,参与实习,参与设计,参与构造都是对目前课程学习的最大改进;同时,目前许多理工课程的技术都属于过期技术,而文科课程的概念又属于陈旧概念,没有新的元素填充和解释,学习期间举的例子也都是古老的例子,并没有让学生能够真实的融入书本中,这样很难让学生感受到科技人文的魅力,与现实生活反差太大,也难以找到创新的思路和源泉。而IT的优点就是无论有什么最新的概念,第一个发布的或者第一个发扬光大的都是IT业的先锋,从医疗到社交,从宇航到人文,IT涉足全世界所有领域,大学何尝不是如此,为什么就如此死板限制自己在某个年代,限制自己在某个圈子,限制自己在某个领域?有新才有生存和发展,创新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途径。第二,大学应该应用互联网提供的一切手段为学科的理解和完善服务,比如互联网的信息传递,思维发布,这些手段都可以让大学中的学术气氛能够更加有效的传递和发展,web2.0的广泛应用也可以使大学中许多曾经很难完成的研究变的简单起来,而且当人成为了众,多么难的东西也会迎刃而解。

    第三,大学应该学习IT业众多资本运作方式,早先的大学还有产业孵化器,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消失了,难道是投资方觉得投入和产出让他们难以接受?IT业的风险投资其实完全可以套用在大学的产业改造和成本回收上,还可以扶持大学中一些课题的研究,风险投资一样是投资的笔数巨大,投资量巨大,但是一旦有一家公司能够成功,他们就可以收回成百上千倍的资金,起始大学中的学科和项目同样如此,而且因为有科研的介入,可能受益点还会比投资公司高,这就是为什么国外许多风险投资公司都喜欢投资由学生创办的公司或者是依托于学校的科研机构的原因了。而且IT行业依托于传统行业建立了自己成熟完备的产业链,这也是值得大学借鉴的地方,大学本来就是半社会半科研的教育机构,已经有了初步的产业链的结构,但是因为产业化的程度比较低,因此许多操作都不规范,整个产业流程的运作也失去了很多规范。如果能够借鉴IT产业链可以让大学中的初级产业链迅速成长,实现科研和教育的有机结合,并且能使成果最大化参与产业化进程,最终走入社会产业化;同时借鉴了IT产业链的发展和结构,能使学校中的产业链具备成熟的扩大发展机制,从而扩大产业的规模,完善科研及教育的产业关系和发展方式,成为社会成长的基石。如果能成功实现这样的转变,那么不仅大学毕业生与社会的断层和隔离感能够被消除,而且大学还可以成为社会产业化连锁中的第一环,提高了整个社会产业的效率。

    其实IT业中大学可以借鉴的地方还非常多,只是在实施这样的改革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社会、人文、经济、科学等各种领域的很多问题,但是只要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教育将不再是诟病,而真正成为科研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

  求职者应该避免以下18个话题:

  1.先前雇主产权性机密资料。不仅不该露,还会让面试官认为你这个人不值得信任。

  2.最近离婚的“惊悚”细节。即使一切属实,提到这个话题则会显示你这个人不够谨慎。

  3.内心的性别或种族偏见。你或许以为面试官与你志同道合因而大书特书,其实这样不啻是自掘坟墓,职场里不容许性别和种族歧视存在。

  4.政治话题。

  5.宗教话题。

  6.心爱的明星球队或运动员。你最喜欢的可能是面试官最讨厌的,即使官凭这一点就反对你很不合理性,可是也无可厚非。

  7.子女或孙子女甚至到自吹自擂的地步。即使面试官桌上摆着自己的家庭照,你的口袋里塞满成叠小孩照片颇不符合面试的场合。

  8.为面试官取得某物或某种特殊商品的提议。举例来说,“我能为你买到批发价”或许是事实,或换了个场景会表现出你待人的热忱,可是在面试则格格不入,而且会显得你在贿赂面试官。

