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chive for 2006年2月4日


何清涟:女性沉沦的原因分析

    衡量妇女社会地位,国际上有常用的七项指标,即妇女就业率、对待男婴女婴的态度、男女青少年入学比例、男女青年就业比例、妇女在国家机构重要领导岗位上的职务比例、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个人财产在社会财富中的比例,以此七项指标判断中国,除了妇女就业率为世界第一(56%)之外,其他六项指标均不理想;若按这些指标综合衡量,在160多个国家中,中国妇女地位排132位。

影响当代中国妇女人生价值取向变化的社会压力

   近几年来,中国的报刊杂志及文学作品反映出一个令人不安的变化,即妇女的人生价值取向改变了,由原来要求自我发展,变成从婚姻中寻找出路。中国女性的自我定位发生极大变化。

   首先,妇女主要依照男性的要求设计自我的定位,如温柔美丽、善解人意、以男人的生活为自己的生活轴心、以她们所爱的男人的喜怒哀乐为自己的喜怒哀乐等。其次,自立自强的“女强人”不再被视为女人的成功典型,相反却在男性作者笔下的小说与电影中成为一种失败的社会形象,个个都面目可憎、非常可笑。第三,婚姻已被社会有意无意间渲染成女人成功的通道,不少女作者公开宣称,婚姻是女人的第二次投胎,其重要性绝不亚于第一次投胎,即所谓的“男人征服世界,女人则通过男人征服世界”,各种传媒连篇累牍发表的小女人文章,把用各种手法钓得“金龟婿”的女人描绘为成功的典型。第四,关于隐私、外遇的报道、文艺作品蔚然成风,银屏上涉及“第三者”的故事十分流行,而且对“第三者”已由八十年代的谴责转为同情兼隐隐的赞美。有的电视剧干脆将妻子描述成非常讨厌、毫无可取的庸俗妇人,而第三者却靓丽、善解人意,并且是将男人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天使。这既是中国男性主宰社会的话语扩张(银幕或文学语言),这些故事的走俏还表明社会的广泛接受度。居然还有人公开撰文,认为梁晓声谴责第三者现象是观念落后、思想陈旧,声称第三者对当代中国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中国女性从追求“半边天”的地位,到“自觉”地回归男性世界的附庸地位,是不少中国妇女在种种她们无法抗衡的社会压力之下被迫作的选择。原因首先在于,在改革前中国政府对妇女实施保护性就业与保护性参政的时候,女性并未提高自身的素质,一旦丧失政策性保护,便无法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获胜;其次,面对转型期种种伤害女性的行为,司法系统并未采取保护女性权益、维系两性平等的措施,如对“包二奶”、色情行业等现象,一直未有效地取缔。

失业率高、就业难

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中没有性别比例,全国总工会1993年对7个省、10个省属市的1230个公有制企业的调查报告,难得地说明了女职工的就业困境。被调查的这些企业共有职工92万人,其中女职工占37%以上;失业和下岗女职工达2.3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5%、失业和下岗职工总数的60%。全国总工会1996年底的统计显示,全部职工中只有39%是女性,但下岗人员中女性却高达59%、约为560万人,而男性只占41%,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说明,企业在裁减人员时多裁女职工、少裁男职工,而下岗女职工的再就业机会也少于男性。据上海市妇联统计,约三分之一的下岗女工明确表示,下岗对夫妻感情、家庭关系很有影响,家人的态度变化包括看不起、冷言冷语、不尊重她们在家中的劳动,还有少数人被丈夫离弃。而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这一比例高达41.6%。就业歧视女性同样严重,不仅女大学生就业难,很多企业变相拒招女职工;一些外资企业只使用女工的“黄金年龄”段,将招工年龄段控制在16至20岁、合同期一般定为3至5年,期满即不再与这些女职工续签合同,以避开女工的婚、孕、产期。

工作中的性骚扰

   妇女在工作环境中受到的性骚扰对她们也构成极大的压力。中国女员工受到性骚扰的现象极其普遍,沿海地区的商业机构与企业招聘女员工时大都规定:未婚,23岁(或25岁)以下,身高1.60米以上,相貌靓丽,毫不掩饰对女员工性魅力的要求。

   性骚扰构成了一种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中国一家权威的妇女研究所的热线电话接到的性骚扰报告中,被控对象里单位上司占34.4%,同事占21.3%。该报告还指出,由于各种原因,受骚扰的女性只好忍气吞声,不敢声张。在中华全国律师协会登记的所有律师事务所的接案统计中,找不到任何有关性骚扰的案例。

   中国社会科学院唐灿女士1994年专门就此事做过调查,她的调查报告谈到有36.8%的打工妹承认遭遇过性骚扰。唐灿指出,从女性在黑暗中以出卖肉体做交换,到流行在外企白领中“如何博得上司欢心”的“办公室秘籍”,性骚扰问题现在只是中国女性问题浮出水面的一部分。唐灿的文章被香港的报纸转载,国内的有关部门却称此文“有损社会安定团结”和“国家形象”,唐灿被迫写了四、五份检查。

   根据笔者在深圳生活多年的了解,广东各地相当普遍地存在着性骚扰,与内地不同的是,党政事业机关的领导干部比较收敛,因为在当地满足性消费相当容易,内地源源不断南下的年轻女子多如过江之鲫,故而一般情况下领导干部“兔子不吃窝边草”;但商业界则通行露骨的性骚扰,有的靓女在被招工的当天就受到严重的性骚扰。久处在这种环境中,部分受骚扰女性会把为上司提供性服务作为自己找工作、升迁的筹码。

婚姻家庭的脆化

   西方学者认为,经济发展状况与离婚率成反比,经济萎缩时离婚率下降,经济繁荣时离婚率上升,中国的情况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在先富起来的那批人当中离婚现象也最突出。据报道,从八十年代开始,中国的离婚率上升了近三倍,其新特点是中年、老年的离婚率高于任何其他年龄段的人,离婚最集中的三个年龄段依次是50岁至54岁、40岁至44岁、60岁以上,因为八十年代这三个年龄段的人的经济地位变动最明显。到九十年代,夫妻的年龄差距也开始拉大,九十年代中期丈夫比妻子大十岁的比例比1987年增加了14.5个百分点,这种大男小女的婚配状况一般都是男子富裕以后与原配偶离婚后再婚。

   广东沿海地区富裕者相对集中,传统的一夫一妻制家庭受到严重挑战,出现了一夫一妻多个临时性伙伴制,或一夫一妻多妾制。深圳一些有钱男人堂而皇之地宣称,男人一生要想完美,需要结三次婚,30岁、40岁、50岁各娶一个靓女。广东省妇联曾做过几次调查,发现该省“包二奶”现象相当普遍,整个珠江三角洲至少有几十万“二奶”,而养妾者大都是经济条件较好的企业负责人、个体商人、以及部分干部,少部分“二奶”还受过高等教育。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始终未纳入正式的科研课题,因此没有全国性的调查数据,但可从各地曝光的大、要案中发现,98%以上的贪污腐败案件的主角都拥有一位甚至数位“情人”,而且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用公款嫖娼、获得异性按摩等各种性消费。

   目前深圳还出现了一种另类的男女性关系,即一些男人不愿花高昂成本包“二奶”,就在周边地区的工厂里找个打工妹,给其配一个传呼机,在方便时随时幽会,每次给女方几百元钱。据说这些打工妹也心甘情愿,这样挣来的钱比打工要高得多。

