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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魏城
2005年12月12日 星期一
  
  
我的隔壁邻居是一个地道的英国白人,最近,我去他家做客,谈笑间,他兴致勃勃向我展示他新买的一台“物美价廉”的DVD播放机,我走过去一看,播放机上赫然写着 “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字样。

如今,“中国制造”的日用品和家用电器已经深入许多英国家庭。中国货便宜,在英国大概已经尽人皆知,但普通英国人不知道的是,有些中国货在英国的卖价比其原产地还便宜。

我自己就有一段亲身体验:上次我去中国探亲,买了一双降价的“国产” 名牌皮鞋,兴冲冲地穿回英国,以为占了便宜,不料后来在伦敦一家鞋店却看到同一个牌子的中国皮鞋,正价卖的价格,即使折合成人民币,也比那双在中国买的鞋便宜。

当时,我以为这仅仅是我的一次不典型的经历:可能我在中国时被花言巧语的售货员所骗──本来是超价推销,却说成是降价甩卖。但后来我与住在英国的华裔朋友们聊起此事,他们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甚至总结出一套“购物要诀”:要买西方货,不能去中国买;要买中国货,也不能去中国买。

贱卖贵买

“要买西方货,不能去中国买” ──这很好理解:西方的出口商、中国的进口商、批发商、零售商、甚至海关,都要在产品上层层加价;但“要买中国货,也不能去中国买” ──这就很费解了:如果中国产品在国内出售的利润比国外还高,那为什么还要出口?

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中国商业记者撰写的报道,让我多少明白一点儿其中的“道道儿”。

这篇报道引述一位中国服装鞋帽业出口商的话说,一双做工精致的中国造真皮皮鞋,出口价格才4美元,“外商非常惊讶,简直不能相信。”

为什么这么便宜?该报道认为,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出口商之间的过度竞争、相互压价。他卖10美元,你卖8美元,我就卖5美元,这样“血拼”价格的结果甚至是“赔钱出口”。该报道称,目前中国不少商品的出口价格已经接近成本,有的甚至低于成本。

既然赔钱,为何还出口?该报道引述一些出口企业老板的话说:“卖到国外市场,虽然价格低,但可能很快地拿到钱,总能赚一些;但如果我们卖到国内市场,可能很长时间都见不到钱。见不到钱,厂子就无法运转了。”

我有一个好友在中国某出口大省的外经委工作,为写这篇文章,我与他通过一次电话。他也证实:“拿快钱”确实是许多出口企业“赔钱出口”的主要动力,但他又补充说,中国许多地方的政府外经外贸部门,为强调自己促进对外出口的“政绩”,也在鼓励出口企业的这种“赔钱出口”的做法。

中国一方面在“赔钱出口”,另一方面却在“舍命进口”:中国进口的外国产品贵得离谱,远远超过了中间环节应有的“层层加价”。

我还记得,去年年底我从北京去上海办事,临行忘带了我在英国买的飞利浦牌电动剃须刀,但我走遍南京路,看到的飞利浦牌电动剃须刀,没有低于1000元人民币的,而我在英国买的飞利浦电动剃须刀,只有12英镑,折合成人民币也不过180元。幸好我在上海逗留时间不长,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蓄须,回到北京后才对满脸胡须发动了一次“总攻击”。

那篇中国商业记者写的报道也说:“与出口商品价格低廉相比,中国的进口商品却都是价格高昂。无论是手表、珠宝、成衣、鞋类、文具、食品等日常消费品,还是铁矿石等能源类产品,其进口价格都在不断攀升。一双出口皮鞋卖价为4美元,而一双进口皮鞋卖价却高达千元。”

中国商务部进出口公平贸易局副局长李成钢生动地概括了他所说的中国“粗放式外贸”的状况──

“按照今年的贸易额,中国无疑是全球第三大贸易国,但中国企业在进出口贸易中缺乏话语权,其结果就是‘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

“粗放式外贸”

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的安排:今年12月11日,是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四周年纪念日;而相距仅仅两天,也就是12月13日,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谈就要在香港拉开序幕;再过一天,即12月14日,首届东亚峰会也将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