  9.谈到你刚搬离之某地区的天气或交通,或任何风土人物,你把它们批评得体无完肤。(你也许碰巧批评到面试官的家乡,而面试官又正巧深感怀乡之情。)

  10.你如何地厌恶数学、科学或其他特别学科,虽然表面上看来似乎与此职位无关。(公司主管阶级也许正巧期望员工擅长数理。)

  11.丝毫无益于前途的个人憎恶。举例来说,你提到如果你不幸天生一头红发,你绝对会把它染成另外一种颜色,而你也许会发现公司总裁碰巧就生了一头火焰般的红发。当然,守时就是很安全的话题,譬如说你这人十分准时,对老爱迟到的人感到很头痛。

  12.抱怨面试官让你久等,或你填写工作申请表或接受打字测验的房间热得会烤死人。你想表现给面试官的是你的积极面,一味抱怨则适得其反。

  13.老提大人物名号以自抬身价。举例说,你前任老板是个室内设计师,你曾协助她装潢某位名人的宅邸,名人的排场和派头并不值得你大书特书。假使你真的与某些社交名流为友,留心别造成你在吹嘘自己的印象。

  14.透露力有未逮之处。举例说,由于家累,你无法同意下午五点以后留下来加班,你没有必要主动自暴其短。这条策略当然也有例外,如果雇主明言员工必须同意偶尔留下来加班,而且这是该职位的先决条件,你就一定得实话实说。请记住:某些状况临场会有变化,要自行斟酌;万一到时候公司对你提出某种特殊要求,说不定你的状况已有改变。

  15.谈话偶尔会陷于沈默,为了化解冷场的情况,你脑中浮现的念头,不可随意脱口而出。务必叁思而后言。

  16.漫无焦点的闲扯淡。你回答完问题或作完一段评论,就此打住,等待下文。话点到为止,喋喋不休徒然无益。

  17.将面试官赞美得天花乱坠。即使你诚心佩服其人,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赞美可能遭到误解。当然,你可以这麽说:“与您面晤是一种愉悦,谢谢您。”

  18.负面的肢体语言。千万不可坐没坐相,掇弄头发或修指甲,或偷偷脱下鞋子。

  你在求职面试的历程中,可能会于以上的清单外再增添一些项目。要记下任何心得,下回赴约面试之前,记得再浏览一遍。

  八种和电脑相关的易发病

  有病那自然有对症之药。笔者整理总结了长期不健康操作电脑可能导致的疾病,

  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裨益。

  长期不正确操作电脑可能会带来的疾病:

  ■计算机眼病

  视力下降是长时间连续使用电脑的最常见现象。如果眼睛长时间盯着屏幕,很容易造成眼部血液循环减慢,眼球就会感觉到干涩。如果每次对着屏幕的时间超过两个小时,对眼睛的伤害极大。长此以往就会患有“计算机视觉综合症”。

  久坐电脑前,由于视物较近,迫使眼睫状肌处于收缩紧张状态,从而使晶体变凸以适应视近物,眼晴长期处于紧张状态而得不到休息就会导致近视。视觉的过度疲劳还会引起房水运行受阻,导致青光眼。此外,白内障、角膜溃疡和视网膜剥脱等,也是长期使用电脑者易患的眼病。故在操作电脑时宜经常活动眼球,定期做眼保健操等。

  ■颈椎病

  电脑操作使人的头部缺乏活动且久处于同一种姿势,时间过久则出现颈椎代偿性增生。颈椎增生可以压迫神经根,引起肩周炎、上肢活动受限,严重者生活不能自理。颈椎增生还可导致供应大脑枕部的椎动脉受压,引起大脑枕部供血异常,出现头痛、头晕、记忆力下降等症状。

  ■皮肤病

  电脑在开机状态产生的静电对皮肤杀伤力很大。静电作用会使荧光屏表面吸附许多空气中的粉尘和污物。人若与电脑近在咫尺,大量的灰尘会落在皮肤上,使皮肤的毛孔堵塞,成为痘痘的“滋生地”,同时也吸附了肌肤表层的水分,使表皮脱水。而皮肤发干,有可能导致光敏性皮肤病—————皮肤上出现小红疹或红斑。