婚姻的实用化与性的商品化

   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中价值层面被颠覆得最彻底的,就是婚姻与恋爱观。中国女性遭遇到的种种社会压力使她们没有安全感,而妇女们选择自强自立又面临那么大的风险,于是她们往往将自己的人生寄望于婚姻,强化了依附男人的心理。这使得女子择偶过程中出现了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几乎成为许多妇女的共识;与此同时,女性逐渐丧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之后,她们的受教育程度只不过是性商品资本增值的手段。

   九十年代媒体上出现的“完美女性”描述是:“在客厅里象贵妇、在厨房里象仆妇、在卧室里象荡妇、在其他男人面前象贞妇。”这样的女性形象已成了部分城市女性刻意追求的自我塑型。在一家著名卫视的速配节目中,就曾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在陈述自己的求偶条件时,以上述语言表述自己的“美德”,认为自己同时兼具“完美女性”的四种素质。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男性“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在新时代的变种,也反映中国男性利用他们的性别优势对女性提出不合理的要求,而女性认同这一标准,则完全是在各种社会压力下的一种不由自主的退让。

   九十年代中国女性的择偶标准极度金钱化,社会上少数富有的、或在权势部门的男性,成为趋之若骛的对象。例如,1999年武汉市“千万富翁”方忠征婚,成为传媒的聚焦点,那1500余名参加征婚的佳丽当中,不仅有在校大学生,还有博士生、以及在国外见过些世面的留学人员。

   有几位年青女子用股场语言向笔者谈论择偶原则,十分具有代表性。她们认为,选婿如选股,事业有成、钱袋饱满的男子是“绩优股”,在婚姻市场上牛气冲天,是“女股民”竟相追捧的对象;这样的“绩优股”多值壮年,虽早已成家、受到“内部人”的控制,但“绩优股”穿跃于“花丛”之中,活得潇潇洒洒;而“内部人”却活得很累,因为她们的“控股”地位并不稳定,经常面临“第三者”的恶意“收购”,不得不与经常更替的“第三者”们进行殊死战争。年青女子们并不将做“第三者”视为畏途,她们认为,两个(或多个)女人比赛性魅力是一场“公平竞争”,“第三者”最好是先做“债券”(第三者),再争取“债转股”(由情妇成妻子)。如此“炒股”虽然艰难了一些,但总比“买”一只前途未卜的“原始股”好。更何况,辛辛苦苦将发展前途不明的“原始股”培育成“绩优股”,也还得再面临“第三者”们要求“债权转股权”、争夺“控股权”的严重威胁,以往同甘共苦的经历在这种“性战争”中未必有用。

女大学生的“贤妻良母”观

   受教育本来是提高女性自强自立精神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现阶段在中国却出现了一种极具讽刺意义的趋势,青年女性努力挤进高等教育的窄门,但目标却是贤妻良母。

   闵冬潮曾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做过调查,然后写了“浅议当代中国大学生的女性观”一文,谈到为数众多的女大学生们现在更关注女性传统角色的回归,她们认为,以往宣传妇女解放时所提倡的男女平等,是在生存竞争中对女性设有保护与照顾机制的条件下才出现的,这种妇女解放是以婚姻家庭的松散和女性风度魅力的丧失为沉重代价的,现在的女大学生们不愿意再付出这种代价,转而追求一种更为实际的生活道路。这一特点在北京大学这类重点学府中显得更为明显,一般来说,这种学校中男生比女生多,素质比女生强,于是形成一种男生占有绝对优势的竞争环境,给女生造成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女生还没加入竞争就在心理上败下阵来,开始为自己寻找另外的人生道路。如北大历史系88级的一些女生,一进校门就开始考虑如何把自己培养成家庭主妇,她们以日本妇女为楷模,学习化妆、裁剪、烹调等,而对专业课程并不感兴趣。北大的女生部长就宣称:“女生部的宗旨就是要把北大的女生培养成为未来的贤妻良母。”北大外语系一位女生说得更为明白:“为丈夫补袜子的妻子,她的价值决不亚于一个女总统!”这些女生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价值观,是校外潜在的社会压力的结果,也与校内同学之间的社会压力有直接关系。例如,北京大学百分之八十的男生都表示,他们不能容忍女孩子与他们并驾齐驱。为了得到一个具体的男人的承认,女生们开始自我塑型。

   如果说在婚姻市场上性魅力的竞争还只是性商品化的一种间接表现,那么当今在中国繁荣不衰的娼妓业,则是性商品化的直接表现。这个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无法展开,只指出一点,由于男人们嫖娼的要求越来越高,高学历的坐台女应运而生。笔者曾问过一位自称某名牌大学毕业的坐台女,为什么选择这一行?她竟然回答,在这种场合认识成功人士的机会比她在工厂里的机会多。学历在这一行业中体现“价值”,应算是性商品化潮流中的一种特殊产物。

妇女生存状态对社会的影响

   首先,婚姻家庭的脆化导致女性犯罪率上升。在这种脆化的婚姻关系中,受伤害者往往是妇女与孩子。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项调查指出,家庭破裂对女性心理的打击相当严重,近年来该市法院受理了近两万件离婚案,近七成被判决离婚,一些迫不得已离婚的妇女采取极端的报复行动;另一些妇女则陷入婚姻失败的阴影中不能自拔,又不懂得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自暴自弃,被人唆使、摆布,跟随不法分子犯罪。该报告还指出,近年来女性犯罪以盗窃、吸毒和抢劫为主,其中盗窃案最多,毒品案件则大有赶超势头,女性参与诈骗、营黄贩黄、拐卖绑架儿童、出售运输假币的案件也有增长趋势,女性利用职务之便经济犯罪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其次,婚姻家庭问题直接引起未成年人犯罪率攀升。据对婚姻家庭问题日益突出的深圳市200名犯罪青少年的家庭背景调查,家庭结构严重残缺的占39%,家庭暴力现象突出的占44%。其他类似调查也证明了同样的事实。

   第三,妇女问题不但关系到一个国家当前近半数的人力资源的素质,还关系到将来人力资源的总体素质。人力资本理论已证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方式,是提高劳动者的教育水平,其收益率高于物质资本的收益率。据研究,劳动者每增加一年的教育所带来的工资增长率,女性高于男性,这意味着投资女性人力资本的收益率,大于投资男性,所以增加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有益于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据一项在危地马拉的调查,由于男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用于无效益甚至负效益的消费(抽烟、喝酒、嫖娼等),所以要改善家庭内孩子的营养,其开支往往主要来自母亲收入的增加。从女性人力资本的社会效益看,母亲的教育水平对后代的发育成长的影响,比家庭结构、家庭规模、收入、民族、父亲教育程度等都大。13个非洲国家在1975年至1985年间的数据表明,妇女识字率每提高10%,儿童死亡率就下降10%,而男子识字率的提高对此影响甚微。对25个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健康调查表明,若其他条件相同,母亲甚至只要受1至3年的教育,就足以使儿童死亡率下降6%。

一句西谚云:“推动摇篮的手是推动世界的手。”如果中国当前的社会环境迫使女性在解放的道路上倒退,并剥夺她们的人格尊严,将来受惩罚是整个民族。

   有一个说法:一流人才在企业,二流人才在学界,三流人才在政界,这大概是当前开放社会普遍的现象。若有人说一流人才在小学当老师,恐怕很多人难以置信,甚至当笑话看。然而,对台湾人来说,一流人才在小学当老师,很多人一点都不会怀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可说来话长。