本星期大概是全球贸易史、地区贸易史与中国外贸史上非常繁忙、也十分重要的一周,但与此同时,中国却陷入了对其经济发展模式和外贸模式的深刻反思之中。

中国“入世”四年,其外贸依存度也逐年提升: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中国正式“入世”的那一年(2001年),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即外贸依存度)为44%;2004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为69.6%;今年上半年中国外贸依存度为77.5%;而今年10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外贸依存度已进一步提升到80%。

许多中国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发出了危险的信号,中国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下去,必须改变这种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局面,形成内向型经济主导的格局。

而谈到“买啥啥贵、卖啥啥便宜” 的“粗放式外贸”时,李成钢也说,尽管中国今年的贸易总额预计将达到1.4万亿美元,但贸易大国远非贸易强国。他说,所谓的“粗放式外贸”就是主要依赖于低人力成本竞争,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营销网络,在国际价值链中仍处于低端。

而中国的这种“贱卖贵买”的进出口模式,注定是一种难以长期为继的发展模式:中国低劳力成本带来的出口优势不仅在国外频频受到反倾销调查和保护主义反弹,在国内也承受着出口企业不景气和某些出口企业密集地区“民工荒”的沉重压力。

更重要的是,在这种降价“血拼”的出口模式中,不仅中国企业一方面做着“亏本生意”,另一方面却背负着“对外倾销”的骂名,而且人数众多的中国“打工者”也一方面肩负着“世界工厂”订单激增的沉重劳力负担,另一方面却没有因此享受全球贸易迅速繁荣的经济利益。

12月9日,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自4年前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减贫进展一直停滞不前,预计在2001至2007年间,将有逾四分之三的农村家庭实际收入减少。

这份报告表示,随着大量中国农业人口和国有企业下岗工人在城市里争抢工作岗位,从而打压了工资,中国正成为世界的血汗工厂。

该报告称,中国“入世”后的赢家其实还是早期经济改革的获益者:私营企业家和白领工人,而输家则是蓝领工人、农民和无一技之长的办公室员工。报告这样写道:“那些为全球消费者提供从T恤衫到DVD播放机等产品的人,常常每周要工作60至70小时,挤在每间8至16人的集体宿舍里,每月收入还不到44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如果出工伤,他们面临的唯一前景就是失业。”

早些时候,香港乐施会也表示,享受补贴的廉价美国棉花的涌入阻碍了中国棉花产业的成长。该组织估计,每年价值约30亿美元的美国棉花补贴使中国今年损失了2.08亿美元的收入,并因此丧失了72万个棉花产业的职位。

香港乐施会提供的数字构成了一幅颇具讽刺意味的画面: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从美国进口棉花数量在4年内飙升了21倍,挤压了中国本土的棉花生产,而中国纺织品出口量猛增──其中一些是用进口美国棉花制造的──却导致美欧对中国服装进口实施了临时性限制措施。

中国《南方都市报》回顾中国“入世”四周年的一句话,可能概括了中国那些原来全身心拥抱自由贸易的“自由派人士”的惶惑:“四年以来,原来我们担心的弱势产业不堪一击的情况并未出现;但我们所憧憬的自由竞争、自由交易的经济世界也没有如期而至。”

  “为什么不送我鳄鱼呢?”当我把一尊琉璃作品——中国龙送到他手上的时候,乔治·索罗斯笑着问。在场的人都笑了。

  在英语的习惯用法里,鳄鱼是个“狡猾可爱”的动物,索罗斯因此对这个称谓颇有些“感 冒”。我连忙告诉他,按中国的习俗,他属马,有个成语是“龙马精神”,送他一条龙,希望他永远都精精神神的。

  后来听他的助手说,回美国的时候,索罗斯把很多礼物都留了下来,但带走了这条龙,也许是想借古老中国的祥瑞之气吧,因为这位75岁的大鳄,显然远未收山。

  家里被偷怪门没锁好

  采访前看过关于索罗斯的很多资料和书籍,被援引最多的形象大都额头微蹙,架一副深色眼镜,笑颜中带着一丝挑衅和不屑,典型的资本市场里的坏孩子形象。可此时的老索(他的随行人员习惯这样称呼)看起来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很难联想到他曾经如此放浪、狠辣地出手。是的,在他进门的霎那,我甚至想起了“慈祥”这两个字,后来一直在隔壁演播室的同事居然告诉我,从镜头里看他红扑扑的脸像个可爱的大南瓜。

  采访过程中,老索大多数时间一直温和地笑着,他耳朵不太好,但听得很认真。语速出乎意料地慢,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蹦着,思维却异乎寻常的敏锐有序。