  ■腕管综合症

  长时间操作电脑,身体保持某一特定姿势,仅有手指活动,手腕关节长期、密集、反复和过度活动,逐渐形成腕关节的损伤,会出现手指麻木、头痛、头晕、耳鸣,并出现指关节、腕、肩、颈及背部肌肉酸痛、麻木和痉挛。发展下去可能导致神经受损,进而引起手部肌肉萎缩。而且女性要比男性易得,因为女性的手腕要比男性小,腕部正中神经更容易受到压迫。

  严重的话可能会患上“腕管综合症”。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当您完成打字工作后伸直您的左手五指,若指尖有抖动的感觉,那么就可以“恭喜”您已经有了此综合症的前兆了。还有您的背部时常有些麻木,这些就是打字员常见的职业病。

  其中,随着笔记本电脑的普及,笔记本电脑用户越来越多,而随之“笔记本综合症”患者也越来越多。这些笔记本用户将会遭受持续的背痛、肩痛、手腕痛和颈部疼痛等问题的困扰。这些健康问题的症结其实就在于笔记本电脑的设计存在严重缺陷,键盘和显示屏的距离太近。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与台式电脑用户相比,笔记本电脑用户经常会抱怨身体的不同部位感到疼痛。这是因为台式电脑用户可以将显示器调至水平位置,把键盘放在显示器下方20英寸处,这是最理想的一种操作姿势。

  甚至,美国一项最新研究结果表明,如果成年男性不养成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正确习惯,就有可能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殖健康。研究者称,男性最好不要将笔记本电脑放在大腿上,而应该放在桌上使用。

  ■腰椎间盘突出

  长期的前倾姿势加上缺乏活动,容易导致电脑操作者发生腰椎增生,并使后纵韧带紧张,失去弹性,引起腰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根。如果压迫了坐骨神经,则可导致根性坐骨神经疼痛,出现腰痛、下肢疼痛及活动障碍等。

  ■骨质疏松

  长期使用电脑者缺乏锻炼,就会使肌肉出现废用性萎缩,骨骼关节得不到负荷刺激,会促使破骨细胞功能活动加强而成骨细胞活动减弱,骨骼中钙盐含量下降,骨骼的脆性增加而韧性降低,在外力的作用下很容易发生骨折。

  ■痔疮

  腹部压力增加和缺乏活动可使肛周静脉回流不畅,引发直肠静脉丛迂曲,加上大便干燥,很容易引起痔疮。

  ■电脑(网络)依赖综合症

  由于长期使用电脑、网络,对电脑、网络产生依赖,一旦电脑、网络出现故障,就会出现沮丧、焦虑等心理疾病。时间长了将会导致神经衰弱,可出现较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状,如情绪不稳、易躁、易怒、头晕、头痛、失眠和健忘等。

  患者如同药物成瘾,离不开电脑。时间过久会出现性格异常,如孤独、怪僻,对周围同事、国内外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人际关系不正常,甚至导致人格异常。

  医生提供抗病六大对策

  ■注意工作环境。首先是电脑室内光线要适宜,

  不可过亮或过暗,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从而损害眼睛;其次,工作室要保持通风干爽,能使那些有害气体尽快排出;另外,最好在办公室内部种植一些可以吸收放射性物质的植物。

  ■正确的姿势。为防止脊柱的变形与驼背,您应该有良好的坐姿,如果您时常无法自控,那么建议您使用一些可以辅助您校正坐姿的电脑桌椅,使之调节好合适的高度,这些桌椅给予电脑很合理的摆放位置,并能使您舒适地身处其中。此外,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应在40-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轻度向下注视荧光屏。