   台湾光复后,日本人撤离台湾,原来在学校任教的日本籍老师当然也跟着撤离,一时之间,学校缺了许多老师,当时一团乱,学校没能好好发展,许多学校老师都是拉人充数,只要念过书的都可以在学校当老师。

   国民党撤守台湾后,开始积极发展教育,于是陆续在各地增设师范学校,为了鼓励优秀的人才就读,提供完全公费,除了免缴一切学杂费之外,还有伙食费、书籍费、服装费,学期当中没用完的,都会发还学生,例如寒暑假不在学校用餐,学生一开学就可以领到一笔不少的伙食费〈不少是相对当时的穷学生而言〉,书籍费、服装费通常也都有结余领回,可以说,只要考进了师范学校,从此不但家庭不用负担任何费用,有时还可以拿点钱回家。

   毕业之后,透过公开透明的方式,选填志愿,分发到各地学校教书,每个人都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和稳定的薪水,教师工作环境甚少受到无谓的干扰,教师地位普便受到家长尊重,加上薪水比一般公务员还高,许多人愿意选择老师作为终身的职志。在那个普遍皆穷的年代,进师范,当老师,成为普通家庭的愿望,尤其是出身农家的穷苦孩子,进师范更是继续念书的最佳途径。

   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台湾各地共有十所师范学校,每个学校每年招生人数大约一两百人,每年每校报考人数通常都在三千人以上,有些学校甚至超过七千人,录取率通常在百分之三左右,可以想见,能过考取师范都是学生中的佼佼者,称他们是一流人才实也不为过。

   这些老师遍布城市、乡村,上到高山,也到离岛,为台湾的教育打下一片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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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台灣教育部近日公佈的一個提升師資方案,供大家參考。

   「高素質的教育來自高素質的教師」投入4年40億,全力提升師資培育素質

    民國83年「師資培育法」公布施行以後,我國師資培育政策走向多元儲備性制度。而所謂師資培育多元儲備,係匯聚各師資培育之大學多樣豐富特色,然綜觀現行師資培育雖已富多元性,惟師資培育素質仍待提升。因此,教育部為落實「優質適量、保優汰劣」之師資培育政策目標,除了在93年度頒布「師資培育數量規劃方案」外,更進一步將於今(95)年2月頒布「師資培育素質提升方案」,自95年至98年,將大幅投入新台幣40億經費,全力提升師資素質。

  該方案對應師資培育法五大層面分別定有九項行動方案,包括:
(一)師資養成:方案一 建立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
                     方案二 協助師範/教育大學轉型發展、
                     方案三 規範師資培育機構績效評鑑與進退場機制;
(二)教育實習:方案四 增強教育實習效能;
(三)資格檢定:方案五 健全教師資格檢定制度;
(四)教師甄選:方案六 建置師資人力供需資料系統與督導機制;
(五)教師專業成長:方案七 提高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學歷、
                     方案八 強化教師專業能力發展、
                     方案九 推動教師揚優汰劣與不適任教師淘汰機制。

——读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感想

顾则徐

读朱学勤先生《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一文,为他平淡的文字而久不能平静。此文不知朱学勤先生写于何时,记得这次不是第一次读到,彼时并没有如现在的心旌摇动。人的心境就如水面,同样丢了块石子进去,倘是大湖就如什么都没有发生,倘是杯水则就是波涛汹涌了。

朱学勤先生对鲁迅的认识,了悟于八十年代最后一年,正是这样一悟,便既超越了自己先前的或信奉或厌烦,也超越了当下很多的人们。鲁迅,自从中国有了鲁迅之后,他就成了个不死的幽灵,时或出入在人们的灵魂当中,逼着人们要排斥他、否定他、忘却他,但一当眼见、身历了人生的惨烈,便“明白自己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身在的是鲁迅的铁屋,喉咙里滚动着鲁迅的呐喊,终于无法摆脱鲁迅的野草宿命。

朱学勤先生以否定、悲怆的语气设问:“中国人成天念叨鲁迅,有无一人敢于继承他的精神、他的风格?”于这设问,我是很不同意的。既然中国已经有过鲁迅,而我们“所处的年代还是鲁迅的年代”,则鲁迅的继承就自然是一定。对鲁迅真正的继承不是崇拜,更不是简单的膜拜、模仿,而是精神的继承;由于鲁迅的曾经被改造为伪鲁迅,因此,对鲁迅的继承甚至可能是在某种状况下所采取的对“他”进行无情批判和否定的方式。对鲁迅继承的复杂性是“这个轻佻的当下”的沉重和深刻。包括朱学勤先生的本文,便是对鲁迅最好的继承一例,是深得鲁迅三昧的。

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人继承鲁迅,而在于能否继承好鲁迅,能否在继承中超越鲁迅,诞生出新的鲁迅。这是个太困难、太困难的题目。

我比朱学勤先生晚生,略有幸运,读中学时正好文革结束,可以读点书了。那时书真“多”,中外作家的经典作品来不及读。在各种作品中,我最喜欢上的,便是鲁迅。所以,我之喜欢读鲁迅,与早生的朱学勤先生只有鲁迅可读,应该是有些许区别的;也就是说,我对鲁迅的喜欢,是从有所比较中自觉开始的。大概我生性古板,喜欢了鲁迅,便从那时也立志了要继承鲁迅,以至于今,真正是花岗岩脑子,始终矢志不逾。以我的体验,继承鲁迅不难,继承好鲁迅、超越鲁迅实难。

第一件难事,是沉静。鲁迅是沉静的,抄碑帖时是默默的,当作家时也还是默默的。《新青年》同仁开会,鲁迅去得不多,言也少发。那时周作人大概还很随兄长的主意,发言经常要说回去听家兄的意见,或说家兄的意思如何如何,大家通常也把周作人的发言当作周氏兄弟的共同意见,可见鲁迅之少露面。鲁迅的稿子,他自己说是“听命”,当中的意思其实包涵着是应了钱玄同的热情催讨。鲁迅当然也发言,也演讲,但沉静才是他真的底蕴,用文字说话才是他始终的根本。但这沉静中是一种爆发,是火热的心肠。陈独秀把《新青年》带到上海后,原来的同仁中只有鲁迅仍然默默地寄稿子给他,令陈独秀十分感动。正是这样一种沉静,所以,鲁迅是最“韧”,五四或《新青年》的总司令、副司令们都去做了其它,只是普通一将的他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悄悄接过了旗帜,独立地坚持扛了下去,因此,五四或《新青年》真正的晚唱,是鲁迅一个人的低吟。

第二件难事,是独立。即使在《新青年》同仁中,鲁迅也是独立的,虽说他“听命”,但“听命”这个词深处本就表明了对自己的保留。陈独秀等人有着非凡的识见,只要鲁迅有稿子就是最好,稿子是写什么、怎么写断没有人干涉,没有人会突破鲁迅“听命”时所保留自己的绝对独立底线,没有人指令或劝告鲁迅应该写什么、怎么写。那是个天才聚集着的美好、神圣而伟大的日子。鲁迅后来“听命”于“左联”,就如一只天鹅跌进了鸭棚,虽然当起了“鲁司令”(毛泽东语),但终究是只天鹅,不是鸭子,是件极痛苦的事。鲁迅拒绝疗养和根本治疗,表面说是有很多事要做,具体可能也跟经济能力有关,但根本我以为是鲁迅从心底求死,他的第二次“听命”感受,已经让他预见了恶劣的将来,避免之途唯有求死,在战斗中中箭落马,或疲惫而僵,以不真见将来为最好。