  他的记性好,几十年前的事娓娓道来,谈他的父亲,那个从西伯利亚战俘营里逃出来的聪明而有原则的青年,他一生的偶像,教会了他如何在非常的环境下不按牌理出牌,教会他如何应对风险。在乔治·索罗斯拿着父亲伪造的身份证,以杰诺斯·吉斯为假名在纳粹的封锁线里穿行的时候,他说那种刺激、危险和快乐远远超过了他后来六十年中的所有“战役”。他甚至笑称他的“第一桶金”正是来自于他十三、四岁时身上绑着的黄金和外汇。

  最成功的一役自然是狙击英镑,而最满意的却是一些不为人知但更有趣的交易,最失败的则是对俄罗斯电信公司的投资。

  索罗斯至今仍介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他充当了“替罪羊”,因为“指责别人永远都是那么简单”,实际上他的布局早在六个月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他是市场的守法经营户,只不过看到了市场的扭曲,给了zf一个教训,家里被偷只能怪你家门没关好。

  中国房产挺不过三年

  索罗斯说到这些的时候,显得自信而执拗,表情略微严肃起来,从他高而尖的鼻子和灰色的眼睛中流露出一股戾气,像鹰。

  “发现自己犯了错怎么办?”我问。“抛售、退出”。的确,经过了少年时代的生死考验,索罗斯懂得:活着,是底线。他通常会很快地做决定,然后用很长时间去验证。他总结为“先投资,再决策。”

  “背痛的时候就会卖出,是吗?”我想起了这个江湖传言,有点坏笑地问他。老索笑了起来,“直觉是判断的一种形式,我在不停地思考和感觉的时候,有时会觉得出错了,却不知道错在哪里,于是会紧张,紧张导致背痛。智力与思想是身体的一部分,所以背痛是我进行判断的信息依据。”

  谁都看得出来,老索对中国市场的渴望,“现在,我很感兴趣,更想参与了。”“中国应立即着手的是建立全国性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人们知道没必要存那么多钱。”

  老索认为,美国的房地产泡沫一两年内会破裂,中国也挺不过三年,说这些的时候,他犹疑了一下,其实他的原话应该是:“中国,在未来一年……两年……最多三年……”而当美国消费者无力负担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全球经济衰退,中国必须用本国市场代替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以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应该改善目前中国股市的扭曲现象,在保证控股权的同时给管理层更多的激励,使市场更活跃,更开放——索罗斯仍然认为中国的股市充满了潜力。

  在大海里游泳都嫌挤

  “人民币是高估还是低估呢?”对于这个频频在外汇市场上得手的大鳄这是个必问的问题,尽管回答在意料之中,“我不能回答,因为这会对市场有影响。”老索固执、严肃地说。随即他又笑了,“你不是知道我的反射理论吗?我相信中国zf会有英明的决策。”

  “谈谈您的投资哲学吧!”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在他晦涩的《金融炼金术》、荣枯相生理论、反射理论之外,听到更生动的解释。结果……“最简单的是,了解自己的错误,研究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我差点晕了。

  于是他进一步解释“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们对事物的了解总是有偏差,我们不能够了解现象,你可以接近,却永远无法揭开他。”又是反射理论。我知道只能到此为止了,索罗斯一直希望成为也希望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哲学家,哲学指导着他的投资、理想、人生,他给的答案就是他的哲学。

  刚刚经过前一天十几个小时飞行,在将近一个半小时的采访里,索罗斯没有任何疲态,精神好得令人诧异。他说,这是他在中国接受的最好也是最完整的采访,我知道那是因为可供比较的原本就太少。

  想起他的中国助理曾经告诉过我,知道老索怎么玩吗?穿上滑雪服,带两个保镖,全身装满卫星定位器和手机,任直升飞机把他们空投到白雪茫茫的山顶,然后一直滑到山脚,再到赤道附近的小岛上去晒太阳;最喜欢在大海里游泳,还老嫌别人离他太近,不给他自由。