  ■注意劳逸结合。一般来说,电脑操作人员在连续工作1小时后应该休息10分钟左右,期间可以多饮些茶,因为茶叶中含有茶多酚等活性物质,有吸收与抵抗放射性物质的作用。

  而对于喜欢在电脑前“度日”的白领女性,应避免长时间坐在电脑前,尽量饮用具有抗辐射作用的绿茶。不论化妆与否,都要在操作完电脑后彻底清洁面部,预防吸附在脸上的灰尘引起小痘痘,注意增加皮肤水分,每天还要保证充足饮水。

  ■尽量选择人性化的电脑产品,比如使用人体工学键盘及人体工学鼠标。现在有许多按新标准设计的键盘,如microsoft,acer等自然键盘就是为了这些问题而设计出来的。同样,人体工学鼠标对于一个长期从事电脑绘图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另外您也可以尝试一下用左手使用鼠标进行工作。这样一旦用熟之后可以为右手分担不少的工作量。

  此外,经常进行小锻炼。例如长时间打字后,可以将手指用力向手背的方向扳,这样可以缓和打字时手指向下的固定姿态所造成的短暂手指脉络麻木,长期的手指脉络麻木可能会造成多种指关节疾病。工作两小时后则可以旋转一下颈部,自己用手按摩或互相按摩,从而放松颈肩肌肉,促进代谢产物的排除,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此外,做一下颈部及躯干的伸展运动。

  ■注意补充营养。欲保护好视力,除了定时休息,还应注意补充含维生素A类丰富的食物,如胡萝卜、白菜、豆芽、豆腐、红枣、橘子以及牛奶、鸡蛋、动物肝脏、瘦肉等;而对于关节酸痛等症状,则应补钙,应该多吃如豆制品、骨头汤、鸡蛋、牛奶、瘦肉、虾等;而要增强抵抗力,则应多吃一些增强机体抗病能力的食物,如香菇、蜂蜜、木耳、海带、柑桔、大枣等。

  总之,大家应注意合理膳食。早餐应吃好,营养充分,以保证旺盛的精力,并有足够的热量; 中餐应多吃含蛋白质高的食物如瘦猪肉、牛肉、羊肉、鸡鸭、动物内脏、各种鱼、豆类及豆制品; 晚餐宜清淡多吃含维生素高的食物,如各种新鲜蔬菜,饭后吃点新鲜水果。

  不过,电脑作业者体力消耗较少,故热量摄入不宜过多,脂肪类食物应注意限制,尤其是动物脂肪不可过食。

  ■多参加体育运动等户外活动。俗话说生命在于运动,虽然IT人都很忙,难抽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但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多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自己的抵抗力。而同时,为了不被电脑束缚,大家也应该多出外走走,多与现实中的人沟通交流,舒缓心胸。

  “中国高科技是一个‘幻象’”——这是郎咸平教授最新的惊人之语。

  郎氏在最新一本洋洋26万字、名为《科幻——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战略评判》的书中断言:“中国根本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科技,因此,中国也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国的高科技思维是中餐馆似的思维,也就是不讲工序、不讲纪律的思维”、“一个没有纪律的团队是根本无法成长为微软的”。

  这本书中,郎氏祭出了他一贯的法宝——财务分析,而案例是清华紫光、方正科技、中关村科技以及联想。

  被批判的联想模式

  在郎咸平眼中,国内数得上号的高科技企业如清华紫光、方正、中关村(实际上是一间地产公司)以及大唐集团都是反面案例,唯一值得称道的仅中兴通讯一家。

  而联想成为重点的批判对象。联想“国际化+多元化”的恢宏愿景,在郎咸平眼中却是一连串的战略失误。

  郎咸平通过数据分析认为,联想早期的收购和注资行动使其资产不断增加,然而由于联想在购入新的业务时并没有详细的发展蓝图,联想的总资产虽有增加但其资产回报率却逐年下滑,由2001年的19%下降至2003年的12%。联想的互联网业务经营艰难,与赢时通的合作于1年后宣告失败,亏损超过2亿港元,其后与美国在线的合作亦因双方各自的内部问题,致使合资公司在两年内没有实际运作的情况下以亏损收场。