第三件难事,是至勇。鲁迅是懦弱的,他做不了陈天华、秋瑾、徐锡麟那等英雄,他只是个瘦小的书生。炸弹扔下来了,便要躲到内山书店去逃难,唤个妓女来喝杯茶解闷。鲁迅又是刚勇的;不仅刚勇,而且至勇。鲁迅作为一个普通人,不过手无缚鸡之力之徒;但作为一个文人,则有着傲然于所有的骨气,是块硬骨头。勇,是于文人最紧要的品格,是文人能否成为真的文人的根基。至勇,是勇之最高境界;这一点,鲁迅是大致做到了。

第四件难事,是学问。学问有两个方面,一是驳杂,一是专精。文人未必一定可以做到创造,但真的文人于学问终究要真有才是。或可以驳杂,或可以专精,但《新青年》同仁的优秀处,是几乎每个人都既驳杂又专精,每个人都于渊博中有自己的拿手活,鲁迅自不例外,他们的学问都居于了大家水平。在这一点上,鲁迅与胡适、与陈独秀等,彼此都是心心相通的,是高手相聚。作为核心的陈独秀此人,在学问方面性格孤傲,要让他接受、尊重并合作,庸庸之辈是走不到跟前的。今人继承鲁迅,由于时代不一样,应该要求更高,不仅涉及朱学勤先生所言“鲁迅的社会批判、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钱穆的严谨学业”问题,而且在学问方面要兼具鲁迅的深邃、胡适的态度、钱穆的建树才行。

第五件难事,是文学。鲁迅毕竟是文学家,即使说他是思想家,终究也是文学家的思想家——这一点,是至今研究者混淆弄不清的。大半个世纪来对鲁迅本人的全部评价,最精当的仍然是作为曾经同仁的晚年陈独秀,他一是肯定鲁迅一贯的独立精神,一是认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鲁迅的文字艺术,或由于历史的曾经独领风骚的原因,客观上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化了标准或参照,象巨大的天穹覆盖着我们全部的文字文化,继承鲁迅一方面无法摆脱这一遗产,另一方面又必须突破他的这种桎栝。继承鲁迅并不等于去做文学,但终究有一个文学性或文字的艺术性问题。今有余杰先生,北京大学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教授弟子,或有“小鲁迅”之称,但从他文章的文学性言,实在还与这称呼有着很遥远的距离。如果撇开文学性谈继承鲁迅,则继承的就不是完全的鲁迅,或是失去主体了的鲁迅,其前提仍然是对鲁迅的扭曲评价,是先扭曲了鲁迅的再继承。

以上五条,要做到任何一条都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勇,中国真的文人进行研究、写作,头上是悬着达摩克里斯剑的,一方面,就格外需要继承鲁迅;另一方面,倘要保得性命,或不陷囹圄,又最不能继承鲁迅。有勇气,就是极了不起的事了;要至勇,等于是拼命。继承鲁迅,并不等于要同意鲁迅的观点,并不等于模仿他的文风,所以,我以为对鲁迅的思想和文字尽可以有各种理解——比如我的朋友李槟(槟榔)先生便有鲁迅左派之称——,也不应该把他当绝对,而应该进行批判。但既然说是继承鲁迅,倘要继承好并超越他,在以上五条的努力则是必须。

作以上感想,于我更是自勉。

2005-3-21

附:

《我对于鲁迅之认识》

陈独秀

原栽1937年11月21日《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49期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道理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我们知道正常情况下bnupdate.exe直接运行会跳出对话框提示不能单独运行。其实还是有办法通过bnupdate.exe来手动运行官方升级的。我们先来看看官方升级的流程(本人的魔兽安装在E:Warcraft III):

一、在线升级
1. 进入游戏连接到战网下载升级的mpq
2. 游戏程序修改注册表如下: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Battle.netPatch]
“Patches”=”E:\Warcraft III\W3XP_IX86_119B_120A_zhCN.MPQ”
“KeepFiles”=dword:00000001
“SrcData”=”E:\Warcraft III\War3.mpq”
“DstData”=”E:\Warcraft III\War3Patch.mpq”
“Launcher”=”E:\Warcraft III\War3.exe”
“SrcData2″=”E:\Warcraft III\War3_med.mpq”
“DstData2″=”E:\Warcraft III\War3Patch_med.mpq”
“SrcData3″=”E:\Warcraft III\War3_low.mpq”
“DstData3″=”E:\Warcraft III\War3Patch_low.mpq”
3. 游戏自动退出并且运行bnupdate.exe

二、使用官方提供的exe升级
1. 运行exe后自动修改注册表如下:
[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Battle.netPatch]
“Patches”=”E:\Warcraft III\War3TFT_120a_Chinese_Simp.exe,Patch_War3x.mpq”
“KeepFiles”=dword:00000001
“SrcData”=”E:\Warcraft III\War3.mpq”
“DstData”=”E:\Warcraft III\War3Patch.mpq”
“Launcher”=”E:\Warcraft III\War3.exe”
“SrcData2″=”E:\Warcraft III\War3_med.mpq”
“DstData2″=”E:\Warcraft III\War3Patch_med.mpq”
“SrcData3″=”E:\Warcraft III\War3_low.mpq”
“DstData3″=”E:\Warcraft III\War3Patch_low.mpq”
2. exe自动退出并且调用bnupdate.exe(官方的升级exe其实是一个exe文件头加上升级的mpq组成,bnupdate会自动寻找mpq部分升级,所以原理和官方在线升级基本相同)

综合以上所述,我们只要修改注册表就可以手动运行bnupdate.exe(具体修改参考上面提供的注册表项)

不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拥有升级mpq,一般需要正版用户登录战网自动升级后才能获得,其实也可以通过bnftp来获得,无论你是不是正版用户。

首先提供一个工具bnftp: 点击下载

如何使用这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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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提示输入要下载的mpq文件名,输入你需要的mpq文件名就可以了。


此处再解释一下升级mpq的文件名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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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表示游戏类型,WAR3就是魔兽争霸混乱之治,W3XP就是寒冰王座

BBBB表示游戏平台,IX86是Windows版,XMAC是MacOS版

CCCC表示游戏的原版本,比如1xx表示任意版本,119A表示1.19(每个版本号的第一个版本一般后面要加A),119B表示1.19B

DDDD表示升级后的版本,比如120A表示1.20

EEEE表示游戏语言版本,常见的如:zhCN(简体中文), enUS(美国英语), zhTW(台湾中文), deDE(德语), itIT(意大利语)等等

举两个完整的例子: W3XP_IX86_1xx_120A_enUS.MPQ表示任意英文寒冰王座升级到1.20的mpq, W3XP_IX86_119B_120A_zhCN.MPQ表示1.19B中文寒冰王座升级到1.20的mp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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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印度似乎已彻底摆脱了其不慌不忙的“印度增长速度”,即2%到3%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速度,其经济表现正开始接近东亚的水平。从2005年4月至6月,印度的GDP增长了8.1%,而上年同期的增长为7.6%。
 
更令人惊叹的是,印度建新厂和设备的国内投资只及中国的一半水平,外国直接投资也只有中国的10%,却取得了这一成就。过去两年,尽管中国的GDP维持了高增长,但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将近50%的GDP投资到了国内的工厂和设备上,差不多与印度的整个GDP相当。这一比例超过任何其它国家,甚至超过了中国在中央计划经济年代里自己夸大的水平。证据明显依旧:中国的增长源自庞大的资源积聚,而印度的增长则来自不断提高的效率。