  在北京的四天,他仍然每天都要游泳,我相信大海始终在他的心里。

GDP——准确的译法应是“鸡的屁”。

拆迁——政府、利益集团“一阵子”和老百姓“一辈子”的冲突。

城市化——让农民到城里做二等公民,把贫困向城市转移的解决“三农”问题之途。

持证上岗——屁事都要认证的制度。

改制——巧取豪夺的游戏规则,如郎咸平所说“干着干着就是他的了”。

高薪养廉——合法腐败的代名词

教育产业化——好歹把大学搞成了养鸡场。

买断工龄——当年赎买资产阶级,而今贱卖工人阶级。

末位淘汰——让员工互相死掐的章程,没听说哪一级领导班子也实行这办法。

申遗——对多数城市和景区来说,申遗就是梦遗。

  第一次失业浪潮是七十年代末的知青回城,第二次失业浪潮是九十年代末的国企职工下岗,这两次失业浪潮恰逢国民经济正处于调整上升期和高速发展期,再加上国家政策的特别倾斜照顾,其负面影响被压到了最低。

  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失业浪潮的主角是民工和大学生,如果以民工的打工生涯十年至十五年为周期,第一批民工早就失业了,现在都是第二、第三批了。但因为他们根在老家有房有地,离开了工厂也还有田可耕。他们像候鸟一样一批批消失在城镇的上空,倒也无牵无挂。

  在追逐利润的教育产业化政策指引下的无计划无节制的高校扩招,使大学生从天之骄子变为落地乌鸡,刚毕业就失业已不是个别现象,近几年累计的失业大学据称已有上百万人。新闻联播报导现今16岁至29岁的青年人,十一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失业率高达9%。但由于他们大部分是独生子女也无负担,还有年轻力壮的资本,父母也还有能力抚养,啃老一族也就得过且过了。

  即将来临的第四次失业浪潮的主角将是白领阶层(白领一词是舶来品,何谓白领由大家见仁见智,笔者难作准确定义)。谁都不愿相信,但将是残酷的现实。这次浪潮涉及面广危害程度大,大家要小心啊!

  白领一般都受过高等教育,1995年以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上都进了吃皇粮的单位。现在在私营单位打工的白领基本上是1995年以后毕业的大学生和从皇粮单位出来的专业技术人员(以追求事业有成的自愿者和国企下岗的被迫者为主体)。他们的现今年龄阶段上限在四十左右,最主要的年龄层在三十左右。

  这意味着老白领基本上是1962年左右出生,而1962至1982是中国出生人口最为庞大的二十年婴儿潮,1982年7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间进行的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大陆人口共1,008,175,288人中,同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64年7月1日零时的694,581,759人相比,18年间共增加313,593,529人,增长45.1%,平均每年增加17,421,863人。加上同期的死亡人数,保守估计二十年内应出生了约四亿五千多万人。这批人现全部进入了就业期,就业压力和挤压举世罕见,可谓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特别是1998年高校扩招后,2002年后大学生潮汹涌而至。因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大学生潮直扑沿海地区。体力民工潮刚刚消退,脑力民工潮又再兴起,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老板们,你们真是幸福啊!

  没有几个国家会把四十多岁的人列为被淘汰的对象,但中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加上经济自由化的体制再加上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相信几年后没有几个老板面对绝对过剩的质优价廉年富力强的脑力民工,还会大发慈悲为45岁乃至40岁以上的普通白领留住饭碗。看看现今的招聘广告大部分都特别注明限求职者年龄在40或35岁以下,届时唯有感慨“既生瑜,何生亮”、“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了。

  现今的大部分白领,成长在计划经济提供的低成本读书时代,毕业后又享受着自由经济的大餐,当他们以优越的眼神俯视同龄的民工兄弟和以庆幸的心情看着挤爆招聘会的师弟师妹时,有无发觉不经意间屠刀已向你们举了起来。

  现今信心爆棚供楼供车的白领们,十年后向何处去?

  中国的老龄化已不可逆转,2020年后50岁以上的人口将会高达约六亿人(以1970年中国人口总数约八亿人,减去50年间1970年前出生人群的死亡人数约二亿人粗略计算得出),届时将占人口总数的40%以上。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2030年前后,我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预计将增至4亿左右,到2050年我国60岁或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分别达到4.5亿和3.35亿,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老年人。因中国未来的二十年内体力劳动将依然是主要的劳动形式,黄种人相对于白人和黑人较差的体质,尤其是当今大部分私营企业长时间高强度的用工体制对劳动者劳动能力的过度透支,都将使50岁以上乃至更年轻的劳动者不能从事或很难胜任大量的工作岗位,现今“4050”人员就业艰难可为铁证,以50岁而非国际通用的60岁作为老龄化的标准更加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古代提倡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就是尽早补充年轻劳动力来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中国现行将适龄劳动力的年龄跨度定位于16—60岁,基本上是不顾国情的一厢情愿。50岁以后何处去打工,绝对将会是摆在我们许多人面前的沉重的现实。