  郎认为,“目光短浅”主要表现在联想的IT服务业务方面。联想的IT服务业虽然一直处在亏损状态,但其业务的发展却有很高的增长,甚至比市场的增长还高出很多。例如,2003年,全国IT服务业的增长为31.5%,而联想的增长是198%;另外,联想在IT服务业内的咨询服务表现出众,2003年,联想以3.5%的市场份额首次跻身中国IT咨询市场前三名,仅次于IBM的11%及惠普的8%,在国内IT咨询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但联想却在此时戛然而止,停止进攻。在2004年7月将旗下的IT服务作价3亿元转让给亚信科技,以换取亚信科技15%的股权。联想退出,究其原因是IT服务业收入并未能达到联想预先订立的目标。郎咸平认为,联想并未给予IT服务足够的时间来达到目标,就匆忙退出,此为目光短浅之举。

  郎咸平还批判联想轻视研发,联想在2000年就一直实行“贸工技”战略,把技术放在较次要位置,在2004年才有所转变,开始重视研发,但当年只投入2亿元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还不到1.2%,而相比华为和海尔的研发投入,联想只能望其项背。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资金作为研发,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的资金,联想明显是落后的。

  当然,批评总是容易的。郎咸平在本书中并没有为中国的高科技企业给出解决方案。

  危局与幻象

  关于“幻象”的论断,不仅来自江湖。

  “中国过去保持25年GDP持续高增长是以牺牲过量能源为代价的。”一位科技部官员向本报分析。

  一组数据有力地支持这种观点:2003年国家GDP实现9.2%的增长,消耗的资源是全球原煤的31%,石油的7.4%,钢铁的27%,水泥的40%以上。

  “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一方面表现出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和物质基础越来越依靠于不可再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使得中国经济运行的基础越来越带有脆弱性,因此中国整个经济在对外贸易依存度方面表现出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一样有如此高的对外依存度:美国不到27%,日本也不到30%,而中国始终在40%左右,2004年曾经达到62%。”

  在这样背景下,2月9日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指出未来十五年“发展能源、水资源和环境等11个重点领域的技术放在优先位置,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的方针显得非常及时。

  《纲要》别有意味地表示,“事实告诉我们,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而要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在若干重要领域掌握一批核心技术,造就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

  毫无疑问,郎咸平选择了一个合适的时机表达他的“幻象”观点。

  在郎引用的2002-2003年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分析报告》显示,中国2002年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科学基础设施分别排在42位和24位,是非常低的。而中国的总体竞争力(包括经济表现、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四大指标组成),从1998年的21位下降为2002年的31位。

  郎认为,即便是这个排名结果,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经济表现”一项,“因为中国近年来一直保持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其它的几项如政府效率、企业效率、基础设施等在世界上排名一直都在30-40位左右,“一般来讲,经济增长长期的高速度是很难保持的,如果去掉这一项,我们的得分就更低了”。

  另外,郎咸平还指出中国科技研究开发效率低下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研究人员数量是世界第二,但我们的产出却在世界最低之列。”

  7个不养高科技的传统文化

  什么阻碍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进步?

  郎咸平认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举足不前,原因在于中华传统文化观念的困囿,关键并不在制度建设。

  郎认为,中国不养高科技的七个传统文化观念包括:“失败是成功之母”、“杀鸡不用牛刀”、“四两拨千斤”、“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外行领导内行”、“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郎还指出,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着思维上的困惑,例如面向研发还是面向科研,面向专家还是面向产品,面向过程还是面向结果,面向机遇还是面向战略,面向研发规律还是研发速度,面向“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

  显然,文化探源,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是其提倡新思维的出发点,但郎并未与中国政府管理层进行过对话,“我只专注于做企业的事情,并未涉及到政府体制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