  微观经济学证据也能更清楚地说明印度的情况。印度股市近年来猛涨,而中国的情况则截然相反。2001年,上证指数达2200点,而到2005年时,一半的财富都蒸发掉了。2005年4月,上证指数为1135点。一边是股市急剧下滑,一边是GDP年增长超过9%。很难再找出一个这样的国家,卓越的宏观经济表现和惨淡的微观经济表现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这两种模式的融合是个时间问题。

  那么,为什么印度在变强呢?经济学家和分析师往往都嘲笑印度没有能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这种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偏执既奇怪又有害。学术研究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外国直接投资与负责的经济政策、教育投资、健全的法制和金融制度相比,是经济发展的最佳道路。事实上,人们很容易就能想到反例。20世纪60年代的巴西是外国投资者的宠儿,但巴西最终辜负了他们的期望。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得到的外国直接投资很少,但却成为了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体。

  经济试金石并非在于一国能否吸引到大量外国直接投资,而在于该国是否有培养创业、支持健康竞争,以及相对免受粗暴政治干预的商业环境。在这方面,印度比中国做得出色。印度出现了一批世界级企业,包括软件业的信息系统公司(Infosys)、制药业的兰伯西制药(Ranbaxy)、汽车零部件业的巴夏汽车公司(BajajAuto),以及汽车装配业的Mahindra。它们的出现绝非偶然。

  尽管印度的金融体系有许多缺陷,但它却不像中国的金融体系那样歧视小型私人企业。信息系统公司就受益于这一体系。该公司由7名创业家创办,他们都没多少政治方面的社会关系,20世纪90年代初,在没有硬资产的情况下,他们成功地从印度的银行与股票(相关:理财 财经)市场获得了资金。无法想象一家中国银行,会贷款给类似信息系统公司的中国企业。

  中国赖以成名的世界级制造企业,几乎毫无例外全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产物,而非中国本土公司的产物。没错,“中国制造”的标签,仍然比“印度制造”的标签更为普遍,但在中国制造并不一定是由中国制造。用不了多久,“印度制造”将成为“由印度制造”的同义词,印度人不仅会从全球化中获得工资收益,还会把利润也留在手里,这可与中国的诸多情况不同。

  对印度的悲观常常都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人们认为,印度的基础设施达不到中国的水平,因此无法与中国竞争。这又是一个“中国神话”,认为该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基础设施的大笔投资。这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性错误解读。20世纪80年代时,中国的基础设施很糟糕,但经济表现极为出色。中国是在经过多年的经济增长和财力资源积累之后,才建设了它的基础设施,而不是在这之前。“中国奇迹”的产生,并非因为它有耀眼的摩天大楼和现代化的高速公路,而是因为大胆的经济自由化与制度改革(尤其是80年代初的农业改革)带来了竞争,并培育了私人创业家。

  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犯了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它建造了许多世界级的设施,但教育投资严重不足。中国的研究人员透露,无法念完中学的农村儿童比例大得惊人。与此同时,印度则一直默默地持续增加教育投入,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对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力资本的质量与数量,远比实物资本的质量与数量来得重要。看来印度的政策重心是正确的,如果中国不马上对农村教育进行投资,就可能会丧失相比印度的真正竞争优势,也就是教育良好的熟练工人,正是这些人推动着制造业的成功。

  除非中国着手进行大胆的制度改革,否则印度在今后20年的表现也许会大大超过中国。但如果运气好的话,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将是中国。中国将被迫反省自身经济模式的缺点,并戒除90年代时染上的自满情绪。80年代时,中国在经济自由化方面遥遥领先于印度。如今,它在若干关键的方面落后了,比如允许更多外国投资和国内私人资金进入金融部门的改革。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原载1月31日《万科周刊》,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国际管理副教授,本报有删节)。

马克思 恩格斯
1848年  
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详细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它用这种文字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印过十二种不同的版本。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发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有法译本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上发表;现在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国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60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论述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促了,我们来不及做这件工作。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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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年俄文版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

当时(1847年12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正好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美国正通过移民在吸收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提供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能够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这种农业生产的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特别是英国迄今为止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觉醒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沙皇被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主义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尔·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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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德文版序言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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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英文版序言

《宣言》是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发表的,这个同盟起初纯粹是德国工人团体,后来成为国际工人团体,而在1848年以前欧洲大陆的政治条件下必然是一个秘密的团体。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的同盟代表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完备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手稿于1848年1月用德文写成,并在2月24日的法国革命前几星期送到伦敦付印。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前不久在巴黎出版。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刊载在乔治·朱利安·哈尼的伦敦《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同时也出版了丹麦文译本和波兰文译本。

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这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第一次大搏斗的失败,又把欧洲工人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要求暂时推到后面去了。从那时起,争夺统治权的斗争,又像二月革命以前那样只是在有产阶级的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了;工人阶级被迫局限于争取一些政治上的活动自由,并采取中等阶级激进派极左翼的立场。凡是继续显露出生机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运动,都遭到无情的镇压。例如,普鲁士警察发觉了当时设在科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一些成员被逮捕,并且在经过18个月监禁之后于1852年10月被交付法庭审判。这次有名的“科隆共产党人案件”从10月4日一直继续到11月12日;被捕者中有7人被判处了3-6年的要塞监禁。宣判之后,同盟即由剩下的成员正式解散。至于《宣言》,似乎注定从此要被人遗忘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重新聚集了足以对统治阶级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力量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但是这个协会成立的明确目的是要把欧美正在进行战斗的整个无产阶级团结为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立刻宣布《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国际必须有一个充分广泛的纲领,使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都能接受。马克思起草了这个能使一切党派都满意的纲领,他对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发展充满信心。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人们认识到他们的各种心爱的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为他们更透彻地了解工人阶级解放的真正的条件开辟道路。马克思是正确的。当1874年国际解散时,工人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法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那些很久以前大多数已同国际决裂的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去年在斯旺西,工联的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的确,《宣言》的原则在世界各国工人中间都已传播得很广了。

这样,《宣言》本身又重新走上了前台。从1850年起,德文本在瑞士、英国和美国重版过数次。1872年,有人在纽约把它译成英文,并在那里的《伍德赫尔和克拉夫林周刊》上发表。接着又有人根据这个英文本把它译成法文,刊载在纽约的《社会主义者报》上。以后在美国又至少出现过两种多少有些损害原意的英文译本,其中一种还在英国重版过。由巴枯宁翻译的第一个俄文本约于1863年在日内瓦由赫尔岑办的《钟声》印刷所出版;由英勇无畏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文本,于1882年也在日内瓦出版。新的丹麦文译本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新的法文译本于1886年刊载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有人根据这个译本译成西班牙文,并于1886年在马德里发表。至于德文的翻印版本,则为数极多,总共至少有12个。亚美尼亚文译本原应于几个月前在君士坦丁堡印出,但是没有问世,有人告诉我,这是因为出版人害怕在书上标明马克思的姓名,而译者又拒绝把《宣言》当做自己的作品。关于用其他文字出版的其他译本,我虽然听说过,但是没有亲眼看到。因此,《宣言》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现代工人阶级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