  独子政策和当代青年的晚婚晚育甚至不育又使未来的劳动力数量锐减,1990年7月进行了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是113368万人,同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982年7月1日零时1 008 175 288人相比,八年间共增加了125 507 213人,增长12.45%,平均每年增加15 688 402人。2000年11月1日进行了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大陆人口共126583万人。同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1990年7月1日0时的113368万人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13215万人,增长11.66%。平均每年增加1279万人。2005年1月6日,我国内地第十三亿个小公民诞生,同2000年11月的126583万人相比,四年零三个月共增加了341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804万人。。二十三年间净增人口约三亿人,加上同期死亡人数,出生人口约为四亿人,有专家预测至2040年左右中国人口将零增长,2003年广东等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不过是青壮年人口开始大规模减少的前奏。但如果中国为未来储备劳动力而在现今放松计划生育政策,因为现今处于生育年龄的中青年夫妇大部分没有铁饭碗,四五十岁以后都面临失业的风险,一旦现今允许生育多胎,不仅将马上拉低现今的生活水平,将来也基本上是大人没工作小孩没长大,很多家庭将陷入老天所依少无所养的悲惨境地。中国现在放开生育而解决老龄化问题,将会使人口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特别是现今新生儿男女比例的失衡,又注定将产生二十年后的四千万光棍大军,这些光棍将主要集中在农村和贫困地区,而这些人又恰是中国廉价劳动力的源头。他们将来连基本的娶妻生子的可能性都没有,面对如此绝望的人生,他们是成为惹事生非的流氓无产者乃至光棍乱国还是老老实实去工厂打苦工,将会是很大的问题。最近媒体报导的深圳砍手党广州背包党触目惊心的暴力犯罪,以及近几年以村镇为单位的农民结伙流窜犯罪为特征的犯罪专业村镇的不断出现,所折射的部分新生代民工仇恨报复的畸形心态,已经勾画出了成长在城市边缘的第二代民工中的少数人从农民到流民到暴民的演变痕迹。据统计今年全国公安机关仅在打击两抢一偷专项斗争中抓获的犯罪嫌疑人竟高达约44万余人。在当今犯罪越来越地域化组织化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下,从现今的暴力犯罪到将来的聚众暴乱,也许只有一步之遥。一旦没有了温训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应该就要向下了。

  而邻近的越南和印度届时将比中国年轻十至十五岁,世界范围内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也许将不可避免。从欧美转移到日本又转移到韩国东南亚又转移到中国,我们有能力保住这世界加工厂的头衔吗?我们引以为荣的世界产量第一的服装玩具家电等,核心技术和品牌又有多少攥在自己的手中?特别是美国日本及中国台湾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制衡中国,近几年大力扶持、投资印度越南等新兴市场,更使产业转移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04年中国向欧盟出口自行车约200万辆越南是约150万辆,05年欧盟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纺织品设限并需延续至08年,大量订单和投资已转向其他国家,欧盟将于06年实行的近乎苛刻的机电产品环保标准,又将大幅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欧美制定的SA8000国际劳工保障标准虽然客观上有利于提高中国民工的待遇,但也直接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独步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局面最多再维持十至十五年。

  最近启动的事业单位改革,也许又将使上百万专业技术人员下岗。曾经代表着美好前程的学历文凭职称,在资本和利益的面前不堪一击斯文扫地。失业已不再是体力民工和文盲的专利。现今有些企业已开出了月薪五百元招用应届大学本科毕业生,简直就是比体力民工都不如了。