可是,当我们写这个《宣言》时,我们不能把它叫作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即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都已经降到纯粹宗派的地位,并在逐渐走向灭亡;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凭着各种各样的补缀办法,自称要消除一切社会弊病而毫不危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阶级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只有工人阶级中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公开表明必须根本改造全部社会的那一部分人,只有他们当时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粗糙的、尚欠修琢的、纯粹出于本能的共产主义;但它却接触到了最主要之点,并且在工人阶级当中强大到足以形成空想共产主义,在法国有卡贝的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可见,在1847年,社会主义是中等阶级的运动,而共产主义则是工人阶级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自始就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那么,在这两个名称中间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就是毫无疑义的了。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虽然《宣言》是我们两人共同的作品,但我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属于马克思的。这个思想就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在我看来这一思想对历史学必定会起到像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所起的那样的作用,我们两人早在1845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程度,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就是最好的说明。但是到1845年春我在布鲁塞尔再次见到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考虑成熟,并且用几乎像我在上面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

现在我从我们共同为1872年德文版写的序言中引录如下一段话:

“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这个《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某些地方本来可以作一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的论述(第四章)虽然在原则上今天还是正确的,但是就其实际运用来说今天毕竟已经过时,因为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彻底扫除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力来加以修改。”

本版译文是由译过马克思《资本论》一书大部分的赛米尔·穆尔先生翻译的。我同他一起把译文校阅过一遍,并且我还加了一些有关历史情况的注释。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1月30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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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德文版序言

自从我写了上面那篇序言以来,又需要刊印《宣言》的新的德文版本了,同时《宣言》本身也有种种遭遇,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1882年在日内瓦出版了由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第二个俄译本,马克思和我曾为这个译本写过一篇序言。可惜我把这篇序言的德文原稿遗失了,所以现在我只好再从俄文译过来,这样做当然不会使原稿增色。下面就是这篇序言:

“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这种看法今天是不可能有了。在《宣言》最初发表时期(1848年1月)卷入无产阶级运动的地区是多么狭小,这从《宣言》最后一章《共产党人对各国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中可看得很清楚。在这一章里,首先没有说到俄国和美国。那时,俄国是欧洲全部反动势力的最后一支庞大后备军,向美国境内移民吸收着欧洲无产阶级的过剩力量。这两个国家,都向欧洲供给原料,同时又都是欧洲工业品的销售市场。所以,这两个国家不管怎样当时都是欧洲社会秩序的支柱。

今天,情况完全不同了!正是欧洲移民,使北美的农业生产能够大大发展,这种发展通过竞争震撼着欧洲大小土地所有制的根基。此外,这种移民还使美国能够以巨大的力量和规模开发其丰富的工业资源,以至于很快就会摧毁西欧的工业垄断地位。这两种情况反过来对美国本身也起着革命作用。作为美国整个政治制度基础的自耕农场主的中小土地所有制,正逐渐被大农场的竞争所征服;同时,在各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和神话般的资本积聚第一次发展起来了。

现在来看看俄国吧!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不仅欧洲的君主,而且连欧洲的资产者,都把俄国的干涉看作是帮助他们对付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无产阶级的唯一救星。他们把沙皇宣布为欧洲反动势力的首领。现在,沙皇在加特契纳已成了革命的俘虏,而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

那么试问:俄国农民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必须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1882年1月21日于伦敦”

大约在同一时候,在日内瓦出版了新的波兰文译本:《共产党宣言》。

随后又于1885年在哥本哈根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丛书》的一种出版了新的丹麦文译本。可惜这一译本不够完备;有几个重要的地方大概是因为译者感到难译而被删掉了,并且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草率从事的痕迹,尤其令人遗憾的是,从译文中可以看出,要是译者细心一点,他是能够译得很好的。

1886年在巴黎《社会主义者报》上刊载了新的法译文;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译文。

同年又有人根据这个法文本译成西班牙文,起初刊登在马德里的《社会主义者报》上,接着又印成单行本:《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著,马德里,社会主义者报社,埃尔南·科尔特斯街8号。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件奇怪的事。1887年,君士坦丁堡的一位出版商收到了亚美尼亚文的《宣言》译稿;但是这位好心人却没有勇气把这本署有马克思的名字的作品刊印出来,竟认为最好是由译者本人冒充作者,可是译者拒绝这样做。

在英国多次刊印过好几种美国译本,但都不大确切。到1888年终于出版了一种可靠的译本。这个译本是由我的友人赛米尔·穆尔翻译的,并且在付印以前还由我们两人一起重新校阅过一遍。标题是:《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著。 经作者认可的英译本, 由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校定并加注,1888年伦敦,威廉·里夫斯,东中央区弗利特街185号。 这个版本中的某些注释,我已收入本版。

《宣言》有它本身的经历。它出现的时候曾受到当时人数尚少的科学社会主义先锋队的热烈欢迎(第一篇序言里提到的那些译本便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不久以后它就被那随着1848年6月巴黎工人失败而抬起头来的反动势力排挤到后台去了,最后,由于1852年11月科隆共产党人被判刑,它被“依法”宣布为非法。随着与二月革命相联系的工人运动退出公开舞台,《宣言》也退到后台去了。

当欧洲工人阶级又强大到足以重新对统治阶级政权发动进攻的时候,产生了国际工人协会。它的目的是要把欧美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联合成一支大军。因此,它不能从《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出发。它应该有一个不致把英国工联,法国、比利时、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蒲鲁东派以及德国的拉萨尔派拒之于门外的纲领。这样一个纲领即国际章程绪论部分,是马克思起草的,其行文之巧妙连巴枯宁和无政府派也不能不承认。至于说到《宣言》中所提出的那些原则的最终胜利,马克思把希望完全寄托于共同行动和共同讨论必然会产生的工人阶级的精神的发展。反资本斗争中的种种事件和变迁,—-而且失败更甚于胜利—-不能不使进行斗争的人们明白自己一向所崇奉的那些万应灵丹都不灵,并使他们的头脑更容易透彻地了解工人解放的真正的条件。马克思是正确的。1874年,当国际解散的时候,工人阶级已经全然不是1864年国际成立时的那个样子了。罗曼语族各国的蒲鲁东主义和德国特有的拉萨尔主义已经奄奄一息,甚至当时极端保守的英国工联也渐有进步,以致1887年在斯温西,工联的代表大会主席能够用工联的名义声明说:“大陆社会主义对我们来说再不可怕了。”而在1887年,大陆社会主义已经差不多完全是《宣言》中所宣布的那个理论了。因此,《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1848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世界各国千百万工人共同的纲领。

可是,当《宣言》出版的时候,我们不能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宣言。在1847年,所谓社会主义者是指两种人。一方面是指各种空想主义体系的信徒,特别是英国的欧文派和法国的傅立叶派,这两个流派当时都已经缩小成逐渐走向灭亡的纯粹的宗派。另一方面是指形形色色的社会庸医,他们想用各种万应灵丹和各种补缀办法来消除社会弊病而毫不伤及资本和利润。这两种人都是站在工人运动以外,宁愿向“有教养的”阶级寻求支持。至于当时确信单纯政治变革还不够而要求根本改造社会的那一部分工人,则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这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的、只是出于本能的、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但它已经强大到足以形成两种空想的共产主义体系:在法国有卡贝的“伊加利亚”共产主义,在德国有魏特林的共产主义。在1847年,社会主义意味着资产阶级的运动,共产主义则意味着工人的运动。当时,社会主义,至少在大陆上,是上流社会的,而共产主义却恰恰相反。既然我们当时已经十分坚决认定“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刻也不怀疑究竟应该在这两个名称中间选定哪一个名称。而且后来我们也根本没有想到要把这个名称抛弃。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当42年前我们在巴黎革命即无产阶级带着自己的要求参加的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向世界上发出这个号召时,响应者还是寥寥无几。可是,1864年9月28日,大多数西欧国家中的无产者已经联合成为流芳百世的国际工人协会了。固然,国际本身只存在了9年,但它所创立的全世界无产者永久的联合依然存在,并且比任何时候更加强固,而今天这个日子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今天我写这个序言的时候,欧美无产阶级正在检阅自己第一次动员起来的战斗力量,他们动员起来,组成一支大军,在一个旗帜下,为了一个最近的目的,即早已由国际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宣布、后来又由1889年巴黎工人代表大会再度宣布的在法律上确立八小时正常工作日。今天的情景定会使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看到:全世界的无产者现在已经真正联合起来了。

如果马克思今天还能同我站在一起亲眼看见这种情景,那该多好呵!

弗·恩格斯

1890年5月1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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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2年波兰文版序言

从目前已有必要出版《共产党宣言》波兰文新版本这一事实,可以引起许多联想。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近来《宣言》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测量欧洲大陆大工业发展的一种尺度。某一国家的大工业越发展,该国工人想要弄清他们作为工人阶级在有产阶级面前所处地位的愿望也就愈强烈,工人中间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就越扩大,对《宣言》的需求也就越增长。这样,根据《宣言》用某国文字发行的份数,不仅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工人运动的状况,而且可以相当准确地判断该国大工业发展的程度。

因此,《宣言》波兰文新版本, 标志着波兰工业的重大发展。 而且从10年前上一版问世以来确实已有这种发展,这是丝毫不容置疑的。俄罗斯的波兰,会议桌上的波兰,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巨大的工业区。俄国大工业分散于各处,一部分在芬兰湾沿岸,一部分在中央区(莫斯科和弗拉基米尔),一部分在黑海和亚速海沿岸,还有一些分散在其他地方;波兰工业则集中于一个比较狭小的地区,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益处和害处,它都感受到了。这种益处是竞争对手俄国工厂主所承认的,他们虽然拚命想把波兰人变成俄罗斯人,同时却要求实行对付波兰的保护关税。至于这种害处,即对波兰工厂主和俄国政府的害处,则表现为社会主义思想在波兰工人中间的迅速传播和对《宣言》的需求的日益增长。

但是,波兰工业的迅速发展(它已经超过了俄国工业),又是波兰人民拥有强大生命力的新的证明,是波兰人民即将达到民族复兴的新的保证。而一个独立强盛的波兰的复兴是一件不仅关系到波兰人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的事情。欧洲各民族的真诚的国际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都在自己家里完全自主的时候才能实现。1848年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旗帜下使无产阶级战士归根到底只是做了资产阶级的工作,这次革命也通过自己的遗嘱执行人路易·波拿巴和俾斯麦实现了意大利、德国和匈牙利的独立。至于波兰,虽然它从1792年以来对革命所作的贡献比这三个国家所作的全部贡献还要大,可是它于1863年在十倍于自己的俄国优势下失败的时候,却被抛弃不管了。波兰贵族既没有能够保持住波兰独立,也没有能够重新争得波兰独立;在资产阶级看来,波兰独立在今天至少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然而这种独立却是实现欧洲各民族和谐的合作所必需的。这种独立只有年轻的波兰无产阶级才能争得,而且在波兰无产阶级手里会很好地保持住。因为欧洲所有其余各国工人都像波兰工人本身一样需要波兰的独立。

弗·恩格斯

1892年2月10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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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3年意大利文版序言

致意大利读者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可以说正好碰上了1848年3月18日这个日子,碰上米兰和柏林发生革命,这是两个民族的武装起义,其中一个处于欧洲大陆中心,另一个处于地中海各国中心;这两个民族在此以前都由于分裂和内部纷争而被削弱并因而遭到外族的统治。意大利受奥皇支配,而德国则受到俄国沙皇那种虽然不那么直接、但是同样可以感觉得到的压迫。1848年3月18日的结果使意大利和德国免除了这种耻辱;如果说,这两个伟大民族在1848-1871年期间得到复兴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重新获得独立,那么,这是因为,正如马克思所说,那些镇压1848年革命的人违反自己的意志充当了这次革命的遗嘱执行人。

这次革命到处都是由工人阶级干的:构筑街垒和流血牺牲的都是工人阶级,只有巴黎工人在推翻政府的同时也抱有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明确意图。但是,虽然他们已经认识到他们这个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对抗,然而无论法国经济的进展或法国工人群众的精神的发展,都还没有达到可能实现社会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实最终必然被资本家阶级拿去。在其他国家,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工人从一开始就只限于帮助资产阶级取得政权。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离开民族独立是不行的。因此,1848年革命必然给那些直到当时还没有统一和独立的那些民族—-意大利、德国、匈牙利—-带来统一和独立。现在轮到波兰了。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虽然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毕竟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了道路,为这个革命准备了基础。最近45年以来,资产阶级制度由于在各国引起了大工业的飞速发展,到处造成了人数众多的、紧密团结的、强大的无产阶级;这样它就产生了—-正如《宣言》所说—-它自身的掘墓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试想想看,在1848年以前的政治条件下,哪能有意大利工人、匈牙利工人、德意志工人、波兰工人、俄罗斯工人的共同国际行动!

可见,1848年的战斗并不是白白进行的。从这次革命时期起直到今日的这四十五年,也不是白白过去的。这次革命时期的果实已开始成熟,而我的唯一愿望是这个意大利文译本的出版能成为意大利无产阶级胜利的预兆,如同《宣言》原文的出版成了国际革命的预兆一样。

《宣言》十分公正地评价了资本主义在先前所起过的革命作用。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现在也如1300年那样,新的历史纪元正在到来。意大利是否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但丁来宣告这个无产阶级新纪元的诞生呢?

弗·恩格斯

1893年2月1日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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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弗拉芒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进展。它在封建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且是大君主国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而且已经被炸毁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越来越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使社会失去了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随着资产阶级即资本的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像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的一切变化、市场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不仅如此,机器越推广,分工越细致,劳动量也就越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越是公开地把营利宣布为自己的最终目的,它就越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越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越发达,男工也就越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小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不值钱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时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越来越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越来越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越来越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单个工人和单个资产者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为可能发生的反抗准备食品。有些地方,斗争爆发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联合,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就是一个例子。

旧社会内部的所有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反对贵族:后来反对同工业进步有利害冲突的那部分资产阶级;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的整批成员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在一些地方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废除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废除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至今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勉强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地位,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越来越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废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的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运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活着,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活着的时候才能活着。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买卖也就会消失。关于自由买卖的言论,也象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我们要消灭私有制,你们就惊慌起来。但是,在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的时候起,你们说,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资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 也被扩及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阶级的所有制的终止在资产者看来是生产本身的终止一样,阶级的教育的终止在他们看来就等于一切教育的终止。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利己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利己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你们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派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立在资本上面,建立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只是在资产阶级那里才以充分发展的形式存在着,而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则是它的补充。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你们是责备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吗?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越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越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商品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越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向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是把自己的妻子看作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使妇女不再处于单纯生产工具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卖淫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蔽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还是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

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名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18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

“但是”,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归结为什么呢?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

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也就是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征收高额累进税。

3.废除继承权。

4.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按照总的计划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

10.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当阶级差别在发展进程中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1830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去写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和“青年英国”,都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词,屈尊拾取金苹果,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勉强生存着。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不仅对法国而且对英国来说都是这类著作家的首领。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透彻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实际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

(丙)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美文学家,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18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信仰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僧侣们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对世俗的法国文献采取相反的作法。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法国人对货币关系的批判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在法国人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批判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扬弃”,等等。

这种在法国人的论述下面塞进自己哲学词句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现在渐渐失去了它的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专制王朝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越来越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么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16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夸夸其谈的代言人。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发展到最后,就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

2.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式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瓦解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财政管理。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以及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本身中的瓦解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社会的活动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织成为阶级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乡对立,消灭家庭,消灭私人营利,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阶级斗争越发展和越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越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楼阁,他们就不得不呼吁资产阶级发善心和慷慨解囊。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同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关系,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同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的关系。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承袭下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派,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专制君主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调。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几天多次听说sourceforge不能访问了的事情,太忙没多去注意。中午抽空看看,果然! 伟大的长城再次抵挡住了Sourceforge的技术侵略!