  十至十五年后沿海地区耗尽了二十年婴儿潮的人口红利,将要为他们支付巨额的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金,05年10月22日南方都市报报道: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按照目前的制度模式,2001年至2075年间,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收支缺口将高达9.15万亿元。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现今富得钱花不完的沿海地区财政收支将日趋紧张。现今大把花钱的新生代高消费零储蓄透支未来的生活习惯,将导致现今40%以上的高储蓄率直线下跌(这一点在日本和韩国已得到验证),建立在高储蓄率基础上的依靠大量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将难以为继(现今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金额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40%左右,远高于其他国家)。现今横扫全球的中国制造全球消费的加工出口型经济模式(外贸依存度05年1–8月竞高达80%左右)也很难永葆青春和辉煌,更关键的是大部分的进出口金额和高新技术产品都是由三资企业完成,广东2005年1–7月份进出口总值是二千多亿美元,其中三资企业是1400多亿,民营企业是200多亿。如果外资因各种原因大举撤离,中国经济尤其是沿海地区将马上倒退。明白这一点,三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艰难和被人为压低的劳动力价格等问题也就不言自明了。过低的劳动力价格、日趋严重的贫富分化和社会保障的缺失等因素,使十几亿人口的国内消费需求却成为不了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国内消费总额只占到GDP的55%,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5%左右。人口逐渐老化导致消费力下降更将使消费不断萎缩。对内靠投资对外靠出口,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二大发动机将很难像现在这样活力四射、热情澎湃。

  近几年火爆的房地产业使中国的城市报上了华丽的外衣,直观又直接地刺激了许多人对未来近乎膨胀的信心,但岁月不饶人,十至十五年后现今大批年近六旬拥有住房的老人过世所遗留的住宅将大量空置,因这批老人很多都受惠于计划经济的福利分房政策,基本上是人手一套,所遗留的房屋数量将十分庞大,如他们的孙子辈不嫌弃住旧房子,将会很幸福地不用似现今的青年人辛苦供房而有大把现房可住。股市的低迷、国家对外汇黄金市场的管制、超低的银行存款利率,使得房地产成为普通百姓投资保值的近乎唯一选择,据05年11月统计广州每百户居民拥有的房产是119套。但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和各种管制措施的逐步解除,相信不会太久就会有大量资金从房地产市场抽身而出而投资于其他领域,正如前几年大量资金从股市中流出一样。特别是国家将开征物业税,房产所有人不论有无收益都必须交税,拥有多处房产的收租婆或投资者也许抓住的不是香饽饽而是烫手的山芋了。九十年代大量涌入沿海地区的失业白领将被迫抛售住房回流内地带走大量资金,这和现今的体力民工回流截然不同,当然也有很多人不会回流而靠失业金艰难度日。05年9月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达1.08亿平方米,按如此速度再累积十年将会是天文数字。近几年过热的房地产市场已超前消费了大量的未来需求,全国银行发放的个人房贷金额近三万亿元,背负几十万房屋按揭借款的“负翁”满大街都是,据称中国某些大城市居民的平均负债率已超过美国。如果因各种原因而出现业主大规模断供的局面,银行将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国家将被迫发行大量纸币来填补银行的坏帐,由此将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乃至金融危机。在追求片面政绩的有关部门和追逐暴利的房产商的联手操纵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到底还有多少理性和诚信!建立在几亿超廉价劳动力基础上的经济发展真的能长久维持房产不败的神话吗?

  绝对不能!香港的房产都可以跌掉大半,变何况若大一个中国大陆。随着青壮年人口的不断减少、各种有利于房地产市场的特殊条件和因素的消失、以及经济由高速发展转为平稳增长,供给过剩需求萎缩房地产价格将直线下跌(按收入比计算当今中国的房价是世界最高,有什么理由再高十五年),这种下跌既可能是绝对值的减少,正如现今上海房价的下跌,也可能是相对价值的贬值,也许现今需耗尽毕生积蓄的房产将来用十年积蓄就能买断。沿海地区现今下金蛋的房地产业将一蹶不振(现今很多倾三代人积蓄买房并负债累累的新新人类,你们将要肩负上要赡养四个老人下要抚养一二个小孩中间还要养活自己的重担,一旦房产缩水或遭遇经济危机天灾人祸,你们将何以生存!),大量下层工作岗位将减少,沿海和内地的下层民众的经济差距和收入将缩小,内地体力民工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将无利可图(广东的民工平均工资十年内名义上涨68元实际大幅下跌可为铁证,如果老板们大幅提高民工工资又将导致成本上升从而丧失竞争力)。交通便利(比如五年后开通武广高速铁路)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和货物周转的方便快捷,应该能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内地转移的促进因素。二十多年来为沿海地区慷慨提供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又提供广阔市场的内陆地区终于快盼来了人员资金回流、产业转移的发展良机!