两年前,由于sourceforge上的freenet项目(他们居然用技术手段试图让任何人可以访问任何站点! 太反动了!)的耀武扬威, 在“老大哥”的光辉设计下的,我们初出茅庐的防火长城真正向西方列强世界显示了一下我们自主技术的实力,sourceforge在长城以内瘫痪了半年之久!

Google这个从头到尾流淌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也被我们一举挡在长城外十天半月,现在我们让他们在我们的严密监视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做贡献。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sourceforge是一个超级反动的场所,这些资本主义社会里衣食无忧的家伙们,居然把自己的源代码全部共享出来,让很多在资本家压迫下的劳动人民的辛勤工作显得没有了意义,严重危害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更加让我们的发明了“红旗linux”, “女娲OS”等充满民族智慧的无产劳动者的集体利益和伟大形象蒙受了巨大损失! 这样的sourceforge完全是一种技术侵略,他们打着“自由软件”的旗号,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体现, 他们的“开发源码”无疑和“性解放”一样属于资本主义肮脏的思想。 这样的站点不封,不足以平民愤; 不过滤,不足以体现我们国家自主版权linux软件专家们的技术水平!

最近海外自由势力日益猖獗, FreeBSD也是一个打着自由旗号,严重破坏我国自主版权防火墙、路由器事业的另外一个技术侵略者,所以前些时候,防火长城把freebsd.org一举挡在长城以外!

另外一个被成功隔离的是wikipedia, wikipedia.org宣传大量的没有被审批的所谓“百科全书”, 没有经过“有关部门”审批、审查、批准的东西怎么能叫做“知识”和“百科”呢?! 这样的东西纯粹是垃圾,是具有高度危险性和煽动性的内容,会破坏我们思想的纯洁性, 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消灭在长城以外!

我们的防火长城完全是一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超级计算机网络系统, 其技术和部署属于高度机密, 但可以透露的是, 我们所有的技术全部是民族自主产权的,比如操作系统可能是用我们自己发明的linux,或者自己的bsd内核的,我们的网络部分当然也是民族工业的…(谁说CISCO, Juniper, Intel是国外的公司,他们都在中国设厂,我们中国人在里面工作,当然这些都市我们民族工业! )总之,这一切都是自主的,充分说明了,我们根本不需要资本主义的开放源码的洋垃圾, 我们也能做出自己的“芯”(居然有人恶毒攻击我们的龙芯是摩托的…所以防火长城已经屏蔽了这个词汇),自己的网络,自己的linux(再次声明,linux是我们自主研发的民族操作系统,我们有全部的源代码为证!不过这个代码是机密不能给你看!), 自己的长城!

伟大的防火长城一定会在工人“老大哥”们的指引下不断地加固延续,直到遍布Internet的每一个IDC, 甚至IP!

1948年有个英国家伙在小说中预言在1984年会出现一种“电幕”的防火的东西,不过技术没有小说中设想如此先进,在资本主义的国家也没有实现。 但在2004年,我们自己的防火长城已经横空出世保护了十几亿人不受腐蚀! 我们要不断怀着国际主义理想,在未来我们防火长城要防遍全人类,把长城外的人民从水深火热的自由化腐蚀中解放出来。

万里长城永不倒! 伟大的长城再次抵挡住了Sourceforge的技术侵略!

  1、为钱走四方;
  2、金钱是犹太人的世俗上帝;
  3、能赚钱的智慧才是真智慧;
  4、瞄准嘴巴;
  5、瞄准女人;
  6、78:22法则;
  7、要赚钱而不是攒钱;
  8、堂堂正正的精明;
  9、在逆境中发财;
  10、一次机会两头赢利;
  11、惜时如金;
  12、靠信息抢占商机;
  13、契约是与上帝的约定;
  14、交易要讲道理;
  15、生意就是生意。

  这十五条中大都不喻自明,其中第六条78:22法则费解一点,意思是万事有度,经商也有一定的规律,心不能太凶。这十五条法则用之温州人身上一点也不错。

PS犹太人认为:世界上普通人占78%,富人占22%;普通人占有财富的22%,富人则占据财富的78%,因此他们的经商原则是只做22%的富人生意。78/22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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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8”是犹太人经商观念中富人与穷人的比例,“与富人做生意,才能赚大钱”是犹太商法“22∶78”的一条原则,请看犹太人在商战中如何运用此原则, “富人”与“穷人”的另一个含意,是指某一购买行为所需资金占购买者所有资产的比例,比例大时,购买者表现出“富人”的消费行为;反之,则表现出“穷入”的消费行为。我们常常听人们说:“美国的金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为什么占世界总人口很小比例的犹太人会如此富有呢?从历史上采看,犹太民族是曾经没有自己的国家、到处流浪并受到歧视和虐待的民族。几千年的流浪生活,犹太人仍然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尤其是二次大战期间德国纳粹对犹大人的残酷迫害,也没有使犹太人灭绝,反倒使犹太人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民族。这是与他们贯彻 “22∶78”经商法则密不可分的。 我们知道,在自然界的空气成分中,与我们人类和动植物的生命息息相关的氧气与氮气的比例大约是 22∶78。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里,除了水以外其它物质的重量,与水的重量之比大约是 22∶78。在一个正方形里,其内切圆除去后剩下四个角的面积总和,与其内切圆面积之比大约是22∶78。 22%十78%=1,可见, 22∶78是大自然客观的神奇的大法则,它规定着自然界某些恒定的成分。

聪明的犹太人把这神奇的数字比例 22∶78,运用到富人与普通人(包括穷人)的比例之中。他们认为:在整个人类当中,富人与普通人的数量比例也大约是 22∶78,而富人总共拥有的财富,与普通人总共拥有财富之比正好颠倒过来一一大约是78∶22。因此,无论是生产还是做生意要想多赚钱,就要和富人打交道,要了解他们需要什么,对什么产品感兴趣,然后根据他们的需要决定生产什么,这样才能赚大钱。这就是犹太人从几千年的生存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经商法则—“22∶78”法则。

现实生活中有太多的例子可以证明这一法则:生产和经营汽车的企业要比生产和经营自行车的企业赚钱多,这是因为买汽车的人是富人,即 22%的人;而买自行车的人是普通人,即78%的人。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比公共汽车司机多,这是因为坐出租车的人比坐公共汽车的人有钱。卖珠宝首饰的商店比卖普通服饰的人富有。

所以,从事以富有为服务对象的行业,生产经营富人需求的产品,做购自 78%的穷人的产品而售22%的富人生产,是最容易赚钱的,再考虑到“22∶78”这一神奇数字比例,笔者因此建议:企业的利润不好,应及早转产其它较赚钱的产品 或使现有产品高档化。因此,在择业时不一定要选择自己最熟悉的行业,但要争取选择收入和利润最好的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