  广东正大力实施的以汽车钢铁石化为龙头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化产业调整和升级,必然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广东仍然将富有但财富将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日本韩国等都已经走过了这样的道路。但中国人口实在太多了,新兴产业将根本无法容纳如此众多的劳动力,沿海地区的产业升级将必然导致大量的劳动者失去工作,05年上半年深圳就出现了一次民营企业大规模的裁员行动。二十多年来吸纳了大量外来人口的沿海地区将出现严重的人口过剩,现今很多人以为辛苦供了一套房子就能落地生根永享富贵的设想也许只是一个梦想而已。

  内地劳动力在供给上将日益减少,农民就近打工将成为兼业的主流,很多专家学者所宣称的人类历史最大规模的几亿农民进城根本没有可能,其原因第一是国内资源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城市化,现今全国范围内的煤、油、电、水等基本资源全面紧张可为佐证;批错一个人多生几亿人,中国现在的人口规模本就是错误政策所导致的一个难堪的现状,以这样的远远超出环境能源承载能力的人口规模简单套用西方国家至多在一亿多人的人口规模上实施的城市化道路,基本上将会是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第二是这个地球根本不可能消费容纳如此众多民工制造的产品,即使欧盟美国的工人全部失业也满足不了,现今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反倾销被诉国就是证明;第三是中国农村已没有如此众多的富余劳动力,在现有的集体所有承包到户的土地制度下,大规模的农业机械化至少在南方省份很难实行,农业仍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教育滞后技能缺乏收入微薄等原因,现今三十岁以上进城打工的农民由民工转化为定居城市的产业工人或市民几无可能,至40岁或50岁以后仍然要回乡务农或成为城市流民。现今有些数据将七八人甚至十几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的进城务工农民统计为城市化人口,简直就是欺世盗名。截止至2000年11月中国0—14岁的人口为28979万人,对应的农业人口按64%的比例计算约为18546万人,未来十五年内上亿年青农民进城定居或打工在客观上都无可能,否则谁来耕田种粮养活十五亿人!内地城镇的独生子女基本上更加不会成千上万背井离乡到沿海地区打工。建立在大量农民进城定居基础上的城市房地产业将长盛不衰的判断过于乐观。或最多是进城农民贫民化而没有消费能力,现今全国四千多万失业又失地的进城农民贫民化可为铁证,我们需要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吗?

  未经专业培训的体力民工在需求上将很难满足广东等沿海地区产业升级的要求,新生代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和人性的觉醒,也使他们越来越难以接受精神和肉体都备受煎熬的打工生活,现今很多青少年宁愿失业也不愿打工是时代进步的表现,不从根本上改善民工的生存环境,依然强调要民工任劳任怨吃苦耐劳,依然把经济的发展基础建立在劳动者的血肉之躯上,这是可耻的奴隶主的思想和行为,必将被社会进步的巨轮碾个粉碎。供给和需求的同时压缩,必然导致孔雀麻雀大规模东南飞将丧失主客观的基础,现今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民工荒只会愈演愈烈(除非实行圈地运动式的土地私有化政策将农民赶进工厂,但这将无异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中国历代王朝无不因土地国有的均田制而兴土地私有的土地兼并而亡。毛主席说中国的问题就是农民的问题而农民的问题就是土地的问题绝对英明,1947年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确立了土地私有制,到1958年搞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很多农民已经失去土地。笔者哀心盼望现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运动能够取得成功,不要让千百万农民沦为生产线上的奴工),现今很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集中的区域将沦为经济废墟。产业转移加人口老化加劳动力衰减,外资出钱内地出人的低附加值加工出口型广东发展模式还能维持多久?外来人口是本地户籍人口数倍的东莞深圳还能保住现今的繁荣吗?明天的广东还能再养活一亿三千万人吗?

  人口的变化导致国运兴衰在中国古代已有先例。唐朝人口从624年(唐高祖武德元年)的2274万人增加到755年(唐玄宗天宝十四年)的8775万人,期间孕育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清朝人口从1661年(顺治十八年)的8490万增加到1805年(乾隆十六年)的33218万人,期间出现了康乾盛世。但随后唐朝却爆发了安史之乱,清朝开始了百年积弱,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人口总数和年龄结构的变化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如果现今中国的发展模式不能由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粗放型发展转变为节能高效环保的集约型发展,产业结构不能由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转变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国民收入不能由赚点加工费的中国制造转变为获取高利润的中国创造,哪么完全可以断言现在就已是中国发展的顶峰和极限。等到二十年后人口老化资源缺乏生态恶化等危机一并爆发时,养活自己已属不易,怎敢妄想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

  此处不留爷,也许将会处处不留爷。十年前孔雀东南飞十年后西北回,二十年一个轮回,攒下的也许只有一套带不走也不知届时价值几何的房子,这会成为事实吗?

  艰苦奋斗一生,到45岁却可能是房子没供完、小孩没长大、工作没着落,出门坐公车都要心疼那二元钱。

  白领们,二十出头时嫌你没经验老板不要你,四十多岁时嫌你体衰多病老板炒了你,能够卖个好价钱的时光也就是十多年,也没有多少政治地位前途和经济就业保障,和体力民工又有多大区别呢?在资本面前,蓝领白领灰领统统都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工具而己。从白领到脑力民工的转变,不过是资本取得的又一次小小胜利。如果我们还用计划经济的思维陶醉于大城市的户籍“鸟窝”高楼大厦白衬衣,还憧憬凤毛麟角的白手起家的神话会降临在自己头上,那就真应该好好看看《资本论》或中学政治课本了。

  如果我们仍然听任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而无须承担人性道德及社会责任,仍然熟视无睹甚至齐声叫好先富阶层的炒人炒地炒楼炒医炒学,那么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所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里都流着肮脏和罪恶的论断,将是我们很多人的死亡证书。

  我们的爷爷奶奶在翻身做主人的豪迈心情下为我们生产了五六个阿叔阿姨,我们的爸爸妈妈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的氛围下为我们准备了三四个兄弟姊妹,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可现在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利益至上效率第一,人多了就是负担人老了更是累赘。这就是我们七八十年代生人要偿还的上一辈的债,这就是未来中国一个解不开的结。

  有一天,北京城里气温高达40度,在空调房里都感到燥热。中午时分我去了工地,工人仍在露天的阳光下干活。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见到我,仍同以前一样,首先告诉我的就是进度和质量,但今天,我似乎不关心这些问题了。工程进度提前了,我心里却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反而象有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告诉他:“让工人中午多休息一会儿,天太热了。”他告诉我说:“现在不抢在前面,等到冬天来了,工程进度就慢了,质量也无法保证。”我说:“天太热了,如果真是拖了工期,我向客户来解释。如果解释不通,让客户来罚我们。无论如何中午最热的时候,不要再干了。”
  晚上出了办公室,迎面一股热浪扑来。我又去了工地。一部分工人在于活,另一部分工人在工棚里热得没办法睡觉。上千人同一装束,每人穿一条裤衩,在水泥地上,有人在抽烟,有人在打牌,也有人已经睡着了。
  城里人在埋怨下岗,现代城为社会创造了几千个就业机会,但我相信这一堆人里没有一个城里人。在建设一号楼时,现代城工地的噪音影响了城里人的睡眠,我们送去了扰民费,但时不时会有啤酒瓶飞过来,乡下人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建设着现代城。
  这一堆上千的人,清一色的男人,他们有家,他们也和城里人一样需要感情,也需要爱。他们在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几年前,我在负责建设万通新世界广场时,曾拿出自己的工资买了六头猪,让民工改善了一次生活。多年以后,有个知情人告诉我:“大工头吃了瘦肉,小工头吃了肥肉,民工只喝了一点肉汤。”
  又有一天,我陪一位朋友去看二号楼的标准间。看到一位城里人,而且是被城里人捧红了同时也被城里人惯坏了的大明星,坐在椅子上让我们的销售小姐给他套鞋套。我到了销售中心,告诉销售总监:“别把房子卖给这家伙。”看到销售总监困惑的神情,我想他一定在寻思,头儿今天神经是不是错乱了,怎么今天讲的话与以往讲的完全不一样。
  记得1989年上半年中国社会乱哄哄的,深圳大学的一位同学被民工打了,深圳大学的学生开始游行。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上有一段大意如下的话:深圳的今天是这些民工用自己的汗水建成的,试想,深圳如果没有这些民工,深圳将会是怎样的,深圳大学又将是什么模样。
  现代城今天又一座楼封顶了。让我们感谢这些建设者——乡下人。